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绪贻（1940社会）

1936年作为十二级考进清华大学的，正榜生294人，另有3个边远地区学生和2个华侨特别生，总共299人。其中女生只有24人。到1940年昆明毕业时，299人中只剩下89人，女生只剩下7人。真是沧海桑田呵!

在清华十二级同学中，从高中起就同学、在清华园时同宿舍的李宏纲，因所学专业不同、思想志趣不一致，在蒙自、昆明时来往不是很多。在蒙自时，因为我爱围逵南湖散步，欣赏荷花和朝霞晚霞，经济系袁荣生同学此时正沉迷于婚外恋，往往主动前来作伴，向我倾诉他内心的痛苦、欢乐等复杂情绪。外文系女同学陈慈，是著名学者、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千金，容貌秀美，成绩优秀，是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我对她有好感，在和她一同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时，曾借用她的笔记。有的男同学因此取笑我想向她求爱，但确非事实。到昆明后，和我来往较多的清华十二级同学，有以下几位。

正在恋爱的张宗颖邀请我去和他同住，有利用我作掩护的一面，他们为我提供免费食宿，而且住得不错，吃得很好，可他们从来没有让我感到这是他们对我的照顾，而是我帮助了他们。他们非常尊重我的人格，看重我当时优秀的学习成绩。他的女友吕乃朴还一再向我提到，她认为我将来一定可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不错的成就。我感到可惜的是，他俩当时太沉溺于爱情，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很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成天纠缠于“你爱不爱我”之中。

大学三年级开始时，我曾和胡绍安、金道森短期住在同一个宿舍。胡绍安为人直爽厚道，他的父亲和我世泽大叔相识，我们在清华园时便经常往来，到蒙自、昆明后也一样。但因所学专业不同，谈学论道时候少，共同参加文娱、体育、旅游活动的时候多。清华毕业后，我们都在重庆工作。1940年10月我结婚后，他是我家常客。1947年我回国，1948年他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任职，他的夫人钱芷若则在联合国工作。我们一直到现在总有联系，可谓终身好友。金道森是我高中同学，黄陂小同乡。我们的关系也很好，但似是君子之交。他身体比较瘦弱，不大喜欢参加体育、文娱活动，平时言语少，交游窄，往往有些与人不同的思想习惯。一般人喜欢吃甜水果，他却觉得甜水果太平淡，要有点酸味才好吃。一般人喜欢昆明的气候温和，四季如春，他却觉得没有严寒酷暑的气候太平淡，没有刺激性。一般人讲恐怖故事强调暴力，他讲的恐怖故事中却毫无暴力。毕业后我们都在重庆工作时，我们夫妇曾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惜无缘分。金道森学化学，成绩不错，留美回国后的研究工作成绩显著。

窦振威是生物系同学，自称兰州土著。在昆明时我曾和他短时期租住凤翥街义顺木行二楼，后来因为专业不同，两人思想、兴趣不太一致，很少来往。直到近50年后，1986年8月我去兰州开会，打听到他的下落，才初步了解到解放后他的坎坷命运和晚年在科学研究上做出的显著成绩。他因休学一年，1941年才大学毕业，和昆明梁淑英女士结婚，两情弥笃，留在云南曲靖工作两年。1944年因需要照顾双亲调回兰州，他的夫人因系独女，家人坚劝其留昆，虽育有一子一女，1948年两人还是忍痛分手，各自嫁娶。调回兰州后，他任职于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从事科学研究和普及工作。解放后，科学教育馆改为甘肃省博物馆，他仍为该馆研究员，主要从事甘肃省动物资源的调研和科普工作，跑遍了甘肃的山山水水，结合农、林、牧、副、渔业和自然保护工作，主办过多次将科技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的陈列展览。1957年，他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撤职降薪。“文化大革命”中，他不仅被迫停止科研工作8年，又被定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并于1971年被开除公职，夫妻双双靠打临工度日。改革开放后，他始得平反，调到西北师范大学任教，讲授动物生态学。他一面教书育人，一面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到20世纪末，他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与人合作完成了甘肃省鱼类、鸟类、哺乳类的区系研究，编著了《甘肃脊椎动物志》，代表国家参加了国际野生动物保护会议和亚太地区兽类学学术会议，还为建立甘肃省自然保护区做实地野外综合调查和论证。1987年4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以“爱鸟老人”为题，报导了他的事迹。1995年3月13日，我收到了他寄赠的《候鸟保护神——窦振威科普文集》。

李舜英毕业于经济系。他为人热情，重友谊，交游颇广，我们有好几位共同的朋友。从清华园到西南联大，我们时相往来。解放后，他主要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我们来往更加密切，除经常通信外，我每次去北京，他每次来汉，必相把晤畅谈。晚年，他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并担任全国人民银行系统高级业务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他临终前一年，我还去北京他家重叙过一次旧情。

清华十二级同学中人才济济，出了不少做出巨大贡献的非常著名的学者、科学家、政治活动家。由于在校时我和他们无往来，这里就不谈了。

在西南联大认识的朋友中，首先应提到艾光增。1938年5至8月在蒙自时，他和我同宿舍。他原是清华八级土木系同学，因参加革命活动坐过三次牢，耽误了一年多，乃转入十级经济系，仍高我两个年级。他像冯友兰教授一样，蓄着一大把胡子，浓眉丹凤眼，显得憨厚、热情、沉着而又风趣。他健谈，有点口无遮拦，除他的婚姻秘事外，也谈他参加革命的惊险故事。当他谈到他在南开中学帮助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地下工作者的情节时，我为之神往。那是1930年春季的一天，经天津一位地下工作者小段的介绍，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以“表妹”的身份前来会见，要求他代转家信。这个女孩原是一个大富豪的千金小姐，因思想进步，偷偷离家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他因此前已多次帮助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熟悉地下工作纪律，所以并未问她的姓名住址，便慨然应允，并成功地为她将信转给了她的父亲。后来，她的父亲给她寄来一大箱衣服，她只留了两件，其余都捐给了地下党领导的互济会。再后来，他又帮助她与其父会见，她父亲带给她一条金项链、一枚金戒指和一个金别针，她都捐给了党组织，并劝其父捐给地下党100块大洋作活动经费。此后，他俩关系日益亲密，相互信任，她时常就住宿在他的宿舍内；有次病重，他还背着她去看医生。但是，他们始终只是“表哥”和“表妹”的关系。

我听到这个故事后，向他表示很想就此题材写一部小说。他半开玩笑地说：“那你就请我喝牛奶；每喝一杯牛奶，我就给你讲一段。”后来，我真的请他喝过牛奶，他也给我讲过两三次，但因彼此学习紧张，无结果而罢。7、8月间他毕业后离开了云南，再未听到他的消息。1949年武汉解放后不久，中共派来军代表朱凡同志接管武汉大学，他的助手艾天秩原系清华大学研究生。我当时是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大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参与接管活动，并任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因而了解到艾天秩乃是艾光增的长子。不过当时接管事务繁忙，彼此又是初识，他只告诉我父亲已故，未言及其它。这些年来，我读了一些有关人士的回忆文章，才了解到当时许多人称之为“非党布尔维什克”的艾光增的更多情况。他出身于陕北米脂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5岁左右，和一个西北军高级军官高树勋的女儿高秀如结婚，1930年21岁在南开读中学时，已有两个儿子。他从小就思想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春天请他代转家书的那位女地下工作者，就是后来写《新儿女英雄传》的著名女作家袁静。那个给他介绍袁静的小段，就是解放后任过北京市委书记的刘仁。1932年他考入清华后，袁静也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求学，两人又有了联系。据袁静回忆：“有一次晚上，月光如洗，杨柳轻拂，我和他沿着景山护城河散步谈心，我低声问他：‘老艾呵，你爱国热情那么高，冲锋陷阵那么勇敢，你却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真是不可思议呵!’他叹了一口气，用浓重的陕北乡音说：‘小袁，你不知道，在我们的家乡陕北米脂，封建思想很浓厚，都是早婚，我年纪不大，已经有两个儿子，我受妻子儿女的连累，没办法，不能当先锋队，当个小小的铺路石也好嘛!反正，我照样能爱国，照样能为革命做贡献，也许还能起到党员起不到的作用呢!’”

关于这个问题，亦即艾光增是否党员的问题，后任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的艾天秩一直存疑。他说，袁静、刘仁、蒋南翔等同志都说他父亲不是党员，只是个比某些党员的革命意志远为坚定的赤色群众。也有一些可靠老革命说他父亲是党员。他在1940年夏与父亲对榻长谈时，曾就此问题问过他父亲，他父亲笑而不答。他认为按照他父亲性格，如果不是，他会回答不是的。天秩教授说他还有一些不解之谜。“七七事变”时，他父亲正在米脂老家，非常兴奋，准备上前线杀敌。他的祖父希望他留在米脂赚钱养家。正在犹疑未决时，他的父亲向大姨家借了200元离开了家，两个月后，接到他寄自长沙临时大学的信，原来他去清华复学了。这件事使他们全家感到意外。更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父亲毕业时，学校经济系有两个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计政班受短训的名额，这是绝大多数清华学生不屑考虑的去路，但他父亲却主动报名参加，而且另一报名者乃是清华尽人皆知的国民党的跟屁虫，他父亲的对立面。1940年夏他往见父亲时，他父亲是国民党陕南师管区同少校审核主任。晚上，他父亲向他谈了他从大革命时期北京艺文中学党员校长被北洋军阀枪杀，他办理后事起做党的工作，直到“一二•九”运动中担任游行大队长等等革命活动，充满了对中共的感情，他觉得与他父亲当时国民党军佐身份极不相称。1941年1月，他父亲拒绝了上校军需和中校组长两项职务，却接受了军政部计政署的调令，到河南第38补充兵训练处任同少校审核主任。对于以上这些难以理解的事件，艾天秩教授怀疑可能是“服从组织分配”。1941年3月，艾光增到河南就任。5月15日，正当皖南事变后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他在午睡中被国民党枪杀了，年仅32岁。

张之毅虽是清华社会学系同学，但高我一年级，是到西南联大以后才认识的。前面提到，1939年春，我们曾共同选读费孝通先生讲授的“生育制度”一课，从此成为亲密的朋友，往来频繁，几乎无话不谈。他为人真挚坦诚，做事为学有一股倔劲。他很倾心于费先生从事的农村社区调查研究工作，1939年暑假前毕业后，就报名参加了费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并由他牵头引进了史国衡、田汝康、谷苞、胡庆均、张宗颖等。是年暑假，他就陪同费先生去禄丰县一个农村调查了两个多月。这次调查结束后3天，他又陪同费先生去寻找一个根据费先生全盘研究计划所需要的、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农村。他们用10天功夫找到云南易门县的一个盛产竹子的村子。翻山越岭，涉水穿林，晚上寄宿在野寺荒庙田舍村屋里。第二次他独自一人进村时，连原来租居的房子也不让住，他不得不住在村子附近山上一座破庙的厢楼上。他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报告，经过集体讨论修改，最后写出《易村手工业》一书。费先生评道：“这种做研究工作的办法确能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效果是显然的。像《易村手工业》这样的论文是出于大学毕业后只有一年的青年人之手，我相信是经得起后来人的考核的。”接着，张之毅又去玉溪县一个现代经济刚侵入传统经济的中卫村进行实地调查，写成《玉村农业与商业》一书。1943年6月至1944年6月费先生访美期间，将他的这两本书和费先生自己的《禄村农田》译成英文著作Earthbound China，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先后出版了中文版的费孝通、张之毅著《云南三村》。我1940年离开昆明后，和之毅联系不多。解放后在北京见过几次，倍感亲切。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恢复以来，他的研究成果日益得到学术界承认，作为老友，我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本文节选自刘绪贻口述自传《箫声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