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史际平（1978级精仪）

高联佩教授曾经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其坎坷的人生经历长期萦绕在我的心头。

幼时对高先生的记忆并不十分明晰。60年代初至“文革”前我们家住在15公寓，楼对面不远是清华公寓食堂。该食堂的一部分被工会辟为俱乐部。以当时的条件，俱乐部的设备应该算是很不错的。里边可以打乒乓球、台球，还可下围棋、象棋等等。我当时还小，只能偶尔混进去看看热闹，但是确有印象高联佩先生是工会俱乐部的活跃人物之一，他非常喜欢打乒乓球。听哥哥讲，当时清华教工中的乒乓球高手有日后清华研究生副院长过增元。“文革”开始后，俱乐部也就关门了。

“文革”中，我们家和清华园中许多家庭一样，要么腾出房间，要么一再搬迁。我们家曾在9公寓23号与他人合住，就在这个时期高先生和夫人以“特务嫌疑”被捕入狱。一天下午，我在23号的后阳台看到一单元门前停有警车并有大量的人在围观。原来是高先生被警察押回清理家中的物品。“文革”中各派争斗激烈，但是由公安正式介入的事情在清华还不多见，所以我对此事印象很深。

2006年底开始策划《家在清华》（山东画报社，2008年4月）时我多次想到高联佩教授，也同时想起早年我家中发生的一段议论。记得当时是“文革”后期，我已在101中学念书。一天晚餐时，父亲提起了继1972年任之恭率旅美华人科学家访华之后陆续有美国的一些老朋友回国访问。这时哥哥议论道：在清华如果以归国年代来划分，以50年代回国的那拨人经历最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投进监狱，直到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之后才开始陆续被释放。而被释放的原因主要是怕他们在国外的老朋友或国外的新闻记者问起这些人的近况。哥哥的这些议论当然得到了父母的严重警告：“不要到外面乱讲！”动乱的时代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命运，所有这些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家在清华》的征稿正式启动之后，同是编辑和作者之一的好友杨嘉实（1977级 力学）联络到了高先生之女高一虹，我们有关《家》书的计划得到她的积极响应。不久，一虹、义舟姐弟合著的文章《我们的父亲高联佩，一个50年代留美归国学者的人生道路》很快传送过来。从文章中我开始进一步理解了高先生。

1919年高先生生于湖北江陵县高家口镇。1943年中央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并考取了本校研究生。1948年赴美国留学，秋天到密执安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读研究生。1955年夏完成了有关理论固体物理的博士论文，后正式获得了密执安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高先生是在1956年底踏上了归国路，先是从密执安到旧金山，而后再由旧金山坐船，三星期后才到了香港。他到北京已是1957年的新年，开始任教于清华工程物理系。一虹、义舟姐弟在文中充满深情地回忆了和父母在一起的童年往事，也有在父母被捕入狱之后她们姐弟的经历。

看到文章初稿之后，我知道高先生一家四口除了一虹在北京大学任教外，其他均在美国波士顿定居。2007年夏，一虹到波士顿看望父母。我想就此机会一方面征求一虹的同意，以便在作者群中传阅一虹姐弟的文章以启发大家的思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望高先生及全家。2007年8月19日我驱车来到波士顿，记得那天阳光明媚，但是找得并不顺。还好有手机，高伯母非常热情地在电话中为我指点迷津，等到了地方已近午餐时间，这是多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高先生的全家。在行前我曾经想过有机会要问一下高先生归国前后的情况，尤其是他在“文革”中九死一生的经历。我记得高先生“文革”中先是在清华园内被红卫兵“隔离审查”然后才被公安局逮捕。

高先生虽然米寿已过，但是身体应该说是很好的。遗憾的是由于他的听力问题，高先生基本上没有加入我们的交谈。坐了没有多长时间，高伯母就盛情邀请我和她们一起步行到不远的一家中餐馆共进午餐，高先生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去餐馆，但在去餐馆之前我为高先生一家摄影留念（见下图）。在路上，一虹解释她父亲现在听力不好，对一虹询问核实往事也并不是十分热心，这在一虹、义舟姐弟的文章有如下记述：“对于隔离审查中那段被关押的日子，爸爸很少谈起，问他时，他总是说‘不记得了’，‘隔离审查就是隔离审查’。我们知道回忆这一段历史一定是痛苦的，特别是作为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他有权利选择性地遗忘。不过我们记得，爸爸出来时，带回十分旧而不破，打了许多补丁的《毛选》四卷，还有全身浮肿的身体。”（《家在清华》第330页）

高联佩教授和夫人及子女，2007年8月19日于美国波士顿

我想高先生完全有权利选择遗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却一定不应忘记。

“文革”过后，我曾在清华听到过一篇广播发言，讲的是高联佩先生的难友王振通教授被清华红卫兵“隔离审查”的经历。为了能从这些归国教授的口中找到证词，以坐实里通外国的罪名，除了精神上的折磨还有肉体上的刑讯逼供。其中之一就是几个人将受害者围成一圈，然后是轮流拳打脚踢。为了不让人被打倒，圈子开始较大，最后围在中心的被害人体力不支，圈子则越来越小，使其不致倒地而中断殴打。

《家》书于2008年4月正式出版后，围绕着此书的故事还在继续着。2009年初《家》书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8年度百佳之一。2009年4月底，我注意到高先生的90大寿即将到来，我邀请同是《家》作者之一的王如骏撰写了对联。如骏兄本行美术，并长期在美国耶鲁大学执教。在专研西洋美术的同时，对传统的中国书画造诣匪浅。此次如骏兄挥毫泼墨，也给了我一个借花献佛的机会。他书写的条幅选自（唐）司空图《诗品》23《旷达》：“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如骏兄巧集四言联为：“杖藜行歌； 南山峨峨”，这不正是老人历经磨难之后超然豁达心境的写照吗？我想老人是会喜欢的，5月初回国时请人裱好。

2009年5月24日，我又一次驱车来到波士顿高先生家。这次看得出高先生兴致很高，也非常喜欢如骏兄的墨宝。虽然他不能听清我们的每一句交谈，但高先生始终和我们坐在一起。高伯母也很高兴谈到她本人的美国NIH科研项目，并请我品尝了生日蛋糕。她还谈到她的外孙女，也就是一虹的女儿箫箫。我是第一次听到有关箫箫在艺术上的禀赋，更听出了祖母为孙辈成长的骄傲。为了给老人们多留一些安静，我没有坐多久就请辞了。我一再让老人们留步，但是高先生却一再坚持送我到楼下。义舟陪我走到路边的车旁，我看到高先生还在楼下冲我招手，我忽然想到，老人有着祥和的晚年，他不但有相濡以沫的夫人做伴，还有膝下一双儿女，他们与父母之间不仅有着跨越时空的理解，更有着深深的爱。正如一虹、义舟姐弟的文章结尾写得那样：

“爸爸是一位笃信科学救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湖北乡下念私塾长大的他，有着非常传统的中式思维和道德准则，海外留学的体验又加深了他对祖国的情感，历经磨难痴情不改。但作为崇尚先进科技的科学工作者，他也的确‘恐美崇美亲美’。在美国、中国分别有被当作‘特嫌’的经历，似从对立的方向戏剧性地嘲弄了他的痴情和崇拜。六十年来他在中美之间的来复往返，述说着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年代深刻的文化认同挣扎。爸爸，我们想对你说，我们理解你。”（《家在清华》第338页）

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回国，我每次回到北京一定要去清华的校园内去走走，这里是我的母校，也是我从小居住的地方。一次正走在路上，有位行人向我询问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的方位。我则是迫不及待地将那位素不相识的路人引到了纪念碑前。望着他专注地读着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我猜想他不仅仅是来凭吊清华的先贤，也许他还对清华怀着某种崇敬和期望吧。每次有机会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驻足，我总会将陈寅恪先生的这几段话反复阅读思考：“先生之著述，或许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许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文革”期间，这块碑曾被打翻在地任人践踏。终于，这块曾经作为知识分子精神指南的纪念碑又被重新扶起。不仅如此，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也被复制于清华园内。清华何其幸，在校园内师生们有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和冯友兰先生所推崇的“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日夜为伴。清华又何其难，对于一贯以中国最高学府自谓的清华，人们完全是有理由期望她能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而不负众望。

以高联佩先生代表的许许多多老一代海归学者的坎坷经历为教训，清华不应忘记，我们不应忘记。

2009年12月28日晚，修改完成于印尼巴厘岛

后记：曾将初稿传给高一虹并通过她交给高联佩教授和夫人审阅；同时蒙高一虹同意本文转发她和高义舟《家在清华》文章中所用的全家合影；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