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人民政府安排父亲到川东行署工业厅做总工程师，母亲到沙坪坝区妇联工作。我们全家衷心感谢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
1955年父亲心脏病突发，脑溢血去世。1956年重庆七中保送我上清华大学工物系，学习天然放射性同位素工艺学。
1962年夏天我回重庆结婚。我们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只有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住房和一张单人床。婚前，母亲和我的未婚妻睡在床上，我睡地铺，中间用帘子隔开。领取了结婚证后，我和妻子就睡在地上。我们度蜜月，连一张床都没有。
1962年10月大学毕业，我志愿到内蒙202厂工作。在内蒙，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住的是干打垒，吃的是窝窝头，冒着风沙、冰雹，顶住了西伯利亚寒流。我们小组硬是用点火生炉子的土办法把铀炼出来了。
1964年我把妻子接到202厂。当时住房紧张，厂里安排我们住在包头市昆都仑区附近的小包钢宿舍。那里很偏僻，屋内没有自来水。我俩去昆都仑买了一口大水缸，缸很重，我俩把它放在地上滚着走。走着走着，忽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顶风寸步难行。天渐渐黑了，我俩迷了路。这时顺着风从远处传来野狼的嗥叫声，我们只好把缸扔下，等明天风停了再来找。我们拉大锯改木头做家具，挖地窖储存土豆大白菜，用自制的盒漏压莜面改善生活。下班后，妻子和当地人一起唱二人台和牧歌小曲，我拉小提琴伴奏，生活虽然艰苦，但过得有滋有味。从小包钢到厂里上下班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我利用骑车的时间，一边骑车，一边谱曲，为毛主席诗词和唐诗宋词谱写了十几首歌曲。春节，厂里组织文艺会演，我们研究室让我用我谱的曲，搞了一个毛主席诗词歌曲大联唱。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的研究成果《复合还原法直接配制特种成分金属铀》登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向祖国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967年1月下旬，妻子回重庆生孩子，正值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火车上十分拥挤，刚到重庆，一出站她就晕倒了。救护车把她送到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处在半昏迷状态，产下一个女婴，母女平安。
1969年我随单位战备转移到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住在古城中学教室改成的宿舍里，这是我们临时的家。1970年8月2日我的第二个孩子在垣曲出生。那天，我请了一个接生婆来家里接生，我给她打下手。她让我烧一锅开水，把剪刀和卫生纸消毒。接生婆让我妻子把两腿分开，放在我的双肩上，我瞪着眼睛看见小女儿生出来，呱呱坠地。我当时心情非常紧张，因为以前常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很危险，就好像一只脚跨进了鬼门关。现在亲眼看见七八斤重一个小孩，从又窄又小的产道中生出来，简直难以想象。
当地人很少吃鸡吃肉。妻子坐月子，我就提着篮子走村串户去买鸡买蛋，还组织了几个人去农村杀猪分肉，为她增加营养。
我带几个人到古城附近的村子去杀猪。我们先和养猪的农民讲好生猪的价钱（大约是每斤生猪肉4角多钱），请杀猪匠来杀猪。杀一头猪，需上交3元杀猪税，付给杀猪匠3元辛苦费，另外，再把猪大肠和肺送给他。我们请他把猪肉一块一块割下来，好坏搭配分成若干份（一般是参加分肉人数的两倍），然后，抓阄决定。每人抓阄两次，尽量做到公平合理。猪的心、肝、肚子和小肠，谁要谁就按市价买去，最后一笔一笔把帐算清楚，做到人人满意为止。这个分肉的办法，是我和大家一起商量制定的。
宰猪分肉其中也大有学问。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到东安市场去听说书，一位老先生讲汉高祖谋士陈平的故事。他说，陈平早年是一个宰猪分肉的，由于他分肉分得很公平，大家都很服气，民间流传着“陈平宰，天下平”的美誉，后来陈平果真就做了汉朝的宰相，这说明宰猪分肉和做宰相治国平天下是同一个道理。
1970年9月，我被派到北京昌平南口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搞协作。我在虎峪村农民家租了两间石头房子，房租每间每月才一元钱。房东老大爷69岁，老大娘68岁，二老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也嫁到昌平去了。他们一共有五间房，租给我两间，其中一间还存放了一口棺材。房子租好后，我就写信通知妻子，叫她们到北京来住。
一个大雪天妻子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了北京，她们在西直门火车站下车，再乘电车到西单下车后，到电报大楼对面搭乘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接人的卡车回虎峪村。
妻子一手牵着大女儿，一手抱着小女儿，背着一大包行李，非常吃力，眼看就要赶不上卡车了，怎么办呢？她赶快叫住几个路过的女学生，假装向她们问路，电报大楼在什么地方？那几个女学生说，我们也是去电报大楼那个方向的，跟我们走吧。她们帮我妻子拿行李、牵孩子，把她们母女三人送上了卡车，傍晚就到了虎峪村。
我拣了一手推车树枝，又从南口拉了一车煤球，开始生火过日子，这是我的又一个临时的家。我们和房东老大爷、老大娘关系处得很好，我们吃的菜是他们自己种的，香椿芽是从他们家院子里的树上采摘的。我们去南口买了肉，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吃。
假日，我们一家四口骑一辆自行车去十三陵玩，大女儿坐前面，妻子抱着小女儿坐在后座上。到了十三陵，见到了许多石人雕像，我的小女儿不停地举起小手做喊口号状，原来她把石人雕像错当成伟大领袖的塑像了。
在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搞了一年协作后，接到通知，我们在山西垣曲那一批人要搬迁到四川，去参加三线建设，建设核动力基地。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负责人吕应中老师希望我留下工作，并表示可以解决我全家的北京户口问题。但是我没有同意留下，婉言谢绝了母校的好意。我认为我应该回四川参加三线建设，为建造我国的核动力基地作贡献。
1971年10月，我调到四川909基地（后来更名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第一研究所放化室工作。
1971年年底，领导让我们组织一个文艺宣传队，到工地和附近的农村和部队去为工农兵演出。我担任编剧、作曲和小提琴伴奏；我妻子唱歌，跳舞，演小歌剧。1972年元旦春节期间，我们爬山涉水，深入到附近农村，为农民演出。农村条件很差，我们经常睡在铺稻草的地板上。农民们居住得很分散，为了看演出，往往要打着火把从十几里路以外赶来。我们演出的节目很受群众欢迎，一个深山里的老太太看完演出后，拉着我妻子的手说：“我一辈子这还是头一回看演出，你们演得太好了！”
我家住在青衣江边上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内，我们经常走一条小路上班。小路曲曲弯弯，崎岖难行。中间要过两次小河，翻一座小山。先过一次跳磴河，再从两根水泥电线杆搭成的桥上过石门堰，然后，翻过龙门山，再过一次跳磴河，才能到放化室去上班。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9月18日开追悼会那天，我得一儿子。那天全体职工都到办公楼前开追悼会去了，医院里只留下一个医生值班，妻子生孩子时，我又去打下手，又一次为自己的孩子接生。当时医院的条件很简陋，产房设在家属区一号楼的一楼内，产床是一张单人木板床。下午15时，我和医生一边收听追悼会的实况广播，一边看护我妻子。追悼会主持人刚宣布默哀三分钟，妻子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1980年以后，我调到第四研究所工作，从事各种核反应堆燃料元件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工作。1994—1997年参加起草国家军用标准《潜艇核动力装置建造安全规定》，并作为主审人之一，审查通过了国家军用标准《贫铀穿甲弹技术条件和检验方法》。参加起草了核燃料元件的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4项。
我是一个能力有限的普通人，平凡得和阿猫、阿狗、阿Q一样，但是为了祖国的原子能事业，我尽力了，也就问心无愧，没有什么遗憾了。
1993年在成都九如村，我分到一套福利住房。我购置了空调、彩电、数码照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高科技成果。我深深地感到，只有祖国强盛了，才可能有我们家庭的幸福。正是：
历经风雨七十冬，雨过天晴见彩虹；往事如烟随风去，流金岁月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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