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于1979年10月至1985年6月由清华派出在美国斯坦福（Stanford）大学电机系攻读研究生学位（硕士与博士），1986年入职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任教至今，2009-2015年同时在斯坦福电机系为访问教授。其中在斯坦福读研究生与在斯坦福电机系兼职任研究员（1989年7月至2002年10月）期间，先后参加了蒋南翔、张孝文及王大中三位校长访问斯坦福大学的接待工作，是一段十分难忘的经历。

蒋南翔校长在文化革命后期于1974年十一国庆节前在清华由中央决定复出（当时四人帮尚未倒台），在先后担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后，于1979年3月至1982年4月再任教育部部长（蒋校长在1965年1月至1966年7月同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文革中1966年7月23日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为教育部）。这期间（1979-1982），他尽管不再是清华的校长（依然主管全国教育），但清华的师生与校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蒋校长，而不是蒋部长。

根据《清华大学一百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清华百年》）的记载，蒋校长于1980年5月15日 -6月20日率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法国与美国，最后一站当是美国西海岸。那么就是1980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已记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天），他与代表团来斯坦福访问。事前我得到通知来迎接他们。代表团中有一位清华的李卓宝老师，当时是清华教学研究室的主任。因为何东昌副校长的关系（李是何的夫人，而何副校长又是1979年审批我出国读研究生的主管校长），李老师知道我，并将我介绍给蒋校长。尽管本科期间，我在清华呆了整整六年（1962.9-1968.10，入学时我们这一届是六年制，毕业时改为五年半制，但因为在文化革命期间，毕业分配时正好是六年了），如此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蒋校长还是第一次，心情的激动难以描述。我已记不清当时谈了些什么，但从内心上我对蒋校长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是十分地肯定与感谢的。除了“工程师的摇篮”（我们的确是搞engineering的，即工程）及“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等众所周知的清华办学原则，我个人也受惠于学校的“因材施教”政策（大约是1964年起实施的），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具备不断向上的竞争意识，不轻言放弃。

张孝文校长在1990年7月17日对斯坦福的访问（《清华百年》记载：1990年7月16日-8月10日，张孝文赴美参加第四次中美大学校长会议，会前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则是我参与安排的。当时我在清华任教职的同时，又回到斯坦福开展联合研究（兼任研究员），而因为1989年初夏的那场风波刚过去不久，官方的渠道不是十分的畅通。我得知张校长要来斯坦福访问，就承担起与校方联系的任务。当时斯坦福的校长是Donald Kennedy（任期：1980.8.1—1992.9.1）（他在卸任后曾访问过清华），根据我日志的纪录，张校长与肯尼迪（Kennedy）校长会面是在斯坦福的校长办公室进行的，之后又与Prof. Robert L. Byer见面。Prof. Byer是应用物理系的教授，当时担任斯坦福的教务长（Vice Provost，不知这样翻译是否恰当？）与负责科研的院长（Dean）（他在1980年代后期访问过清华，曾在他组进修过的清华电子系的周炳琨院士在颐和园的听鹂馆宴请他，我也参加了）。在拜访了斯坦福的校领导后，张校长又与我在斯坦福的导师，电机系的 Prof. Robert W. Dutton（他是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尤其是半导体器件模拟的权威）见面，相谈甚欢。

张校长对学生的爱护与保护是十分突出的，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尤其难能可贵。张校长在任期间另一件对清华的发展有长远影响的举措是将清华主楼南面直到双清路的那一大片农田倂入校园版图内的，这给嗣后学校的发展（现在的经管学院、建筑馆、法学院及技术科学楼就在其上）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基础。而当时，这样做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清华要吸收数百名农业劳动者）。

第三次在斯坦福接待清华的校长则是1996年9月25日王大中校长的来访（这个日期在《清华百年》上的记载为“96年10月31日，王大中校长随中国教育代表团就‘21世纪研究性大学’赴美考察交流和研讨。访问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及联邦教育部等机构”，与我日志上记录的不同，差了一个月）。如校史上所述，这一次王校长是参加由教委副主任（当时教育部改名为教委，后又改回）韦钰率领的中国教育代表团来访，代表团包括四位校长：北大（陈佳洱），复旦（杨福家），上海交大（翁史烈）及王大中校长。当时的活动是中午在斯坦福校园内的胡佛研究院的内院里举行的欢迎午餐，我有幸受邀参加。记得当时参加午餐还有斯坦福物理系的系主任，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后在欧巴马总统任内当过美国能源部长）。当天下午王校长及上海交大的翁校长还与我一起去拜访了我在斯坦福的导师Prof. Dutton，大家谈得十分愉快。晚上我与王校长在斯坦福附近MenloPark市的一个中餐馆共进晚餐，王校长亲切勉励我利用目前在两校（清华、斯坦福）的双重身份，在促进中美间的学术交流与帮助中国微电子工业的发展方面起好作用，并希望我早日全时返回清华工作。在王校长与我在清华的导师李志坚院士的支持与安排下，我于2002年离开斯坦福（我自1992年起已是斯坦福的tenured即终身高级研究员），回到母校清华全职在微电子学研究所工作，实现了我的宿愿。

回想上世纪1980—1990年代这一段难忘的活动，至今历历在目，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美间日益密切的交往与（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生经历的一个侧面反映。清华历届校长（领导）们的关怀、鼓励与周到的安排在我的人生轨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写出来，借此在我们（无八六班）清华毕业50年之际与大家共享。

2018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