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明绍*（1936土木）

回忆起清华大学短暂的四年读书生涯，紧张而又丰富多彩，打下了毕生事业的基础，学到了做人做学问的方法，真是最难忘怀的岁月和最关键的人生阶段；更值得称奇的是不知不觉中竟与清华园结下了解不开的情结。其中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陈明绍学长

本人原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按当时方案规定，北大工学院应调入清华大学，我也应调到清华土木系教课。但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末为要进行首都的城市建设，从清华、北大、燕京3所大学调出6位教授参加此项工作，本人正好是其中一位，因而北大工学院虽然调整到了清华，却一天也未到清华上过课。这样，似乎又与清华没有缘份。但又有不断去清华做报告的机会。院系调整之初，由于专业分得过细，为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在新生未正式上课之前，校方要约请有关专家作专业介绍。当时我任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曾有好几年都奉陶葆楷老师之命，到清华土木系为给排水专业的新生做专业介绍。这样又与清华土木系重结缘份。

在清华上了四年大学，那是国难不断加深的四年。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各省后，亡我之心不死，目标转到了华北，要突破长城南侵。29军宋哲元指挥用大刀砍杀日军，守住了喜烽口。当时我正在清华读一年级。清华学生会被高班的国民党同学把持，竟毫无表示，而一年级会在地下党支持下，提出赴密云县去修路，支援29军抗日的行动，学生会在被迫的情况下，只好同意。最突出的事件是1935年冬的“一二·九”运动。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侵略华北，1935年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大搞“自治”活动。中华民族危机深重。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12月8日晚，清华全体同学在大礼堂开会，决定12月9日参加全市学生大示威游行。组织指挥团，本人被推选为总指挥。该日北平学生六千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同反动军警搏斗。但当时国民党当局把清华和燕京学生进城必经的西直门城门预先关上，两校示威大军无法进城，因而决定在12月16日再一次组织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活动。为要组织和鼓动清华更多的同学参加这次活动，地下党决定派人到城里去请一位善于作鼓动报告的许德珩教授（当时北大法律系教授）到清华来作报告。派我进城去约请。由地下党张申府教授写介绍信，通过邢西萍先生（当时称徐冰，解放后曾出任过中央统战部长）带我去会见许教授，请到了许教授来大礼堂做报告。12月16日那一天，清华、燕京学生绕道西便门进城，参加大示威游行。

在清华四年是紧张有序的四年，是严进严出的四年。当时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把关课程大致如下： 一年级是微积分，把关老师为周鸿经和唐培经（人称“二经”）。同级同学中绝大多数是天津南开中学、北平师大附中、汇文中学……等名牌中学来的。他们在高中时大部分都读过微积分，课本就是同一课本。课本上所有习题他们都做过。“二经”老师得知此情况，加大讲课深度，另出一套比课本上的习题难度大得多的习题，我们这些少数南方来的学生，如果不把课本上的习题做一遍，是做不出老师指定要交的习题的。这样我们必须加倍努力。要仔细听讲，先做课本上的习题，再做指定要交的习题。一年下来，有的同学转系了。工学院二年级把关的课程是工程力学和材料力学，把关的老师是王士倬先生。课程并不难，而是每周1次5分钟的小测试（Quiz）在作弄人，要求在5分钟内把题目答对，计算准确，一般不是100分就是0分。在答题过程中，老师在讲台上不断地大声催说： “快！快！”据说是从美国MIT学来的传统，目的是训练工程师在紧张气氛下，仍能心不烦乱，进行思考，进行计算（当时用计算尺的精度）。确实有不少人过不了这关。到了三年级，土木系把关的老师是蔡方荫老师。真正能在清华土木系四年时间内修完各种课程，按时毕业，这是最关键的一门课。当时蔡先生有一句话： “不能因为我放松这一门课的把关，而丢了清华的脸！”他对我特别厚爱，因为我当时在清华学生会、救国会工作，课外活动较多，他几次在课堂上指着我说：“陈明绍，你还是要好好学习，不要再去出风头了！”解放后他任建筑科学院院长，住府右街椅子胡同，我住灵境胡同，几乎是紧邻。每星期天他从西单商场购物回家，常到我家坐坐，关系十分融洽。回忆起来很有意思。经过紧张学习，过了三关，到第四年级时，虽然一些设计课很花费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卡”人的课程了。当时我们一同进清华土木系的同学共60人，而一起毕业的同学只有23人（上一级留下的不算），淘汰率达61.67%。

清华有一良好风气，每年新生进校后，高班同学有责任帮助新年级把级会组织起来。进校后不久，即看见通知，在同方部召开第一次级友大会。当时除北方各名牌中学考进清华的同学彼此认识外，其余大多数都彼此不认识。但都知道清华功课抓得很紧，大多数人都不愿去参加这费力不讨好的级会。但当时在“九一八”事变后，有一部分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一年级的同学，曾来清华借读，后被清华录取为正式生。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愿意搞级会。他们与高班同学联系，自动上主席台当召集人，主持当天晚上的同方部大会。因没有经验，未掌握好这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的新同学，会场显得一片混乱，几乎都要开不下去了。我当时也跟着大家站起来，对主持人提出指责，引起很多人围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姓名，那晚我穿一套黄色学生制服。如是场内响起一片喊声：“台上的人下来！那个穿黄色制服的人上去！”就在这情况下，八级级会的工作就落到我头上。以后四年来学生会、救国会的工作也跟着落在我的身上。因此在三年级时引起蔡方荫老师在班上不断地指责我“好出风头”。

级会的作用，在30年代的清华非常重要。每一年级的级会有自己的级歌、级呼。开全校运动会时，以级会为单位计分，级会要组织啦啦队去打气。每年校庆日要进行校歌、级歌、级呼比赛。八级级会曾得过多次冠军。特别值得一提的，八级级会曾经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夺旗”获得者。所谓“夺旗”是全校四个年级的一次竞赛。每一年级共派出20位级友为勇士参加，总共80人。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中间的那棵树上，事先插好一小旗。一声号令，80位勇士齐奔向那棵树去抢夺那小旗，任何一位往上爬树过程，有19位级友保护，而其他60位勇士则用力把向上爬者的腿往下拉。这是一项非常激烈的竞争。1933年校庆那一天夺旗，经过一个多小时消耗力气的争夺没有结果时，我们八级队在未引起人们注意下，19位勇士偷偷地用各人的背搭起一个斜向那棵树的人梯。级友张英骏在未被人注意的情况下，以敏捷的动作从人梯上奔向那棵树。当他再向上爬时，其他级的60位勇士，谁也够不着去拉他的腿了。就这样那面旗就被八级夺到手。这是一场紧密团结合作的竞争。这面旗由我保存。以后连续几年“夺旗”一直没有其他年级夺到。这项竞赛项目也因消耗体力过多而被取消。八级“夺旗”的胜利成为空前绝后的盛事。

抗日战争前的几年，清华大学除每个年级有级会外，各系有系会，土木系有土木工程学会。在土木工程学会以外，各班又有自己的组织。第八级的土木系同学，选用一个“未”字称呼我们班会为“未会”。“未”显然是“土”“木”二字的组合。其下面左右两笔合成一个“八”字。用未会代表土木系八级班会是很有意义的，未字又象征在三角架上放着一架测量仪器。（我记得土木系九级为“”会，该字有土木九三个字组成）。当时清华土木工程学会也很活跃，经常要进行许多活动。我毕业后离开清华先是从事实际工程工作，以后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就与在清华时参加清华土木工程学会工作有一种很难说清的渊源。

当时清华土木系三年级以前所有课程都一样，只到四年级选课有所侧重。有铁路、公路、水利、市政四个专业。我选水利和市政两个专业的课，而毕业后的工作，就与这两专业有关。大多数同班同学都唱“铁公鸡”的戏。因抗战前正在修浙赣铁路，很需要大批土木工程方面人员，系主任施嘉炀老师介绍多位同学前往。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随着东南大片国土沦亡，铁路也随之而丢失。公路建设又方兴未艾，许多同学由铁路而转到公路去工作。随后由美国飞虎队支援抗日战争，又需要修飞机场，故许多同学又转到修建飞机场的工作。铁路→公路→机场，谐音成“铁公鸡”。我与这行当无缘，先由施先生分派我去报考当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经录取到它下属单位“南京中央水工试验所”工作，1937年日军将打到南京之际，该所撤退到武汉。我则转往甘肃兰州。

当时苏联支援的物资由新疆经甘新公路运到兰州，而兰州黄河铁桥不适应载重汽车通过，需要加固，兰州外围公路需要扩建，凡此种种，亟需土木工程方面人材，遂专门成立了甘肃省会工务所负责此项任务。其时我正在兰州，经朋友介绍，便留下来参加这项工作。在这项工作完成时，忽接到一电报，是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农田水利系系主任沙玉清老师打来的，该处要聘我去教课。当时不知情由，到西北农学院以后，沙先生告诉我，在清华的土木工程学会上，他听过我一次发言（大约是1934年），当时认为我是一个教书的材料而记在心里。他从德国进修回来在西北农学院办农田水利系时，想到我可以教课，因而电报聘我前往。真没有想到五年前在清华园的一次发言所播下的“情结”，竟成为步入教书生涯的“果实”。

* 作者曾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