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巴黎是一座特殊的城市，自文艺复兴以来，这里聚集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与艺术家，自十八世纪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这里又聚集了许多革命家与共产主义者。这是一座时尚的城市，也是一座革命的城市。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总是居于时代思想的引领位置。

在巴黎访问期间的一个黄昏，我和同事们专门凭吊了位于拉雪兹神父墓地中的“巴黎公社战士墙”。1871年3月18日，爆发在巴黎的工人起义创立了巴黎公社，尽管这一政权仅仅存在了72天，但却成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这个政权中的公社委员几乎都是工人，通过的决议也都是为了广大穷苦人民的。马克思认为，“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在这个政权存在的短暂存续期间，做了许多尝试，比如取消政府的特权，“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取消教会的特权，“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但是，这许许多多的尝试都终结于拉雪兹神父墓地中的这堵“巴黎公社战士墙”。

巴黎公社战士墙

恩格斯在巴黎公社过去二十年后的1891年的一段文字中，对巴黎公社全过程特别是最后的时刻有着详细的记述，“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发生的，这堵‘公社战士墙’至今还伫立在那里，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

那天去凭吊的时候，秋日的阳光透过树丛斑驳地洒在石块铺就的地面上，院子里静谧极了，纪念墙极其简单，上面的三行文字标注了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1871年5月21-28日牺牲的公社成员。泛着深浅不一绿色、灰色的墙面透出沧桑感，墙面上似乎还隐约可见一个个弹坑，从墙上垂下的几片红叶给整个画面增添了些许亮色。注视着这堵墙，同行人都许久无语，思绪会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些日子。当时，伦敦一家报纸驻巴黎的记者写道：“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可怜的受伤者躺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

令人惊讶的是，在纪念墙下面，有两个花篮，显然也是有人专门来凭吊时留下的。花篮的绶带上有镰刀斧头形状的共产党党徽，从上面的法文来看，似乎是法国当代的共产主义组织。

就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两天，即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文章《法兰西内战》。文章热情讴歌了巴黎公社。“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口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

拉雪兹神父墓地

巴黎的这种“历史首创精神”的特殊气质吸引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众多革命者，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革命者。1920年6月8日，周恩来在写给即将赴法的觉悟社社友的自由体长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中说：“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同年12月，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生抵达巴黎，住在拉丁街旅馆。

此次在巴黎，我们还专门去访问了周恩来当年在巴黎的旧居。周恩来旧居位于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17号(17 Rue Godefroy)。墙上镶嵌着一方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上面是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头像下面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是由邓小平题写的，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898-1976，1922—1924年旅法期间在此建筑内居住”。这块纪念牌是1979年10月法国政府为了纪念周恩来而特别设立的。纪念牌落成时，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和法国总统共同为纪念牌揭幕。

在巴黎街头，看到这样一处纪念牌，看到这样一幅亲切的面孔，看到这样一个熟悉的名字，那种特殊的自豪感、温暖感难以抑制。同去的清华同事们纷纷一一合影留念，还有同事专门用手机找出党旗来举着一起合影，那种发自内心的敬仰感溢于言表。

周恩来巴黎故居外墙上的纪念牌

周恩来到法国是为了寻找救国方案来的，从其刚到异域时给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因而，他对当时流行在欧洲的各种思潮、主义反复研究比较，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他当时仔细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等，还订阅、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等。

在巴黎和欧洲的学习、考察与斗争让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发展很快。其间，他写了大量国际新闻报道，比如针对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先后写了九篇通讯，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

在1922年周恩来致觉悟社社员的信中，他谈到了自己的主义选择已经确定，“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也就够了。”在信中，他结合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形势，分析了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工团主义（Syndicalism）等的问题所在。周恩来的信仰一经确定就是坚定的。“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恩来在法国的资料图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23年夏，周恩来住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专门从事党、团工作，经常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巴黎拉丁区和近郊咖啡馆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还筹备建立共产主义研究会。1924年2月1日，中共旅欧组织和旅欧共青团合办的机关刊物《赤光》创刊，周恩来在第一期上发表文章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并预言“国民革命运动亦将兴起了”。之后又陆续发表了《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德国革命运动的过去》等文章。

1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巴黎回国。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对他的评语是：“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读书看报。”

1921年，周恩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参与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一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回国后，周恩来开始了其伟大的革命家的波澜壮阔的一生，从1927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直至1976年1月8日。他以自己的品格、能力与奉献，成为完全无产阶级化的革命者，成为中国人民无比爱戴的好总理，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尊敬的杰出政治家。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写作此文时，适逢2018年3月5日。以此表达对这位伟大革命者诞辰120周年的一份敬意。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