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乔木同志的一封信

2009-06-15 |

文洁若(1950

我手头有一封19841118胡乔木同志写给萧乾和我的信。说来,胡乔木还是我的清华学长呢。

这封信的第二段,耐人寻味。当我于200077因对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到日本外务大臣的表彰,并在2002113荣获日本政府授予的勋四等瑞宝章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乔木同志对我的关怀。

下面,简单地讲一下经过。

进入新时期后,我认识的几个人(杂志社的,电影界的),纷纷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深造,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经费。当时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副编审,出版社隶属于文化部。于是,1982?1983?1984年,我再接再厉地向文化部掌管此事的吕志先同志提出申请。198410月的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外事口的小朱,看到我那副蛮有把握的神态,提醒我道:“你别高兴得太早啦。明年,你还是没有希望。”

其实,跟我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位编辑,早就给我泼过冷水。他曾说:“文化部有那么多人争取这个名额,哪里就能轮到你呢!”

然而,我认为自己对翻译、介绍、编辑日本文学作品,是颇有业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成立时,会日文的,除了社长,就是我这个小助编。19551月,我被调到亚非组去抓日本文学。由于苏联东欧组不肯放,终于没去成。老编审张梦麟从中华书局调来了,正式开展工作。195811月,张梦麟病倒了,这才由我接替。“文革”前,工作容易开展。除了向周作人、钱稻孙两位泰斗组稿(日本古典文学:《枕草子》、《万叶集》等),就是抓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的革命文学,看看日共的《赤旗报》就行。

改革开放后,工作繁重多了,光靠在北京图书馆看书借书,绝对完成不了任务。到日本进修一年,乃是当务之急。

我问小朱:“为什么我没有希望?”

“嫌你年纪大呗。”

是啊,1984年我已五十七岁,转年去不成,就该退休了。

我又问:“那么, 谁去?”

“谁的后门硬,谁去。”

我立即想到了我的组长老卢。他的妻子赴日期间,按照日方的规定,他可以去探亲,然而由于我方的一些条条框框,迟迟去不成。听说后来走了门路,才如愿以偿。我乘24路公共汽车,去找老组长。他听罢,说:“我找的那一位,你又不认识。乔木对你们萧乾那么好,你去找他,不就结啦。”

当年我的精力可真充沛。乘公共汽车,赶回复兴门外大街的单元房,只见萧乾已穿好西服,正要去参加外事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司机班的小谢开来一辆小轿车,已在门外等候了。

我要求老伴儿给胡乔木写封信,并告诉我乔木的地址。他说:“地址我可以告诉你,信,我不能写。你自己去找他吧。”

我写好了信,准备了一包书,赶到胡乔木家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了。记得是南河沿一带面对长安街的红墙后面一溜平房。警卫马上向胡乔木的秘书通报了。秘书知道乔木对萧乾关怀备至,对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交给首长。”

第二天早晨,奇迹发生了。八点半,文化部的女干部吕志先给我打来了电话:“文洁若同志,你别到处写信了,明年,本来就决定让你去,今天正要通知你的。”

估计秘书当晚就向他汇报了。次日八点钟,秘书奉命给文化部打了电话。然而我们不便打扰乔木,没告诉他文化部的反应如此迅速,所以乔木同志向文化部吕志先同志去了信,以后又打了电话。原来乔木同志的这位秘书就住在29号楼,距我们的21号楼,只隔三幢楼。

乔木同志这封信是1118写的。收到这封信后,萧乾写了回信,我再度送给乔木同志一包书(也给了秘书同志一包),连同萧乾的信,一道送到他家。大人不在家,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过道里跳绳。我把两包书交给了她。

翌年5月,萧乾到武汉去参加黄鹤楼笔会,主办单位送给他三支毛笔,装在精致的匣子里。我想把毛笔送给乔木同志,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写毛笔字。萧乾绷着脸说:“乔木不是在信里交代过吗:‘这只是我的正常工作’。送给他书可以,送任何其他东西,都只会把关系庸俗化。”

我没有辜负乔木同志对我的关怀。在日本的一年,连思维、自言自语、做梦都是日文。我结交了好几位大学教授,1986年回国后,成功地为十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拉了国际交流基金的赞助。

胡乔木去世后,萧乾于1993528写了一篇《想当初,胡乔木》,文中提到乔木对吕英、梁宗岱、刘尊祺、戴望舒等知识分子的关怀。萧乾本人作古后,我听说,他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也是乔木推荐的。

附:胡乔木给萧乾、文洁若信

萧乾、洁若同志:

收到你两位的信和惠赠的多种书籍,十分感谢。只是很久没有回信,请加原谅!

洁若同志所托之事,收信后即向文化部吕志先同志去了信,以后又打了电话。据吕志先同志说,文化部原已把洁若同志内定为今年派往日本的人选之一,只是当时还没有通知罢了。现在时间过去了将近一月,想已接获通知了吧。这事我没有起丝毫作用,所以务请不要对我说什么好话,同时务必不要误以为这是走了什么“后门”。我写了信,打了电话,这只是我的正常工作,尽管事后才知道实际上并无必要,但也绝说不上违背了任何原则。我不但是看了洁若同志的信,而且也翻阅了由洁若同志的辛勤劳动而编译出来的好几本书,确信洁若同志的要求的正当性和迫切性,这才那样作的。深愿洁若同志此去能够饱偿夙愿,并且祝愿你们两位都能够在生命的晚年顺利地继续进行文字的劳动,不再遭受任何不应有的挫折和灾祸。

很惭愧,对于文学艺术我虽有爱好,但是缘分很浅。我现在不但不能读英文书,就是中文书也不能多看。对着书架,我既怀念,又幻想,最后终于叹息。有时在万不得已时说过一些话,万一印出,我实在不敢再看。我也没有多少力量能帮助别人,有些好心的友人常说些夸大的话,使我更加不安。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杨晦同志的赵武灵王(商务单行本,附几篇也都很好的短剧)和丁西林先生翻译的两篇英国近代独幕剧(他还加了旁批)不知人民文学出版社肯不肯出?出这些书大概是要赔本的,但是他们两位都死得太寂寞了,我不由得不常记起他们,请萧乾同志有便时提一声吧,但也不必勉强。梁宗岱先生在文革以前译了浮士德,译稿全被烧毁了,文革后他又很吃力地重译了第一部,第二部未及重译他就病故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其他译作,但这书因已有三种译本,况又不全,他们就不愿出了。固属难怪,终觉可惜。不知国内其他出版社能不能出?这些事像欠债一样压迫着我,明知萧乾同志办起来一定更困难。一写到这里就收不住了。

天气日寒,望多保重。

十一月十八日

1984年——文洁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