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感谢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培养了我，我也感谢电子系现任领导对我爱人姚惠娟老师的关怀。

近来电视上播放《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让我回忆起在那段时间里，我被绵阳分校党委指定审查和平反我们那里“文革”以来的冤假错案，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我认真负责地给他们写了平反昭雪的报告，特别是遇到李传信、张以进那样的假党员案，遇到难下结论的时候，我去请示当时的胡健书记，也常写信给哥哥问这种情况如何下结论。他们军队里处理党籍问题非常慎重，从不给牺牲和还健在的同志下“假党员”和“没入党”的结论。因此我们这里的“假党员”也都恢复了党籍，有的“反革命”帽子也给他们搞掉了，让他们又和大家一样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我的这件有益于国家有益于受迫害的同志，我常引以自豪。

我的家乡是老解放区，我长时间受党的教育，父亲是老村长、老党员，四个哥哥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都成为离休干部，母亲很善良，早年送哥哥去参加八路军，她有一句口头语“我对别人的孩子好，人家就对我的孩子好”。哥哥参加四平战役，他们那个连队，180人，打完仗只剩下14人，这也许是对我母亲的报答。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以他们为榜样，1951年我16岁参加工作，两年后就是四级技术工人，不久（1954年5月）又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现在已是一个有六十年党龄的党员了。我又被大连港评为业余学习模范，出席大连市业余学习模范会议。

1954年，我被保送到工农中学学习，四年的学习中，我担任班长，每学期和毕业考试全部是5分，在毕业前举行的全校一千多人参加的物理竞赛，我是四个100分获得者之一。在中学校领导包括大连工学院的院领导都教育我们，长征时四万人发展后来建立了新中国，说工农调干全国也有四万人，你们不仅要自己努力学习，掌握先进技术，更要团结同学，到大学和其他同学团结好，共同掌握新技术，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在大学里，开始我们每个班都有五六名调干，我先当党小组长，后来担任专业（四个班）的党支部书记，我们班的学习空气都很浓，很团结。我们响应学校“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号召，到锻炼时间，全都到操场跑步、打球、游泳等。有时我们都跑到颐和园东门再跑回来。到毕业时我们班得“优良学生奖状”和留校同学都比别的班多。我很自豪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班同学都互相帮助，很团结，近来有一个同学说“他一次把刚发下来的一个月的粮票弄丢了，我对老蒋说了这件事，他让我不让对别人说，他说他帮我解决，这件事我不会忘，对孩子多次讲到这件事”。我是我们班的专业摄影师。我每次都给大家照相留念，入学五十周年时，每人得到一张纪念光盘。

国家和党培养了我，我就应该努力工作，有时吃完晚饭还到实验室做实验。在陆家和教授领导下，我们研制的设备，获得电子部科技二等奖，得到各界包括孟昭英、李志坚院士的肯定。我在我们研制的设备上做出了硅半导体（Ⅲ）重构衍射图像，我写出的论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被评为优秀论文。一次学术会议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半导体专家谢希德看到了我的重构衍射图像后说，你们清华用自己做的设备又观察到这种结构图像，是国内首例，北京大学和物理所的人只是在外国作访问学者时利用外国的设备看到这样的图像。我为学校增光而高兴。我还有四项专利，对我来说不愉快遗憾的事很少，使我为一辈子都难忘遗憾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我没有成为清华大学一位名符其实的教授。

退休之后，我有机会去私企工作了几年，我用在清华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又利用图书馆资料，很快就入门了。我帮他们改进超声清洗机产品的质量，研制新产品，增加成本不多但设备售价几乎翻番，还申请了发明专利。在私企还为外单位修理进口的超声清洗机，老板对别人说，我聘到了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他已修好几种型号的日本、南韩的超声波清洗机。我为私企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增加了产值。多次在产品推销会上讲超声波技术和超声清洗设备的使用方法。老板很满意，我又一次地为学校增光。

我有许多爱好：爱集邮，从1951年至今一直没有间断；我爱好游泳，直到现在还坚持游泳；我爱好摄影，我的摄影作品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编辑退休职工作品集“老树新葩”中登出。杨弃疾教授看后，打电话给主编王美旭同志说，这个作品集很好，应评奖，蔡思民的摄影应评一等奖，我听后很高兴，得到杨先生的夸奖是我的荣幸。

我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大家庭的一员，我在这里得到了培养，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我一生的荣幸，我感谢大家。

2014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