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北京时间8月10日15时20分，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于美国逝世，享年99岁，这一消息来自其家人。

巫宁坤出生于1920年9月，江苏省扬州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翻译作品包括了《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萨尔曼·拉什迪、约翰·斯坦贝克、克里斯多夫·伊修武德、亨利·詹姆斯、狄兰·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此外，巫宁坤在晚年还著有回忆录《一滴泪》、散文集《孤琴》等。

在上世纪40年代，巫宁坤就读于西南联大英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珍珠港事件之后，巫宁坤选择投笔从戎，为美国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巫宁坤想重返学校完成学业，获得批准后就地复员，次年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彻斯特学院攻读英美文学，他是当时学院中唯一的外国学生。从曼彻斯特学院毕业之后，巫宁坤选择继续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巫宁坤师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S·克莱恩（R.S. Crane），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则是研究T· S·艾略特的文艺批评。

1951年，正在忙于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收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回到新中国，帮助祖国的英语教学工作。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也来信表示欢迎。在收到邀请之后，巫宁坤选择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立即下定决心回国任教。从旧金山离开美国之前，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李政道还专程前来送行，为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回国后不久，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巫宁坤被派往南开大学任英美文学教授。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右派”，被押往监狱的巫宁坤对漫长的改造没有心理准备，只随身携带了两本书《杜甫诗选》和《哈姆雷特》。在随后的几年中，巫宁坤被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辗转于北京半步桥监狱、北大荒和河北省清河农场之间。1961年巫宁坤一度病危被“保外就医”，一年之后被调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革”开始以后，巫宁坤被关进“牛棚”，继续受到各方面的批判。1970年刚从“牛棚”出来，又被取消职工待遇，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9年，巫宁坤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到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1年退休之后定居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晚年的巫宁坤曾用九个字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这是巫宁坤1986年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撰文《从半步桥到剑桥》时对自己苦难历程的高度概括。该文后来扩展成他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英文版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之后也出版了中文版。

经历了曲折艰难的一生，巫宁坤对于苦难的经历表现出一种超然和豁达，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反思：

“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我们曾在2005年采访到巫宁坤本人，他向我们讲述了他从事翻译工作的故事。在此我们将原文再次推送，以表纪念。

巫宁坤：和菲茨杰拉德有缘

采写 | 陈远

口述 | 巫宁坤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大才子

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我就去当翻译了。要说翻译生涯，这是最早的，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有些信，用英文起草，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批翻译，去的最早。

更早些，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副刊，那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汪曾祺那时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

像我们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卞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我们，去看吧。我们对于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的知识，都是这么来的。

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国之后，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

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叫去做翻译。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叫了去，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钱钟书先生当然是跑不了的。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一样坐公车去上班。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我，他，还有王佐良。

回国之后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我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眩》，他是以长篇小说闻名的，可是我觉得德莱塞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之后我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泰德·阿兰 著，巫宁坤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版。

1956年，英国有个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由老舍接待，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邀请了我。在那个会上，我碰到了朱海观，朱海观抓住了我，让我给他们翻译些东西，朱海观当时在《译文》。

后来他就给我寄来了《珍珠》，1958年2月份在《译文》上发表了。后来的事情很滑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珍珠》的单行本，写信给我要我写一个序，那时候我已经在半步桥监狱了，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单行本也没有出成。翻译生涯自然就中断了。

翻译狄兰·托马斯，“比余光中好”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后，首先是《白求恩传》再版了，后来我翻译的狄兰·托马斯的诗也出版了。1980年3月，我被调回北京。这事说起来也有意思，这时候，我忽然又成了宝贝，大家争着抢我。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方面不放我走，但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谁敢违抗。

学校的领导找我说：“巫老师，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我们没有这个本领。你在安徽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

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

1979年《白求恩传》再版时，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几乎同时，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他知道我喜欢狄兰·托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就给他写信，我说：“可嘉，你退给我吧，你找佐良翻译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后，冒出了一个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灿然说：“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诗难懂，更加难译，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灿然在文章中还把我和余光中比较，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还要好。那篇文章因为涉及现代诗翻译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传得比较广，但是实在让我不好意思，哪有这么写评论的嘛。

凑合着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

1980年，我回到北京之后，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世界文学》（原来的《译文》）又找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了不起的盖茨比》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序言是我写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译，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世界文学》找到我翻译的时候，要求的时间很紧，六月份找到我，十一月就要出来，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

《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著，巫宁坤 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个故事相当好玩。

我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我的《一滴泪》给我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这是他破天荒头一遭，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

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我们所在的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我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吓了我一跳，他指着一个墓碑，跟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跑过去一个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看来，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

奥登没有什么架子

当时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工作比较忙。零零散散地还翻译了一些短篇和中短篇。其中包括托马斯、伊修武德的作品。伊修武德的作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翻译，只有卞先生他们翻译过。

1982年我到加州去访问，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我发现伊修武德也在附近住，我就找了一个跟他有联系的人，让他开车去看伊修武德，我带了我翻译的伊修武德作品的复印件，他看了之后说：“你要给我签名啊，伊修武德在抗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来过，他跟奥登一起合著了一本很有名的《战地行》，奥登写诗，伊修武德写散文。

奥登我也见过。1945年我坐了一个长途汽车旅游，在途中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奥登在一个大学讲授英文的消息。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我想和他见面的愿望。他很快给我回了电报，问我什么时候到，他到火车站接我。奥登没有什么架子，不像媒体上说的那样，他到了哪里都是大事情。

说到翻译，我实在不成气候，你千万不要用翻译家来形容我，我“家”不起来。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把我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说我的文笔不如他们。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真的是老了。不过最近还是要翻译一部作品，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没有稿费，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影响。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

巫宁坤翻译诗精选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狄兰·托马斯

巫宁坤 译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进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狄兰·托马斯

巫宁坤 译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赤条条的死人一定会

和风中的人西天的月合为一体；

等他们的骨头被剔净而干净的骨头又消灭，

他们的臂肘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

他们虽然发疯却一定会清醒，

他们虽然沉沦沧海却一定会复生，

虽然情人会泯灭爱情却一定长存；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在大海的曲折迂回下面久卧

他们决不会象风一样消逝；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

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

信仰在他们手中一定会折断，

双角兽般的邪恶也一定会把他们刺穿；

纵使四分五裂他们也决不会屈服；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海鸥不会再在他们耳边啼

波涛也不会再在海岸上喧哗冲击；

一朵花开处也不会再有

一朵花迎着风雨招展；

虽然他们又疯又僵死，

人物的头角将从雏菊中崭露；

在太阳中碎裂直到太阳崩溃，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