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周玉田

我和传信共同生活了五十二年。工作时各忙各的，十年动乱又各自西东，真正相守在一起是他离休、我退休后的十二年。特别是他罹病后的三年零八个月，住院、出院、再住院，一千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我一直陪护着，可以说是形影相随，寸步不离了。他的溘然长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到处是他的音貌、身影，而人已远去，无处寻找。

1953年4月4日李传信（时年27岁）和周玉田的结婚照

2003年4月李传信夫妇在圆明园

良师益友

传信不仅是我的生活伴侣，还是我的良师益友。记得五十年代初识时，他在北师大任党总支副书记，主管日常党务工作，在当时也是校内党的领导干部了；我是一个刚入党的学生党员，还在候补期，对于他，接触不多，只是有点敬佩的感觉。当谈到要发展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友谊时，我说恐怕不行，政治水平差得太多。他却平和地说：“不就是三四年吗，这是可以用今后的时日来改变的。”一下子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不久，我就被抽调到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去学习了。婚后的几十年，我虽想努力缩短一些差距，直到他离去，这个差距，不仅没有缩短，而是更大了。究其原因，我觉得他的一生在工作上一直在挑重担，经历了比我多得多的坎坷和曲折，凭着他的才智和勤奋，总想尽最大的可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从而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他和清华那么多干部一样，没有八小时工作、节假日的概念，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加任务，总有做不完的事。经常是晚上我已入睡，听到他拖着疲倦的脚步进屋来。在勤奋、思索、勇挑重担上，我远远赶不上他。

记得“文革”前，我们常常从各自的工作单位去听同一个报告。听了以后，我只是笼统地说讲得好或不太好，想得不多。他听到我的反映，就认真地问我，如果要你去作这个报告，你会怎么讲？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他告诉我要随时随地把自己的起点提得高一点，要求严一点。他自己是这么做的，在开会前总要尽可能地做些调查，预想一下可能发生的情况和问题。他总是那么爱动脑子，有时有些急智，出点奇招，走着险棋。多年来，我有了高兴的事，第一个想告诉的人是他；有了苦恼，也急着找他说说，总可以得到一些慰藉和帮助，养成了习惯，几乎有点依赖了。他走了，我从心底里感到真是寂寞、孤独和无助，止不住泪如雨下。

矢志不渝

传信的勤奋和爱思索，是建立在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上的。他原是湖南偏僻农村的一个穷学生，断断续续地读到高中二年级，为逃避包办婚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流亡到昆明大哥处，考上了西南联大先修班，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靠着大哥在银行当练习生的微薄收入和自己当家庭教师，又申请到一点贷金及朋友们的帮助，读完了大学，同时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命运的改变是和国家的前途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成长的经历使他坚信中国不推翻三座大山，不搞社会主义，个人就不能得到彻底解放。“文革”开始时，我担心他受不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而出问题，他却坦然地回答说：“我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出问题？！不论党内发生了什么大事，历史会出现什么曲折，个人要遭受什么冤屈，怎么说也是毛泽东救了中国，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老百姓生活大大改善，这是了不起的丰功伟绩。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是当之无愧的，我坚信这一点。你和孩子们千万不能有一点点动摇。至于个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没有受屈的忠魂，要能承受、经得起考验。好在历史总是前进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理直气壮地说了这番话，让我放下了心。

1969年9月，我就到宁夏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去了，传信是1970年初夏到江西鲤鱼洲劳动，1971年底转到四川绵阳清华分校的，他是分校的第一号“走资派”，长期靠边站、挨批斗，心力交瘁，又加上几次高烧，在体力极度虚弱难以支持时，给我寄了一首小诗：“我去如云过，亲人堪抖擞，孩儿为祖国，工农同奋斗。”虽是偶感而作，亦是情之所致，读后使人潸然泪下。在个人极度痛苦和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初衷不改，是很达观的。

坦荡人生

传信性格比较开朗豁达，活泼健谈，不记小事，不拘小节，对人坦诚热情，交友较广。他在校内的好朋友很多，有干部、教师、职工、学生，甚至小学生（教工的子女），老中青都有，大都能叫上名字。他能平等相处，真心相待。离休后，家里仍不乏宾客常至、高朋满座。他对“文革”中的一些恩恩怨怨并不计较，我听到他谈起的往往是谁怎么私下里保护他，给他通风报信；谁在台上认真地批判他，可是一听内容就知道是不得已的；谁又偷偷地给他送烟票（当时买烟要凭票，传信烟量大，总不够抽）、送药品，帮他打开水、买饭、送好菜等等。我几乎没有听他说过谁伤害了他。“文革”初，他被外校的中学红卫兵打破了头，流了不少血，是本校一位不曾相识的学生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帮他用自来水冲净了头上的血，送回学生宿舍（当时他被监管在学生宿舍）。他一直打听是谁救了他，直到90年代，才找到这位好心的同志。他一生从上学到工作，从受冲击到当领导，从健康到重病，得到许许多多同志的关心、爱护和帮助，他总是说他是知恩不报的，想报也报不过来了。他常常想着别人的长处、好处，也就从不失落、不寂寞、不烦恼了。对同志的缺点，他也是直言不讳，有时很严厉，甚至有点粗暴，但事后又会去解释或道歉。对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过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他总是耿耿于怀，内疚、自责，虽然当时的历史情况有些是难以避免的，他觉得对不起这些同志，有机会总是要道歉的。这些同志对他也是谅解的，有的全家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淡泊名利 爱才如命

我们的家庭是很融洽的，父母子女之间比较平等，往往是唇枪舌剑而其乐融融。早期，传信的家庭负担重些，靠两个人的工资，经济上不宽裕，也不算拮据。传信对钱看得很淡，他说他过过缺钱的日子，没有钱很难，但钱多了也没大用，有点积蓄能应付急用就行。发了工资如数交我，有时偷偷地留下一点买烟钱。家里的收支情况，从不过问，只要给他吃饱穿暖就行。他热爱清华的工作，到了离休年龄，也不恋战，积极主动地申请退下，以有利于学校的持续健康发展。如愿后，情不自禁地还要关心工作，常年散步，转遍了校区的角角落落，利用他不在位的有利条件，一如既往地联系群众，听取多方面的意见，适度地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参考意见，绝不干预。传信自幼喜欢数学，一心想教数学、研究数学，时代选择了他做政治工作、管理工作，他是努力去做的，当教授的想法也淡了。他拒绝了企业聘他为董事。他常说，不教书怎么评教授，不懂事怎么当董事？！我觉得他对名位金钱的观念不重，这也是受党教育几十年的结果。

传信是爱才如命的，听说他在电子系工作时，学习南翔同志，把特别优秀的学生名单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关注他们的成长。他常常把这些“得意门生”请到家里来作客、谈心，以后成为忘年交，他们的子女也有成为家中的常客。他常说，教育工作者的最大安慰和回报，莫过于看到培养的学生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为国家作出贡献。对于在各条战线上作出显著成绩的校友，他总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好父亲 好丈夫

传信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是粗放型的，从不娇惯，但是学习一定不能马虎。三个孩子的成长我们都没有太费劲。大儿子1966年刚上初中，“文革”停课，没能念多少书，1969年去延川插队四年，为了能吃饱又去当了兵，依靠在农村劳动之余、当兵空闲时努力自学，第一年通过了国家自学考试的全部课程。传信说当兵也可以，让他自己去闯吧，遗憾的是没有能学自然科学，可惜了。二儿子、三儿子赶上了好时候，上了清华大学，传信说这两个孩子虽然还努力但不够刻苦，学得不算出色。他不允许孩子一毕业就出国，必须在国内工作几年，了解国情，有机会再出国深造，学完必须回国。这样多少影响了他们的年龄优势，孩子无怨无悔地照做了。他们个人的一些事情，传信不让我管得太具体。对于亲朋好友也是情谊长在，知恩不报，不越轨办事。他辞世前两天的一个深夜，突然断续地对我说：“我们的三个孩子都还可以”，“三个孙子也不错”，“他们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以后你少管”。这是他的遗嘱了，可惜我当时浑然不觉，总觉得他思路那么清楚，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只是伤心地听着，没有及时应答，让他放心。我明白，他是要我不要用他的影响越轨为子孙办事。

和癌症搏斗

2001年12月学校体检时，发现传信右肺有肿物。这对我、对全家都是晴天霹雳。他比较冷静，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既然来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看他有计划地抓紧他想做的事，当时正在写悼念王诤同志的文章，抓紧查找资料，住院前交了稿。

他按照习惯把自己交给组织，对医院领导和主管大夫说，我都交给你们了，不要有顾虑，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随后，在一个月内，以76岁高龄做了两次全麻手术，切除了右肺上叶，接着在3年多时间里，做了11程21次化疗、5程73次放疗，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总是说能承受。癌细胞还是从右肺到左肺又到小脑、锁骨淋巴及肾上腺，多发性转移。再努力也没有能把他留住。

传信在整个患病期间情绪一直是乐观的。他很少谈病，也不过细地问自己的病情。他高兴地接待来探视的同志，感到温暖和亲切，只要大家和他谈工作、谈情况，他就兴奋起来，眼睛发光，谈笑风生，忘了时间。当新住院的病友问他患什么病时，他爽朗地说肺癌晚期，已经扩散了。坦诚得让人吃惊。好几位大夫说他们是第一次听到晚期癌症病人如此介绍自己的病情。我没有看到他愁眉苦脸过，他不想让亲人难过，不想让同志担忧。

传信办事是认真的。养病期间，为了准备纪念小平同志诞辰百年的讲话，他重温了解放后小平同志的全部文献。在庆祝清华电子系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是他亲自拟稿、修改、抄清的。整理遗物时，我找到了这篇抄得整整齐齐的最后一次讲话稿。2004年初，病情稍稳定，他抓紧时间编篡了《清华往事纪实》小册子，还拒绝我帮助他做些文字、校对等杂务工作。后来我才理解，他是怕耽误出书时间，自己看不到了。书出版后，他很高兴，近六百本书，一一亲自签名送出。

病中，他还不断找书看，除报刊杂志外，校办送来的各种简报，只要有，他都看，包括学生的文娱动态、体育消息。他还借了各类人物的回忆、传记、各种历史书籍来看。

到了最后的日子，他对自己的病情比我清醒得多，他要回校医院住，不再治疗了。问：“我这么治疗是权利呢还是义务？”当我回答说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必须坚持治疗时，他说：“我不能这么花国家、花学校的钱啊！”并嘱咐病危时不要抢救，遗体捐献。2005年国庆前夕，他渴望长假期间能回到他眷恋的水木清华和布满愁云但仍温馨的家中住几天，大夫同意了。谁知这是他最后一次进清华园了。他强打精神，甚至服用强力止咳药接待来探视的同志们，虽体力不支，仍谈笑自若。10月6日他要求提前返医院，5天后就逝世了。

传信走得太匆忙了，我都来不及和他告别。我后悔没有细嚼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留下不尽的思念。在回忆中，按照他的遗愿好好地度过余生吧，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