■余昌民（1970届电机）
方便面史话
学生禁用电炉，这是老规矩。正常上课的年月我们没有谁在宿舍里使用电炉；到了革教育的命、革文化的命、革“革命”的命，不再上课的非正常时期，就不一样了。开始是流窜——开赴各地“串连”、“播火”，随后是蛰伏——心灰意懒打发时光。斗争正无穷期，学业眼见荒芜，晚上也不定时熄灯了，或下围棋，或读禁书，或海阔天空、游骋无缰，起床去饭厅吃早餐——算了吧！
那时候北京刚刚有了方便面，鹅油炸的，一毛二分一块，味道很是不赖。这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我们的懒惰，补救了我们的发育。从床下拖出小小的电炉，烧开一磁缸水，扔进一块面，满室便飘起鹅油的清香¡¡
多量的开水，要用暖瓶（多是走了形的竹壳）下楼去打，急用的就向左邻右舍“借”。有一回兄弟班的邱阿瑞敲门找开水，偏偏我们也没有，阿瑞失望地离去，这时谢方拎起一个暖瓶追出门去，喊住阿瑞向他比划，阿瑞一喜，快步跑回来，只见谢方拔出瓶塞儿，将暖瓶口朝下，故作诚恳地说了一句：“你看，真的没有！”
谢方书读的多，心眼细密，不乏调侃的急智。
万人空巷上运动场去
刚入校，校医院医生用手触触我的腹部，在体检表上写下：脾大，三级体能。这意味着我连体育课都不能上，我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
低沉了一段，我主动要求复查，我只是说我一切都好，医生就把我判回了一级体能。
清华的体育课比中学的体育课有趣得多，就拿冬天的滑冰课来说，让我们这些南方学生过足了瘾；提高课可以选修，我选的是体操；再就是体育课居然还有作业，每星期多少次俯卧撑，多少次引体向上¡¡体育委员在起床铃振响之前会把我们一个个拍醒，给我们测量脉搏，还要监测臂围差的变化。
学校特别强调体育锻炼，提出了毕业后“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雄心勃勃的口号，而皤发红颜的体育教授马约翰就是我们心中的榜样。每天下午四点半全校体育锻炼蔚为风气，这使我们大为受益，泽被终生！
《运动员进行曲》一奏响，所有的活动都要为体育锻炼让路。起初体育委员像赶羊似地把每个人驱下楼去，很快就像刷牙洗脸一样成为了习惯——绝对是意义深远的习惯！东操场、西操场、体育馆、马路上，一时间到处跃动着生命，遍地蒸腾着活力。这样自觉的、普遍的、持久的体育锻炼热潮，我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
我和沈利生、金信远¡¡时常一起锻炼，先长跑，然后做操，接着单杠、双杠，最后加入圈子打排球。我善于扑救，大力球发得挺好，年级对抗比赛派我这个小个子上场，发完球就被换了下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也！
我虽从小善于奔跑（踢球练的），手却无缚鸡之力，人亦清瘦。半年下来，体重长了十五斤，引体向上可以À二十个；两年过后，臂膀粗了，肌肉突了，单杠一引就上杠，吊在双杠下也是双手一À就可以上杠。我和沈利生还去体育馆试过吊环，抖抖索索的使不上劲，运力满不是那么回事¡¡
沈利生（研究生我们也同学）是我班身体密度最大的一个，向度偏横，力的较量，对手不多。
图书馆：缘分不到的遗憾
图书馆从来就是令我心生敬畏的场所，清华图书馆尤其如此。它那苍遒的建筑，静穆的气氛，层积的神秘，总是让我不由得屏气敛神，泠然自振。我一直在想，它本应该是我一生中相交弥深、获益不尽的忘年朋友，可惜由于“文革”之灾，这一本É罗万象的大书，我刚刚打开读了几页，就被无情地合上了¡¡
大学一、二年级，我还没进入专业课的殿堂，朦胧中急于开阔视野，时常在期刊阅览室流连，我胡乱·阅，尤其喜欢苏联的科普杂志，还摘³了一些奇思妙想和带图解的趣味设计，聊以填充求知的饥渴。
一个学生有十张借书卡，即同时可以借十本书，但文学书只能借一本。我在检索区À开卡片抽屉长久地·查，寻找我听到过的名著或者偶然入眼的兴趣所在，我甚至借阅了音乐理论和中国民歌的书籍，摘录下不少的实例。我倚在柜台上留心别人归还的书，马卡连柯的《教育诗》、苏联的《法医学》、《沈从文小说选集》就是这样进入了我涉猎的射程。
在我大学时代的读书笔记本里留下踪迹的有127部著作，在这以外又回忆起47部，观察这份分时期的阅读书目是深有意味的：1964年（入学后的几个月）读了《欧叶妮·格兰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白痴》等5部；1965年有《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教育诗》、《欧·亨利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等20部；1966年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鲁迅全集（16）》、《中国文学发展史》等10部；1967年有《性格心理学问题》、《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等36部；1968年有《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秘密战》、《牛虻》等30部；1969年有《悲惨世界》、《简爱》、《格瓦À传》、《贝多芬传》、《金蔷薇》等26部¡¡外加《艺术哲学》、《海狼》、《红楼梦》等47部。以1966年6月“文革”烽起为界，大致体现了一个单纯青年内心的迷茫与奔突。
仅仅过了两年，图书馆的大门便悄然关闭了。我甚至庆幸它的关闭，因为毕竟是关闭，而不是焚毁。以后的三年又五个月里，图书馆不再理睬我，它沉寂着，像一座徒拥宝藏的古墓。
从我的不算贫瘠的阅读书目里我有另一个发现，就是大部分书籍是我在图书馆“消失”以后阅读的，以前所未有的贪婪。我扑向了另一处无形的、储量无穷的、对我更具压力的“图书馆”，那就是民间。回想起来，我自己也惊异是从哪里弄来的各色各样的了不起的书。
清华图书馆还见证了一次荒诞的劣迹——军宣队迟群他们在那里拿中学数理化突袭“考试”著名的教授们，以达到羞辱之目的。常Þ“教授说他能及格，他努力不让中国知识分子丢脸；图书馆馆长史国衡和另一位（淹远待考）交了白卷——最漂亮的白卷。
小桥边就是校医院
大礼堂后有一道静静的小河，沿河向西不远，小桥边一组不起眼的平房就是校医院了。
校医院不应该是年轻学生熟悉的地方，因此去校医院就医，我有印象的只有三次。
头一回是因为溢脂性皮炎——现在的时称是“青春痘”。医生的处方是“别拿香皂洗脸”和一小袋菸酸片。
若说那一回是轻描淡写，第二次可就是重墨泼涂了，不过挥椽的»家不是校医院的，而是北医三院的，但是若不是多亏校医院的大夫转院及时，我意外突发的急性胰腺炎就要出大麻烦了！那是在第一、第二波“大串连”的间歇期，在校的没什么人，田聿新、沈利生几个同学竭力相助，对于我是虽“不言报”却又不可或忘的“大恩”。
1968年入夏，清华派性斗争升级，我的宿舍窗口就装了一个大喇叭，当它忘我工作的时候，桌上的碗勺会跳舞，小提琴会哼哼¡¡我有一个星期无法入睡，躲进主楼也不得安宁，是校医院给了我一瓶刺五加解救了我，后来应邀搬去（教师）九公寓“避难”才得以恢复。
关联到校医院的还有一件趣事。宿舍桌上多了一包白砂糖，我问哪儿来的，聪明且爱走偏锋的向正举一本正经地回答是校医院发给他的，我们越是怀疑，他越是肯定，我拿起勺吃了一口，再问，仍坚持，结果大家都来吃，快吃完了，他的玩笑也收不回来了。
时兴往身上打鸡血那阵子，我眼瞅着一个人夹着花公鸡走进了校医院……
（《清华人》200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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