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文洁若^*(1950)

英若诚走了。当上海《新闻午报》的一位女记者在2003年12月27日清早打长途电话来告诉我这个噩耗并对我进行采访时，我没有怎么感到意外，因为我最后见到他那次的印象，太深刻了。

那是2002年9月12日上午，我作为《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的中译者去参观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池田大作诗歌书法摄影展。我正和创价学会副会长三津木俊幸交谈的当儿，只见一位老人在一个中年妇女搀扶下走进展厅。我觉得像是英若诚，然而只是“神似”，却谈不上“形似”。简言之，整个的人已经“脱了形”。他用墨笔签名的时候，我凑过去看。写的是“英若诚”三个字，这才敢跟他打招呼。

池田大作是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世界和平活动家和宗教活动家。此次的展览办得很成功。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们把这位“桂冠诗人”的一首首诗抄录下来，笔走龙蛇，不少观众还只当池田大作是直接用中文写的呢。一流的画家们结合着诗的内容配以国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日方十分满意，准备将来运到日本去，在各地巡回展览。

英若诚正欣赏一幅幅字画的时候，我问了他一声：

“你怎么这样啦？”

“我怎样啦？”

“变得这么老态……”我把“龙钟”二字咽回去。

“你也不再是二八……”他也只回敬了我半句。

这当儿，三津木副会长走过来了。发现我们认识，他有点儿吃惊。我直接用日语告诉他，我们是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同窗，英若诚在班上，英文最好。旁边的女译员、日籍华人丸山静小姐译给英若诚听。

“不常见面吧？”三津木问。

“平时各忙各的，偶尔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不期而遇。”我说。

三津木作为创价学会副会长多次访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短不了要接待他。那天也抱病而来。

我们家和英家的缘分，始于1938年。那一年的秋季，我大姐文馥若考进了辅仁大学女校西语系。30年代初，萧乾就读于辅仁大学英文系的时候，该校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掌管。几年后，因纪律松弛，改由德国天主教圣神会接管。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是西语系主任兼辅仁大学以及附中的教务长。英千里的大女儿英孟昭跟我大姐同班。我记得家里的照相本上曾贴着一张英孟昭的四寸玉照：一个戴眼镜的娴雅少女，以一簇簇盛开的蔷薇花为背景嫣然而笑。那年头还没有彩照，是特地上了色的。可惜随着大批老照片毁于“文革”浩劫。

刚念完三年级，英孟昭就因病住进了协和医院。无独有偶，我三姐文常韦因患足疾，在东单三条东口的日本同仁医院动了手术，我当时在圣心学校就读，该校座落在同一条胡同的西口，除了上课的几个小时，日夜护理姐姐。幸而不久就放了暑假。每逢探视的日子，我大姐先到协和去探望英孟昭，接着就来看我三姐。英孟昭终于不治，过早地撒手尘寰。

我大姐一趟趟地上门去安慰英师母。毕业后，她接着念了两年研究院，在1947年赴美前，一直和英师母有联系。如果两个家庭各有众多兄弟姐妹，并且又在同一个系统的学校读书，就会彼此认识。我的三姐、四姐、我和大弟弟，都是辅仁附中毕业的，我入了清华，他们三人步大姐的后尘，统统进了辅大西语系。

1946年考上清华后，第一次见面我就跟英若诚说：“我大姐说，她到你家去看望英师母，只见你追在你妈妈屁股后面要钱。”他反驳：“我们家，哥儿五个呢，那不一定是我。”

“不过，你是最调皮的一个。”

儿子在辅仁附中调皮捣蛋，英千里先生作为教务长万般无奈，只得把英若诚送到天津一家天主教神父办的住宿学校去严加管教。被清华录取时，他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同学的水平，所以经常旷课。

我估计，在系主任陈福田和美国教授温德家里频频举行的“英语会话活动”，是英若诚一手促成的。平素在课堂里不见他的踪影，这种晚会，他必然参加。温德喜欢分析局势，曾出示一本新近寄到的史迪威著作，还念几段给大家听，史迪威将军给宋美龄起了个外号叫“白雪公主”，蒋介石则是“花生米”。陈福田只讲英语，从来没听他讲过中国话。他夫人的娘家是檀香山的巨商。他们的独生子就读于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每天乘小轿车往返。陈家住在静斋（女生宿舍）对面树林里的一栋别致的小楼里。1948年12月上旬，我和几个同学一道去看望他。只见他神色惶然，连门都没让我们进。后来才知道，那天他正紧张地打点行李。他们一家三口人，带着十几口箱子，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大陆。

英若诚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1947年秋，我大姐辞去工作，赴美深造。父亲早就回老家贵阳了。于是我三天两头儿地往教生物的李继侗教授家跑，升二年级后，争取到了“全公费”，从此不必向家里要钱了。一来二去的，跟李教授的大女儿交上了朋友。她知道我每个周末进城，主要是为了进天主教堂望弥撒，就告诉我，下星期日早晨八点，她可以请清河的一位神父到她家里做弥撒。我按她指定的时间去了。果然，真在她家的堂屋搭起了一座祭台，请来了一位中国神父。更惊人的是，担任助祭的竟是英若诚！我还领了圣体。当然，还是仅有的一次。记下此事是想说明英若诚受西方文化浸染之深。他的中文功底靠的是家学以及本人的聪明和努力。

二年级的时候，还办过壁报。女同学毛士英来通知我，说我被选为编委之一，是英若诚推荐的。他的理由是：“文洁若精通五国语言。”其实，我只比别人多会一种：日语。可能是我四姐檀新的事，传到他耳里了。英千里先生教过我大姐、三姐和四姐（连萧乾都曾受教于英千里先生，不过，他也属于那种经常旷课的学生）。四姐既弹钢琴又作曲，没看见她怎么用功，却把英法德日以及拉丁文都掌握了，还年年得奖学金。她曾跟我说过：“我能够一目十行。”由于挨肩儿的姐姐天赋这么高，我从小儿认为自己笨。笨鸟就得先飞，几十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我的勤奋，也感染了萧乾。倘若他上半生更勤奋一些，本来可以为读者多留些东西。赴美留学的四姐年仅二十三岁时驾鹤西去后，美国大夫下的结论是：“她像是一支两头儿点的蜡烛，过早地把自己燃尽了。”看来，笨人也有笨人的福——长寿。

我不记得吴世良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时转学到清华来的了。她和英若诚都喜欢演戏，他们二人在学校时就热恋了。有一次，宿舍晚上十点熄灯后，我到楼下传达室去看书，那里的灯是彻夜点着的。半夜里，忽然传来敲门声，我跑去打开门，只见吴世良和英若诚站在那儿。吴在皮大衣外面背着一杆长枪，她扮演的是《第四十一》里的女兵这个角色，排练结束后，英若诚送她回宿舍。我当时想，倘非我碰巧在传达室看书，这么大冷天的，他们呆在外面可真够呛。

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1954年夏，萧乾拿到两张人艺的戏票，我陪母亲到首都剧场去看。开幕前，英若诚走过来说：

“你和萧乾结婚啦？”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是张奇告诉我的。”

我和张奇都是由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过好几年，他是英家的常客。可惜张奇没赶上好日子，六十年代中叶就英年早逝。

萧乾被打入另册的二十二载，我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岁月。改革开放后，吴世良的表姐应锦襄（厦门大学教授）频频光临舍下。萧乾在上海复旦任教期间(1946至1948年)，与应锦襄的父亲应教授是同事，并教过应锦襄的姐姐。当时应锦襄还在念中学，对往事记忆犹新。她搞比较文学，发表过不少这方面颇有见解的文章。从她嘴里我才知道，英若诚、吴世良伉俪在文革期间曾双双失去自由。

1983年初秋，我在美国见到了阔别三十六载的大姐馥若。她听说英师母尚健在，就写了封信，托我捎给老人家。是应锦襄带我到英家那座落在人艺附近一条胡同里的小小院落的。英师母身体硬朗。那天我还见到了尚在北京大学读心理学系的英达。

1987年1月，萧乾应邀赴厦门大学讲学。应锦襄和她丈夫芮鹤九教授请我们到他们府上去吃晚饭。席间，我们想尽办法安慰刚从北京抵达厦门的应老太太。原来吴世良不久以前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应锦襄怕姑妈过于哀伤，遂接她来小住。过了若干日子，英家曾表示现在有条件接老人家回去了，然而这位姑妈由于年迈，不良于行，终老厦门。

1990年3月31日，加拿大驻华大使在使馆举行招待会，祝贺萧乾所译《里柯克幽默小品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出席招待会，与加拿大大使埃尔·奥拉克亲切交谈，并与大使和大使夫人，以及萧乾和我，合影留念。那些年参加外事活动，经常可以看到钱钟书、杨绛伉俪，赵罗蕤、王佐良等教授。杨绛先生仍健在，其他几位，均未能进入新世纪。

关于英若诚，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是他的拳拳爱国心。有一次，他说，最近因演出的关系要去日本（可能是演老舍的《茶馆》），然而他一点儿也不想去。北平沦陷后，他父亲英千里先生给日本宪兵队抓去，被严刑拷打留下的血衣，几十年来一直保存在家中。另一方面，对他夫人和他自己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毫无怨言。

斯人已去。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导演、翻译家身上，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让我们学习他的爱国至情，他那种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吧。

2004年1月10日

* 作者为著名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