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济(1934中文)
高僧传里
称吴宓先生为“师”,是我在清华上过一年的吴先生的课。说他是“高僧传里”,是吴先生有自赠的一副联语:“终为污渎池中物,自许高僧传里人”。有自挽的一联:“一生长恨风雷雨,三宝终依佛法僧”;他又自号“雨僧”。这样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了。可是他既不茹素,也从不拜佛,我见他的屋里连一尊佛像、一本佛经都没有。他要入《高僧传》只是一种“摹拟”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的言谈举止,又哪里像个尘世中人呢?他在当年清华园的教授中是被认为属于一种独特的、甚至古怪的行列的。我只听过他一年的课,追陪的时日既短;而且以我那时的水平,既不懂文学、更不懂哲学,分析能力很差,谈不上能对这样一位思想和行动都够深奥的人有所理解和评骘,现在来写回忆,可谓自不量力。不过我在清华的那几年,却因为成了一名“照相的”①,“承斯善利”,得以在课外与先生有过一段“忘年的交道”,自然对他也会有点直观的印象。后来在抗战期间到了大西南,又常听到他的行踪;因此倒也有一鳞半爪可记。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对他的“追忆”、“解析”等文字,似乎热闹起来,大可参考;我这几则回忆,权当茶余酒后的谈助而已。

吴宓一九三二年摄于清华大学

中为洋用
吴宓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是清华外文系教授。那时学校规定中文系学生必须选读一门西洋文学的课程(还得选一门自然科学的课),我选了吴先生的“西洋文学史”。作业是每周要读一种西洋名著,上自希腊、罗马,近到莎翁、雨果(也包括其它国家的名著,但都为英译本),每种都要交一篇用英文写的内容述评。这门课很吃重,我的英语程度有限,就用中文来写,而且用了当时流行的文言小说体(类似林纾“翻译”的外文小说、比鸳鸯蝴蝶派好不了多少的那种体裁)。谁知吴师本来就是“敏而好古”的,他不但不加批评,还给了高分。我入学考试时,“国文”的一篇论说文章,是用韩柳文体写的。后来知道,国文出题阅卷的“座师”杨树达先生,在清华也是一位“遗世绝俗”的人物,竟给了我满分,使我侥幸考取而沾沾自喜,对外语就没有多下工夫。现在想来不免惭愧。
照相因缘
吴师所住的两间居室,就是清华园工字厅的西北隅,曾为梁启超大师的旧居。内有任公所书楹联。北墙外临荷花池,就是朱自清先生所写《荷塘月色》的荷池(应为“荒岛”之荷池——编者),南窗之西就是古藤院,因此把此厅名曰“藤影荷声之馆”,有一横额为训诂学家黄节所书。吴师就在此环境中伏案写作,他家在陕西,千年不归,故又称“空轩”。1934年,他的《吴宓诗集》将要出版,这都是旧体诗,其中有多首却是西洋诗评,并有大量插图。这些插图需要复印,室内景色和主人公的生活起居需要留影,都准备载入诗集。此屋附近旧有一所建筑,名古月堂,当年是作为外籍教授的西餐厅,也是吴师时常光顾之所。吴师得悉我喜欢摄影,于是有一天他忽然邀我到此“赐宴”,即以照相翻印之事相托。我那时真有受宠若惊之感,更窃喜从此可以接近这位严肃出名的老师。诗集出版后得见赠一册。此集颇和寻常诗集不同,全书约四十万言,分为十四卷,诗篇之外,引文和辑录文字占大半,极有参考价值,可当一代诗史读。我这“照相的”亦竟蒙在书中提及。此书于抗战中丢失,但有幸竟在重庆的旧书肆中找到一册,失而复得,亦属文字因缘。有诗为证:
“藤影荷声”古月堂,
先生一馔永难忘。
写真末技充诗典,
附骥犹沾锦集香。
街头卖艺
1938年抗战期间,我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吴师在西南联大,同在一城而竟未谋面。1943年我在重庆,有一天上街走过“两路口”,见公路旁的岩壁上挂有一大幅白被单,上面大书“吴宓在此开讲《红楼梦》”,而不见其人,大概是讲完回家了吧。我顿时心情十分沉重,不过想到吹箫吴市的古人,倒也无伤大雅。心想明后当能在此一会吾师。第二天我再走去一看,横幅不见了。不知吴先生又向何方去“摆龙门阵”了。当时大后方的许多流亡学者,就是这样各献所长,以佐升斗之匮乏的。后来听说他晚景很差,十年动乱中又惨遭体罚,竟致穷愁潦倒,郁郁以终。一代学贯中西的文人,竟如此下场!如果他能活到今天,还不是和当代学者同样受到国家的礼遇?
自寻烦恼
吴宓师在学生面前,总是衣着古朴,道貌岸然,似乎难以亲近。一般教授都有家属同住,而他却是孤身一人,并无什么娱乐消遣。可是外界却有若干传闻,主要是婚外有所追求。他自己的诗文中也从不讳言。他在讲课中常常提到的世界名著中的两个主人公,中国的当属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而外国的就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他们都是抱着柏拉图式的恋爱观,而结果造成终身遗恨的。特别是他以维特所爱的夏洛蒂来比他为她而“辗转反侧”的□□□。他抛出半生的精力求之而不得,竟找了一位“同病”的、英国小说家沙克雷的四首“情诗”:《反少年维特之烦恼》。他翻译了此诗,从第一章的头两句:“维特昔爱霞洛脱,此爱深极难言说”起,到第四章的末两句:“头破脑涨命呜呼,恩爱从兹断藤葛”终,可谓大彻大悟。于是也来个“仿沙克雷所作反少年维特之烦恼四首”、以《吴宓先生之烦恼》为题的四首忏情诗。此诗完全是“夫子自道”,胜过他人所猜测的千言万语。其诗曰:
吴宓苦爱□□□,
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
金钱名誉何足云!
作诗三度曾南游,
绕地一圈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
钓得金鳌又脱钩!
赔了夫人又折兵,
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
新装艳服金陵城。
奉劝世人莫恋爱,
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
诸天空漠逃色界。②
今古交融
吴宓师的学风,世人论者多以其新学与旧学交治为话题;而孰重孰轻、孰主孰从,一般又难说得清楚。这里查他诗集中的一页,载有所集近人诗句的一联:
“随境启新悟;抗心希古欢”。
而由当时清华的哲学研究生沈有鼎为其所作的解析,或可以作为比较深入而恰当的解答。沈氏把上下联语各五字作对照,原文较长,兹摘要介绍其各字对照的主题(见上图):
“悟是体;欢是用。悟是独造;欢是相忘。
新是现;古是常。悟须当下契机;欢无异乎前圣。
启是顿;希是渐。顿悟唯新;渐修合古。
境是外;心是内,悟本于心;欢从于境。
随是顺;抗是逆。随是降;抗是升。”
(见《吴宓诗集》卷十,补白)
这一大套的解释似乎有些玄奥,可再拿吴师所译的一首法国解尼埃的《创造》诗,以明他的“诗集作成之义法”;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他的治学的方法。
“采撷远古之花兮,以酿造吾人之蜜。
为描画吾侪之感想兮,借古人之色泽。
就古人之诗火兮,吾侪之烈炬可以引燃。
用信赖之俊思兮,成古体之佳篇。
(见《吴宓诗集》卷首)
这也许能简单地说清楚了。吴的治学和作诗,是“古为今用”、是“旧瓶装新酒”、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由是乎他的全部“学案”是求新而又舍不得古,由是产生种种矛盾。表面上他比王国维还“古”。而实际里他比徐志摩更“新”,“新”得超前。结果是社会跟不上他,生活上也就乱了套;但学问上却是认真得“文如其人”,一丝不苟的;但他的文思横肆,又要那么求真,于是又敢于“人如其文”。(他的诗文能怎么说,他就真能怎么做!许多人文章可以说得吓人,可事实不敢去做)。我给他拍摄生活照片,翻拍陈年资料;大大小小,零零碎碎;他“验收”得很认真,倒没有挑剔“返工”。这使我不胜荣幸。
又有些论者说,先生的治学与处世,一生都在矛盾之中,所以未能集其大成。我认为这要看当时他所处的环境,为不可抗的环境所限,不能“作《春秋》责备贤者”的苛求。以他的古今博学,但过分以诗代史,以至少了“诗味”,未能列入诗豪;同时他的自述诸作又乏所谓“温柔敦厚”,(例如他的“忏情”诗)乃致有伤“大雅”。这也算是他的局限吧。
(转载自吴宗济著《补听集》,2003年1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①我当年在校时,家兄经营一家照相馆,我则总是背着个新闻摄影机到处照相,就有了个“照相的”的绰号。最近参加一次校庆的校友返校会,遇到一位几十年不见的老同学,一见我在填写职业,竟惊问道:“你不是‘照相的’吗?”
②此诗见《吴宓诗集》卷13,故都集下,1页。中华书局,1935。□□□三字应当是“毛彦文”,详情可参考金梅:《论毛彦文之不嫁吴宓》,原载《文学自由谈》,引自李继凯等编:《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26—632页,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