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楼邦彦的清华往事

2016-04-07 | 陈新宇 | 来源 《法治周末》2016年4月5日 |

当今的法学界,听过王铁崖、龚祥瑞两位先生大名的应该不少,而与之“三同”:同学、同事、同为钱端升先生高足的楼邦彦,则知者寥寥

参加《楼邦彦法政文集》出版座谈会的楼先生的子女、亲属、学生以及生前好友王铁崖、戴克光、吴恩裕等学者的后人们。

当今的法学界,听过王铁崖、龚祥瑞两位先生大名的应该不少,而与之“三同”:同学、同事、同为钱端升先生高足的楼邦彦,则知者寥寥。这位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其实学问才识,与前两位相比,毫不逊色,奈何天不假年,逝世于1979年。他历经“运动”坎坷,虽然最终拨乱反正,得以“右派”平反,却没有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候。

近日,《楼邦彦法政文集》出版,先生昔日的皇皇大著得以旧文重刊,重现天日,借此机缘,楼先生的子女、亲属、学生以及生前好友王铁崖、戴克光、吴恩裕等学者的后人们,重返先生的母校清华大学,和国内各高校的法学、政治学的学者们一道追忆楼先生的风范举止,探讨他的学术思想。斯人已逝,故园仍在,追忆“恰同学少年”的楼邦彦与清华园的渊源,缅怀那一段不应忘却的学思与法意。

清华文法两院的黄金时代

楼邦彦祖籍浙江鄞县,1912年出生于上海,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如果说传统律学家多出自内陆省份如陕西、河南,有所谓陕派、豫派律学的话,近代中国的法学家更多出自沿海地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法哲学家吴经熊,就是浙江鄞县人,楼邦彦的老师、著名的政治学家钱端升是上海人,好友王铁崖是福建福州人,地域与法学智识的转型,似乎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1930年楼邦彦先入上海沪江大学读书,一年后转学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转学背后的原因,当时同为沪江同学、后来同样转入清华的龚祥瑞在回忆录《盲人奥里翁》中提供了一些线索,按照龚先生的说法,曾任清华政治学系主任的余日宣当时正在沪江大学任教,向他介绍过清华的情况,促成他转考清华,这种来自老师的影响很可能也发生在楼邦彦身上。

依据史学家何炳棣的说法,1930年代乃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30年代的清华文法两院表现出空前的活力。除各系师资普遍加强外,教授研究空气较前大盛,研究成果已非《清华学报》所能容纳,于是不得不另创一个新的学术季刊《社会科学》。冯友兰师的《中国哲学史》和萧公权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部皇皇综合巨著,更足反映文法教学研究方面清华俨然已居全国学府前列。”(《读史阅世六十年》)

时任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有名言传世“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与前任校长罗家伦先生皆用心延揽人才,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当时的政治学系可谓名师云集,阵容鼎盛,浦薛凤先生执掌系务,教授有王化成、沈乃正、张奚若、陈之迈、赵凤喈、燕树棠、钱端升、萧公权等人。这批学人多毕业于清华的留美预备部,后出国攻读法政,在哥伦比亚、哈佛、芝加哥、康奈尔等一流学府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返回母校任教。彼时他们正处于年富力强、才思敏捷的人生阶段,既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又关注中国的国情。

当时清华大学的本科教育实行通识教育,在必修的102个学分中,国文、外语、自然科学、数学、逻辑、历史、经济等课程占据了至少76个学分,近75%之比重。关于这种教育理念,梅贻琦先生认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予于事业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大学一解》)

清华历史上培养出众多中西会通、文理兼备的人才,足以证明这种“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为本,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为末”通识教育的价值。其在一段时间内曾遭批判摒弃,当代重新被肯定重视,有道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让人不胜唏嘘感慨。

一代人的法政救国情怀

当时政治学系的专业课程,有浦薛凤的政治学概论、中国历代政制专题研究、近代政治思潮;陈之迈的近代政治制度、宪法、议会制度、独裁政治、中国政府;赵凤喈的行政法、民法通论、刑法通论;沈乃正的市政治、市行政、地方政府;王化成的国际公法、国际关系、国际公法判例、国际组织;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名著选读;燕树棠的国际私法;程树德的中国法制史;萧公权的当代西洋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另有开课者不详的法学原理、行政学原理。

课程的目标在于:(一)灌输学生以政治科学之基础智识,训练其思想之缜密,理解之确切,并授以研究学问之经验与方法,使能力里作高深学术之探讨;(二)养成学生应付社会环境之学识与技能,使于毕业后,或服务社会,或参加考试,皆能举措裕如。故理论与事实并重,同时对于各种考试(如留学考试、高等试验、县长考试等)之科目,亦求能互相衔接。

美丽的校园、一流的师资、先进的理念、完备的课程,弱冠之年的楼邦彦,就这么躬逢其盛地与清华结缘了。在这里他很快展现了自己的学术才华,在《新民》《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在经济的立场评估旧道德的价值》《智识阶级的路》《我们的政府在哪里》《对国联调查团之认识》《信教自由与意见自由》等文章。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在1934年的两本论著,一本是其本科论文The BritishCabinet(1922-1931)(《1922-1931年的英国内阁》),另一本是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为世界政治学丛书的一种,与龚祥瑞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

前者是英文论文,由陈之迈博士指导。论文共5章,包括导论、1922年至1931年英国内阁的历史概览、两党制的没落、宪法问题、1922年至1931年英国内阁成员。从选题上,楼邦彦选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31年经济危机前这一貌似常规的时期,从英国内阁的视角,探讨期间重要的宪法性变化。这种从平常处着手挖掘背后隐含的不平常之处的做法,正是其博学覃思的体现。

从写作风格上,楼邦彦采用如史直书的方式,通过资料与数据来分析说理,不做价值评价,体现了严谨客观的文风。从篇幅上,全篇共90页,翻译成中文共34865字,已经超过当今硕士论文的字数要求。从外语水平看,楼邦彦用英文写作,体现了对自己外语能力的信心,论文后所列参考书目共有专书25本、论文11篇、其他文献两种,全为英文论著。

就笔者曾经浏览过的1931年至1951年间共101篇清华政治学系本科论文的经验看,楼邦彦的论文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这篇论文,冯象教授的评价是:“楼先生的英文写文章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偶有小错,谈不上文采,比起钱钟书先生他们来,还是很普通的实用的英文。但论文的水准、文献梳理的功夫和问题意识,不亚于现在的硕士论文;甚至许多马马虎虎、粗制滥造的博士论文也赶不上他呢。”

这番表述可资注意的有三点:首先,冯象教授是以钱钟书先生的英语水平这一最高标准为标杆进行比较的;其次,楼邦彦乃以规范的语言进行写作,而学术论文应以表述清晰为第一要务,他的论文符合这一要求;第三,这篇论文的水准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与当今的硕士论文甚至博士论文相比,也毫不逊色。

后者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员吏制度的著作,以英法德美四国相关制度为考察对象。关于Civil Service一词,当时有“吏治”“文官”“公务员”多种译法,本书的校阅者钱端升教授认为皆有不妥,主张翻译为“员吏”。该词翻译的精准性暂且不论,钱端升教授专门为两位本科生的著作撰写序文,提出修订意见,可以反映出当年师生关系的亲密无间,师者爱才,提携指点,学生优秀,本科时期已经可以进行学术攻坚,完成专业论著。

而楼邦彦之所以选择员吏这种与政务官相区分的事务官,即“具有专业技能和永久任期的职业官吏”为研究题目,一方面是从世界趋势看,20世纪的国家已经从原来18世纪、19世纪的警察国家转变为行政国家,员吏的作用日趋重要;一方面是从中国问题看,他认为当时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不是在没有宪法,而在吏治腐败,势必改革。因此,研究员吏制度,正是在肯定传统考试制度价值的同时,面对世界的发展趋势,试图以先进国家的他山之石,促成中国的员吏制度改革,可谓“吾以救世也”,这正是当时这批青年人法政救国情怀的折射。

不应忘记的法律史上失踪者

可以说,1931年至1934年楼邦彦在清华的本科时光中,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发出黄莺初啼,奠定“以学术为业”的基础,毕业当年他顺利考入清华的法科研究所。在研究生阶段,他同样笔耕不辍,在《清华学报》《清华周刊》《建国月刊》《时事月刊》《独立评论》上发表书评、论文与时评。

贝里代尔·基思(A.BerriedaleKeith)的《英国宪法》(Constitutional Law of England)、詹姆斯·贝克(James M. Beck)的《布洛克拉西的奇境》(Our Wonderland ofBureaucracy)、米德尔顿(W. L .Middleton)的《法国政治制度》(The French Political System)等西方学者的最新著述,都是在甫一面世或者出版不久,即被他引介到中国来,体现了他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把握。《美国联邦公务员的退休制度》《苏俄的公务员制度》是他对员吏制度研究的持续探讨。《宪法草案中国民大会之组织问题》《政制问题的讨论》反映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后者,乃与本科论文指导教授陈之迈先生进行商榷的文章,体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与勇气。

楼邦彦并没有完成他在清华的硕士学业。1936年他考取了第四届中英庚款考试的行政法门,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这类庚款考试,全国每门往往只录取一人,每届录取总人数不过十几、二十余人,是当时竞争最激烈、难度最高的考试。依据统计,楼邦彦那年的录取率,仅为5.24%(郑刚:《中英庚款与民国时期的教育》,《教育与经济》2011年第3期)。在龙门之试中脱颖而出,正是他实力最好的证明。

1936年的英伦之行,在大洋彼岸等他的是大名鼎鼎的拉斯基,与之同期在伦敦的则有老同学王铁崖与龚祥瑞。如今当我们对这三者耳熟能详之余,也不应该忘记那位法律史上的失踪者楼邦彦,正所谓“何处相思明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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