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近年来，美国的很多研究者和投资家，从不同角度对美国经­济衡量方法的合理性，美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以及经­济衡量方式调整的时机和动机，都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鉴于美国当前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持有美元或者美国资产。由于经­济数据对于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形势分析和投资判断具有基础性作用，应该有必要全面审视这些质疑的价值。

在全面分析这些质疑的基础上，本文试图结合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状况，从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国的角度，深层次地揭示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和走向以及美国维护金融霸权的体系。

对经­济衡量方法

合理性的质疑

质疑主要针对几何权重法(geometric weighting)、替代性谬误（substitution deception）、满足感修正(hedonic moderation)和数据隐瞒等数据处理方法。

自从1999年以来劳动统计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采用的几何权重法，实质就是采用一篮子可调换的商品，采用可变的权重。这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一些价格大幅上涨的品种被排除到核心商品之外，例如能源和食品，保健等，另一方面是留在一篮子中的商品，价格上涨的被给予较低的权重，价格下降的给予较高的权重，从而大大降低通货膨胀数据的读数。很多人留意到了石油价格暴涨引发的“石油冲击”，但实际上食品价格暴涨引发的“食品冲击”几乎可以等量齐观。美林的两位经­济学家专门造了个词“农货膨胀（agflation）”来专指可能长期持续稳定的全球谷物价格上涨。2007年，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指出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食品价格上涨了11%。太平洋投资公司（PIMCO）的Bill Gross认为，与1970年代相似，2005～2008年间食品和能源应该是预测总体CPI的指数。

被给予过低权重的包括医疗支出。不久以前雇主通常支付雇员的几乎全部医疗支出。现在根据加州Kaiser 家庭基金会的数据，一般的就业者需要平均从工资中额外扣除3281美元来支付家庭的医疗费用。美国家庭医疗保险每年平均的支出是12000美元。自从2001年以来，工资只增长了19%，而医疗保险的支出增长了78%，同期政府在医疗成本方面的通货膨胀指数只增长了17%。

对替代性谬误的质疑集中在占CPI40%权重的房屋价格上。美国劳动统计局采用房主的同等租金（House owner’s equivalent rent），即房主出租其房屋可能得到的租金，来计算CPI的数据。这大大降低了2000年以后房价剧烈上涨带来的房主在按揭贷款、房屋保险、财产税方面的相应支出上涨对CPI的影响。有人估计，2003～2006年间，房主的同等租金的年增长率只有5%左右，而S&P/Case-Shiller的房屋价格指数却达到了10～20%。同期，根据房屋价格指数计算的CPI要比官方的数字高出2.5到4个百分点。

满足感修正方法被用于衡量性能不断增强、价格却迅速下降的电子产品在CPI和GDP计算中的权重。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这些产品不断下降的价格不能准确衡量其带来的满足感，所以应该用增加的满足感来修正这些产品降价对CPI和GDP的不良影响。由于消费电子产品只占CPI1%的比重，满足感修正对CPI的影响不大，但是对幸福感修正会大大夸大计算机的销售量，因而会人为地吹大GDP的数据。美林的一个计算机分析师Steve Milunovich分析指出，负责核算每个季度的GDP的联邦经­济分析局，为了掩人耳目，很早就开始停止公布用于计算GDP增长率的实际计算机硬件的出货量。政府公布的2000年二季度至2003年间技术支出的数据，从4460亿美元攀升至5570亿美元，但是用实际价格计算，应该只是从420亿美元上升至880亿美元。德国的Bundesbank研究认为，采用满足感修正来计算，会导致GDP上升至少0.5个百分点。

被美国官方停止公布的数据包括广义货币供应的M3。本来人们可以从M3的规模大致估计在金融领域信贷扩张引起的流动性过剩的水平。2006年M3的年均增长率是12%，2008年8月则达到了14%。继续公布M3会使美联储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低水平的说法难以自圆。

对美国经­济数据

可信度的质疑

当前对经­济数据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代表经­济繁荣程度的GDP和衡量通货膨胀的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价格指数）。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债券主管，号称“债券之王”的Bill Gross认为，“美国真实的GDP增长率应该比官方数字至少低一个百分点，而真实的CPI应该至少相对高一个百分点。”他曾因为在一篇通讯报道中称CPI不过是个“高级骗­术”而引起轩然大波。他总体上认为美国政府报告的CPI上涨率与世界范围内普遍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是难以协­调的。

加州的一个前新闻记者John Williams用调整前的CPI计算标准计算，发现2005到2007年间的通货膨胀指数应该在5%～7%之间，而不是官方公布的2%～4%。如果将这2到3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指数从官方的GDP数据上扣除，那么美国进入经­济衰退的时点将从官方公布的2007年的次贷危机，提前到2006年第四季度。

综合上述对CPI经­济衡量方法的质疑，我们认为对压低通货膨胀指数的质疑应该是充分可信的。但是对GDP数据被抬高的结论，要做出明确的判断可能要难得多。虽然存在用满足感修正抬高GDP数据和未用实际通货膨胀指数修正GDP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考虑到美国产业结构方面的巨变，尤其是美国金融领域的“狂野西部”的巨大规模，被大大低估的金融领域的GDP可能是我们难以做出美国总体GDP被抬高的结论。

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29.3%，金融服务业只占10.9%。到了2005年制造业只占到GDP的12%，而金融服务业的比例提高到了20.4%，远远超过了制造业、医疗保健以及批发零售业的相应比例。同时在美国金融服务业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整个美国金融服务业资产的比例看，1956年美国银行和存款机构的资产占57.2%，保险公司占21.1%；2006年这两个比例相应降到了23.8%和6.3%。如果考虑到前段时间AIG创历史记录的亏损和花旗集团的困境，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实际衰落程度还要深刻得多。而同期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的比例从12.2%和2.7%提高到了19.3%和18.3%。但是这远远没有揭示整个美国金融服务业沧海桑田般变迁的全貌。

随着1999年“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的通过，商业银行、保险、证券和房地产按揭业务之间的壁垒被撤除，对冲基金、私募股权集团、杠杆工厂、按揭池、货币市场基金、财富管理公司及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等俗称的“影子银行体系”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美国金融业的“狂野西部”，形成美国社会财富新的中心。

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管窥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骇人听闻的规模和不为人知的实力。从2007年全球广义流动性的估算看，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占流动性的78%，相当于世界GDP的964%；创造的证券化债务占流动性的11%，占世界GDP的138%。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和证券化债务的推出和流行，东亚的产品出口国和中东等地的石油输出国的资金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流入美国，2007年美国吸收了全球近一半的资本流入。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对冲基金成为多个两党候选人的主捐款人。例如，奥巴马的主要捐助人是位于芝加哥的对冲基金Citadel Investment Group。参议员爱德华兹的主捐款人是对冲基金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参议员多德从SAC Capital Partners得到了其早期精选资金的一大半。这标志着对冲基金已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财富的最大拥有者。赚钱最多的对冲基金，没有人清楚地知道它们赚了多少钱，受到的监管是最少的，纳税的税率却是美国全社会最低的，这成为当前美国社会争议的焦点。

简而言之，由于“影子银行体系”的出现，成为几乎没有受到监管的“狂野西部”，引致了美国社会规模空前的财富转移，对于美国GDP的贡献是一笔糊涂账，根据满足感修正和通货膨胀数据来判定美国GDP被抬高的结论很难成立，但是美国经­济数据可信度成疑应该可以定论。

对美国经­济衡量方法调整

时机和动机的质疑

对CPI和GDP衡量方法的修改是从1990年代初由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波斯金推动完成的。CPI一篮子商品的替代做法是在1990～1992年的深度经­济衰退期间开始实施的，当时很多人不得不领取食品券或者到慈善救济处就餐，很多人不得不以垃圾食品或者罐装食品为生。但是，质疑者提出，1958和1974 年前后的经­济衰退要深重得多，也没有采用类似的做法。

同样在1990年代采用满足感修正的做法也让人怀疑。因为大众产品质增价跌的情况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例如空调的出现，飞机客机的普及，汽车变速箱的流行，彩色照相机的应用等都带来了消费者满足感的提升。

对CPI颇具争议的修改是在1997～1999年间以掩人耳目的方式完成的。当时人们沉醉于牛市的快感，被国会弹劾克林顿的事件所吸引。

质疑者倾向于认为，压低CPI，是为了减少向美国退休者支付的社会保障支出，同时将给予生活水平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最小化，因为这两者都是和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

Gross认为，压低CPI，抬高GDP有利于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的金融市场，有利于稳定密切关注美元价值的国家和机构的投资心理。这包括货币和美元挂钩的国家，用美元计价的石油生产国，有巨大美元储备的各国中央银行，拥有了巨额美元的主权投资基金。

相比之下，曾任尼克松时期白宫战略家的菲利普斯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认为，对美国经­济衡量方式的变动和经­济数据的修改，是精心策划的影响美国社会和世界各国针对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心理的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将这现代操纵投资心理的金融隐学体系称为牛市学（Bullnomics），牛市学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把市场描述成神圣万能的崇拜市场的正统理论学说，美化美国体制的宗教教义等。他指出，金融行业在操纵社会财富方面肆无忌惮，政治家们罔顾社会公平和全球经­济平衡被严重扭曲的现实，将会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造成无可弥补的缺陷和无可挽回的信誉损失，并把全球拖入空前危机。这样，他把美国官方对经­济数据的操纵和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联系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种角度考虑，经­济衡量方式和经­济数据才可能是值得格林斯潘和波斯金这样的大人物处心积虑加以调整修正的目标。

我们的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美国和世界财富持续而空前集结的路径，那就是从普通民众到金融寡头，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向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从东亚和石油生产国等资本输出国到美国，从传统金融服务业向影子银行系统。可以说，当前美国社会和国际资本正日益集中到一些公众知之甚少、美国政府无意严格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中。

调整经­济衡量方式和修正经­济数据，从而掩饰美国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做法，掩盖了普通民众和金融寡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之间日益失衡的财富分配关系，无疑有利于促进和维护这一财富集中的进程。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世界财富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日益向美国核心金融集团的集中，已经­推动美国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经­济管理的目标，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实体经­济的生产价值创造转向更虚拟的财富净值管理。推动财富存量的集中和财富净值的最大化，已经­超越传统的GDP增长率、通货膨胀控制和就业增长，成为美国国家经­济管理的首要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就像一个上市公司专注于市值的最大化从而精心做账一样，美国经济衡量方式和经­济统计数据的调整几乎是必然的，因此难怪格林斯潘等人精心运作。

结合上述的分析来看世界金融危机，这一财富集中的进程难以为继可以说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由于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化债务的大规模流行，一般美国民众的资产基本上以证券和地产为主，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中心日益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产业型的就业机会日益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转向美国以外的地区，一般民众缺乏收入来维系其资产价值所需的投入，于是出现了房贷断供等情形，引发了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的出现，使美国有机会将普通民众的困难、类似汽车产业等制造业破产、银行金融机构的陷入困境，归因于市场机制失灵引发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美国是金融危机受害者的印象。然而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每经历一次危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财富都更集中了，竞争力都更加突出了。

当前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博弈相当激烈，造成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财富转移和主权国家的破产，本质上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经­济大战，过去长时间国际资本和美国社会财富向少数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集中，等于美国早就完成了战争的资源动员，使美国在当前金融危机中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地位。这无疑是值得陷入危机的世界各国警惕的。

不过从美国财富净值管理的目标来看，美国会尽量避免类似大萧条的全面社会财富流失，而是会相当程度地维持经­济泡沫­，通过局部经­济的轮番深幅调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者 李志能 为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转自《清华人》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