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成勋

一

　　于光远1915年7月5日生于上海。他在青年时代就追求社会进步，心怀救国救民的志向。他是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随即又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参与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起和组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他还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等。

　　于老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高校教科书，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列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他组织并参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重要文件的起草，为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于老更加精神焕发、竭力奉献智慧和能量。1979年，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他倡导和指导编写的经济学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流传甚广。1980年，为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他组织并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并于1981年出版了他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十三篇文章》。这次讨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人们认为其意义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相媲美。1985年，他撰写出版了《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系统阐述了所有制形式和结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的理念。为了使改革更符合中国的国情，1988年他撰写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专著。为了找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2年，他撰写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一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经济理论层面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他还与时俱进、坚持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从1981年到2001年，20年间先后撰写出版了七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

　　于老对经济学这一大学科的研究和贡献，远不限于政治经济学而是扩展到各种产业经济学和专业经济学，其中有：生产力经济学、经济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等。2003年，他以88岁高龄还撰写出版了《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专著。

　　于光远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涉猎广泛的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位有影响的哲学家，特别是在科技哲学方面贡献颇多。他参与了恩格斯的哲学名著《自然辩证法》一书的翻译；他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的主编；他组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并出任会长；他还培养了一批出色的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

　　于老对学术的贡献也不限于经济学和哲学领域，他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党史以及图书馆学等学科都有所研究，发表过不少独到见解。他自称是个“杂家”，学界则公认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

　　于老不仅自己潜心为学，而且他还面向社会千方百计组织推动学术研究。他提倡和组建了中国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等；他还倡导和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讯》、《经济学周报》、《经济效益报》等一大批学术刊物和报纸。

　　可贵的是于老在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和组织学术活动的实践中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风和人生哲学。他对人常讲的是：“为人民事业生无所息”、“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正道直行”、“重节轻位”和“服务万岁、创造万岁”。他请人给他篆刻了两枚印章：一枚是“创造万岁”，另一枚是“服务万岁”。我认为，这两枚印章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他追求创新，他的一生就是学术理论创新的一生；他无私服务，他的一生就是服务社会的一生。他之所以名扬四海和广泛受到人们的尊重，都源于这两个基点。

　　为了以创新促服务和为服务而创新，他坚持深入实际。改革开放初期，在北京他每个周日都去郊区调研，及至年老行动不便以后，他在战胜癌症的情况下，还坚持“坐轮椅走天下”。2004年，他以89岁高龄还坐轮椅去了23个城市搞调研。他曾说：“我的学问是坐出来的，同时也是走出来的。”

　　二

　　于光远是我的良师，从做学问到干事业，他给予我的影响太大太多。我直接和间接同他接触已有60多年。

　　1951年夏，我在平原省新乡专署粮食局工作时，由于手部受伤不能执笔每天上班只能阅读书报，这使我有机会学习了他在解放区写的《论调查研究》一书，从中不仅使我懂得了调查研究对于贯彻政策的重要意义，而且懂得了什么是“算术平均数”和“加权平均数”等调查统计的方法。

　　于光远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兼职教授。1959年，我在人大经济学系读三年级时，第一次见到光远，还听了他的报告。在报告中间休息时，我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很敏锐地反问道：“你一定是看了苏联学者××××的文章吧？”

　　1961年下半年，国家正处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光远同志作为中宣部负责理论工作的部门领导到人大召开座谈会，每周三下午开会，一连座谈了10次。我当时作为一个青年教师，尚未开课，领导要我每次都参会并做记录。一次我就如何认识规律的客观性问题发了言，于老在最后总结讲话时，还针对我的发言强调了对规律的客观性不容置疑。后来为指导人大经济学系编写教材，他还多次来人大开会听取讨论。他强调要编好教材就一定要多准备“各种砖瓦”（信息资料）。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拨乱反正，于老建议教育部重新编写高校政治经济学教材，于是教育部政教司就从各大学借调教师组成编书组，在于老指导下开始编书，我也从人大借调过来参加编书组。书名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共分11章。从书名到全书体系结构都由于老确定。这本教材1979年出了第1版、1982年出了修订版。由于这本书切中时弊、满足急需，第1版推出之后就销售了600多万册，加上2版后的销量，总销量当在1000万册左右。如此大的发行量是十分罕见的。这主要得益于于老的指导。

　　1979年，为了研究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中央财经委建立了四个调查研究组，光远同志被任命为理论方法组组长，包括我在内的编书组成员都被转调到理论方法组工作。在这里有更多的机会同于老接触。

　　为了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思想影响和探求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光远同志领导的理论方法组，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讨论会。其中有按劳分配讨论会（在北京）、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在北京）、城镇集体所有制讨论会（在沈阳）、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讨论会（在成都）。除按劳分配讨论会外，我都担任大会简报组组长，负责把大会讨论的情况通过《简报》反映给光远同志，再把光远同志的要求通过《简报》传递给与会者。

　　为了帮助广大干部更新观念、改善知识结构，光远同志从1981年底开始拟提纲到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订本，前后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组织撰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础理论》大型著作（起初书名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书名、体系结构到主要论点都由光远同志确定，有些章节甚至由他亲自执笔写出样板。全书分为8部分，50章。我自己执笔或与别人共同执笔完成了4章。光远同志指定我负责编书组的组织联络工作，并希望我组织100位作者参加此书撰写。后来受全书框架的局限，只组织了44位同志参加。这些作者由于受光远同志的熏陶，其中不少人后来都颇有成就和影响。

　　在撰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础理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光远同志又组织部分《基础理论》的作者撰写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理论·内容·意义》一书。书中扉页上标明：“受主编于光远的委托，由李成勋负责全书统稿工作。”这种对中青年学者的信任和放手是我所感念的。

　　三

　　光远同志在学术上对我教诲和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发展战略学的研究。

　　“战略”一词在东西方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首先出现在军事领域。早在公元前700多年前，中国在策划和指挥战争时就使用过具有战略含义的“庙算”一词。在西方，“战略”一词源于古希腊语“诡计”或“将道”。军事战略的开山著作，中国有公元3世纪司马彪的《战略》一书，西方有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毛莱斯所写名为《战略》的著作。后来，战略概念被引入了政治领域，作为它的相对概念是策略。到了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把战略概念第一次引入了经济领域，并出版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这是战略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至此，经济领域的战略被广泛地称作“发展战略”。与发展战略相对应的概念是对策。

　　1981年2月，光远同志发起召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座谈会”，每两月一次，起初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以座谈会发起通知的形式，发表了他的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个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的首篇发展战略论文。

　　随后他又先后出版了3部有关发展战略的论文集。1982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名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著作，次年出版了它的增订本，1984年出版了《战略学与地区战略》，1988年又出版了《论地区发展战略》。他在上述著作和其他相关的论述中，对发展战略理论做出了重大的创新性贡献。

　　于光远打破当时的认识框架，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一新概念。他写道：“现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使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样的术语。对此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经济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应把经济和社会并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因此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改为‘社会发展战略’，就不能突出经济发展的地位；如果因此改为‘经济发展战略’，又会使经济以外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经济社会’这样的用语，其实不过是‘经济’和‘经济以外其他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简称，并非把‘经济’置于‘社会’之外。这样的表达方式不论在中文和西方文字中都是允许的。”由于于光远的论证和倡导，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一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和政府行政中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和运用。从此，在世界上，战略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阶段。这是战略研究的第四阶段。

　　1983年，于光远又提出要建立作为“一般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他认为：“我们的战略是推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战略。我们的战略是真正为了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利益而奋斗的战略。”寥寥数语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战略学的历史使命和他研究发展战略学的真正目的。

　　我为他讲的战略研究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大意义所撼动，8年中46次座谈会（从1982年开始这个系列座谈会纳入两月一次的经济学活动周内），我会会必到。

　　这个战略座谈会不仅讨论宏观战略，各省市还都争先恐后地将它们的地区战略规划提交会议讨论。发展战略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使我决心除《资本论》外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与实践”作为我的一个研究方向。

　　光远同志对我研究发展战略的想法颇为支特，并希望我能够写出专著。在光远同志的影响下，1989年我终于出版了国内首部《经济发展战略学》。此后，我进一步设想把经济发展战略学建设成为一个小学科。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光远同志，并列出一个学科建设的框架当面交给了他。他很小心地把我写的东西放在他的书包里。在我1999年出版《经济发展战略学》第2版时，光远同志在为这本书的题词中写道：“不仅要研究战略，而且要研究战略学，后者是在总结前者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并对前者起指导作用，前者又将进一步充实后者。这样的话说起来不难，但是实践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要多动脑筋。我本人也愿同此书作者和读者共勉。”这是光远同志对我的一个有力鞭策。

2009年，我在出版第3版《经济发展战略学》的同时，又出版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学》。光远同志以94岁高龄为这本书题了词：“要重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学研究。”2012年我又出版了《企业发展战略学》。眼下正在研究产业发展战略理论与实践，争取将来也能出版专著。我决不辜负我们在实现“中国梦”历程中国家和社会对发展战略学的迫切需求，也决不辜负光远同志在世时的多年期望，我一定排除各种困难，将经济发展战略学这一小学科初步架设起来，以便为后人的深化研究打下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转自《东方早报》2013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