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宗璞（1952外文）

2012年9月9日，我离开了北京大学燕南园，迁往北京郊区。我在燕南园居住了六十年，六十年真的很长。我从满头黑发的青年人变成发苍苍而视茫茫的老妪，可是回想起来也只是一转眼的工夫。六十年中的三十八年，有父母可依。还有二十二年，是我自己的日子。在这里，在燕南园，我送走了母亲（1977年）和父亲（1990年），也送走了外子蔡仲德（2004年）。最后八年，我与花草树木为伴。

九月间玉簪花正在怒放，小院里两行晶莹的白。满院里都漂浮着香气。我们把玉簪花称为57号的院花，花开时我总要摘几朵养在瓶里，便是满屋的香气。我还想挖几棵带到新居，但又想，眼下天气已不是移植的时候了。它们在甬路边静静地看着我离开，那香气随着我走了很远。

院中的三棵松树现在只剩两棵，其中一棵还是后来补种的。原有的一棵总是那么枝繁叶茂，一层层枝干遮住屋檐的一角。我常觉得它保护着我们。这几年，只要我能走动，便在它周围走几步，抱一抱它。现在，在它身边的时候越来越短，因为不能久站。我离开的时候，特意走到它身旁拥抱它，向它告别。如果它开口讲话，我也不会奇怪。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和几位朋友来送我，我把房屋的钥匙交给王博。是他最早提出建立故居的想法。我再来时将是一个参观者。我看了一眼门前的竹子，摸了一下院门两旁小石狮子的头，上了车，向车窗外的人和树木、房屋招手。

车开了，我没有回头。

决定搬家以后，我尽量找机会去再亲近一下燕园，最主要的当然是未名湖。湖西端的那条石鱼还在，在它的鳍背上依负着我儿时的梦。九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我曾在燕园姑母家中暂住，常来湖边玩耍，看望这条石鱼。七十多年过去了，我长大了，它还依旧。现在湖北侧的四扇屏一带有几株腊梅花，不过我很少看见它的花，以后也不会看见了。从这里向湖上望去，湖光塔影尽收眼底，对岸的花神庙和石桥也是绝妙的点缀。从几座红楼前向湖边走去时，先看见的是湖边低垂的杨柳和它后面明亮的水光。不由得想到“杨柳依依”这四个字。它柔软的枝条是这样低回婉转，真好像缠绕着无限的惜别之情。那“依依”两个字，真亏古人怎么想得出来！每次到这里，我总要让车子停住，仔细端详。在燕园的流连中，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当我离开家时，正确地说是离开那座庭院，我会不会哭。

车子驶出了燕南园，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哭。

有人奇怪，我怎么还会有搬家的兴致。也有朋友关心地一再劝说老年人不宜搬家。但这不是我能够考虑的问题。因为“三松堂”有它自己的道路。1952年院系调整，冯友兰先生从清华园乙所迁到北大燕南园54号。1957年开始住在57号。他在这里写出了他最后一部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在《自传》的《序言》中有几句话：“‘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这是“三松堂”得名的由来。北京大学已经决定将三松堂建成冯友兰故居，以纪念这一段历史，并留下一个完整的古迹。这是十分恰当的，也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必须搬家，离开我住了六十年的地方。

搬家就需要整理东西，我眼看着凌乱的弃物，忽然觉得我很幸运，我在生前看到了死后的情景。三松堂内的书籍我已先后作了多次捐赠。父亲在世时，便将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赠给家乡唐河县图书馆。父亲去世后，两三年间，我将藏书的大部分包括《丛书集成》和《四部丛刊》等分批赠给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他们设立了冯友兰文库，后随研究所并入历史系。冯友兰文库有两个大房间，装满了一排排的书，能在里面徜徉必是一件乐事。现在做最后的清理，将父亲著作的各种版本和其他的书一千余册赠清华大学图书馆。我曾勉力翻检了几本，它们都是我没有见过的，书名也没听说过。如有一本《佛国碧缘击节》，很大的一本书，装帧极好。我很想看一看内容，可是只能用手摸摸。清华大学图书馆很快建立了一间冯友兰纪念室，陈设这些书籍。河南南阳卧龙区档案馆行动较早，几年前便要去了书房、卧室的主要家具。唐河县冯友兰纪念馆建成后，我也赠予了少量家具和衣物等。还有父亲在世时为唐河县美学会写的一幅字，可能这个机构后来没有成立，这幅字就留在家里。现在正好作为唐河县纪念馆的镇馆之宝。韩国檀国大学有教师在北大学习，知道要建冯友兰故居，便来联系，便也赠给他们几件什物和书籍。他们要在学校中的博物馆收藏，以纪念冯友兰先生。

三松堂仍留有遗物，这里的东西有的并不止限于六十年，几个书柜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在清华园乙所摆放过的。多年不曾开过的抽屉里，有一叠信封，上印“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冯笺”，是父亲没有用完的信封。一个旧式的极朴素的座钟，每半小时敲打一次，夜里也负责任地报时，父亲不以为扰，如果哪天不响，反而会觉得少了什么。院中的石磨是母亲用来磨豆浆的，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想改善我们的生活，不知从哪里得来这个石磨，但实际没有磨出多少豆浆。这些东西，般般件件都有一个小故事。将来建成后的冯友兰故居，有他的内容在，有他的灵魂在。

我们还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手稿《新理学答问》。纸已经变黄变脆，字迹却还可以看清。我决定将它送给国家图书馆。在那里已经有了《新世训》《新原道》的手稿，让它们一起迎接未来。

东西是一件一件陆续积累的，散去也不容易，我一批一批安排它们的去处。到现在已将近一年，可以说才到尾声。在这段时间里，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我没有一点感伤。一切事物聚到头，终究要散去的。散后又是聚，聚后又是散。散往各方，犹如天上的白云。

据新浪网报道，韩国新任总统朴槿惠在就职典礼后，接受采访时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则让我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他是我最崇敬的学者。”几个月来，多有报刊报导过类似的话。我很感动。这是中国文化的力量，学中国哲学是一种受用。西南联大机械系校友吴大昌写信来，说他看到了2012年出版的一本书《冯友兰论人生》，其中一篇文章《论悲观》是为他写的。1939年在昆明，他向冯先生请教人生问题，冯先生为回答他的问题写了这篇文章，他得到了帮助。他说：“我是一个受益的学生。我钦佩他的博学深思，也感谢他热心助人。”这样受益的人还有，这也需要读书人的慧心。近年来，有一百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冯友兰的著作，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海外关于冯著的出版也从未断绝，《中国哲学简史》1948年问世以来，一直行销不衰。《贞元六书》中的《新原道》于1946年经英国人Hughs译成英文，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在伦敦出版。我一直以为这本书没有能够再版。最近得到消息，这本书在这几十年间，一直有美国数家出版社出版，隔几年便出一次，最近的一次在2005年。我非常惊异这本书的生命力，和冯著其他书一样，“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它们勇敢地活着，把力量传播到四方。如同云在青天。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道，但还是善良的人居多。对于那些关心我、帮助我的人，我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有些帮助是需要勇气的。从这里我看到人的高贵，一些小事也是历历在目。就燕园而言，北大校方对我时有照顾。还有那些不知名的人。地震期间，来帮助搭地震棚的学生和教师。他们走过这里便来帮忙。一次修房，需要把东西搬开，有一个班的学生来义务劳动，很是辛苦。就在我离开燕园的前几天，有人在信箱里放了一张复印件，那是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1948—1949冯友兰再长清华》）。寄件人大概怕我没有看到,特地送来。我收到了。一切的好意我都知晓、领受，不能忘记。

一次从外面回来，下车时，一位中年人过来搀扶，原来他是参观者。还有一位参观者从四川来，很想向冯先生的照片礼拜一番。当时我的原则是，室内不开放，只能在院内参观。不料，这位先生在甬路上下跪，恭敬地三叩首，然后离去。一位北大校友来信说，他在学校五年，没有到过燕南园。现在要回学校，目的之一是去看看“三松堂”。隔些时就有人来看望“三松堂”，多年来一直是这样。这里仿佛有一个气场，在屋内，也在屋外的松竹间，充满着“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执著和对文化的敬重，还有对生活的宽容和谅解。现在，这里将建为冯友兰故居，可以得到大家的亲近。希望这里能继续为来者提供少许的明白和润泽。

我离开了，离开了这承载着我大部分生命的地方；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哭。

2013年2月—5月

转自《文汇报》2013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