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是1950年进入清华土木系的。入学不久，就面临着美国军队打到鸭绿江，全国开展抗美援朝，我们是一年级学生也跟着高年级同学到清河、门头沟的农村进行宣传工作，与其说是我们向农民宣传，不如说是农民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从小长在天津，没到过农村。在下乡时，看到即使是北京郊区，也是十分的贫穷落后，深深地意识到大学生的责任。回校以后，动员大学生参军参干，支援抗美援朝。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报了名。当时全校有1500名同学报名，国家考虑到建设的需要，只批准几十名同学参军。通过这些活动，使我懂得了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抗美援朝对我而言是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启蒙教育。

1953年初，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土木系的学生对于投身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建设，都抱有很高的热情。这时，学校开始建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我被抽调担任辅导员。我刚入党不久，也只在班里做过团支部委员，一下子要我联系9个班的工作，开始时工作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学校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边学边做。没想到从此我和清华的学生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现在，每年我还要给学生做几次报告或参加班级讨论。

1958年开始我在学校团委工作，学校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师学生把教学、科研、生产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新鲜事物，为学校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58届同学的毕业设计展览集中反映了同学们在教师指导下敢想敢干取得的成绩。

当时我负责组织这个展览会，有幸陪同周恩来总理参观展览，是我终生难忘的。我在团委担任副书记8年，是在学校里一个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在这个岗位上，在南翔同志和党委的领导下，学习和锻炼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在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要善于掌握党的方针政策。60年代初，为了纠正50年代后期学生工作中 “左”的错误，在刘冰同志的指导下，团委制订了“工作方法五十条”，针对基层工作中的“简单化”，提出了具体作法。现在看来，这些做法还有失偏颇，但在当时对于同学，特别是学生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教育，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毕业的许多校友在工作中能够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努力掌握好政策，他们认为得益于在学校的教育。在团委工作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学生骨干，他们是优秀学生、文体积极分子和学生干部，很多人留在学校工作，分布在学校的各系，全校各系所部处都有熟悉的面孔，在我以后的工作中，比较容易听到各种意见，他们都给我工作上很多的支持与帮助。

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校工作百废待兴，何东昌同志找我谈话，要我负责恢复政治辅导员制度。针对当时在校学生中党员占多数的情况，再由团委负责学生面上的工作，已不合适，我向党委建议成立学生工作部，得到赞同。清华是当时各高校中最早成立学生工作部的，现在几乎所有大学都有了。1980年学校调我到土木与环境系担任党委书记，使我有机会参与教学和科研的管理工作。

1984年，教育部批准第一批33所大学建立研究生院，我参加了建院的工作。以后在我协助高景德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时，仍然参与了研究生院的一些工作。如在1985年得到教委批准，在全国最早实行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使毕业班学生能够集中精力做好毕业设计，也为现在实行本硕统筹打下基础。又如80年代中期，学校实行过本科毕业生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先到工作岗位的做法。这些做法都得到教委的肯定，以后在全国高校中推广。80年代中，学校确定“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教育质量、科研水平，提高办学层次。1984年学校在读博士生只有52名，高景德校长提出要在1990年使一年招收博士生人数达到200人，这在当时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的。经过全校上下共同努力，到1988年，年招收博士生已接近200人。90年代以来，年招生人数逐年增长，使我校在读博士生人数始终在全国领先.这对于“立足于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做出了贡献；同时，对于提高我校的学术水平，扩大智力资源，增强科研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5年学校第七次党代会上，提出“从现在起的十年，是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当时只是把世界一流大学做为学校长远发展的目标，没有提出时间的要求。1993年初，国务院批准“211工程”计划(面向21世纪，在全国重点办好100所大学)，要求“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当年暑期，来自国内12所重点大学的校长、书记在长春开会，讨论“211工程”。参加会议的天津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都谈到分别在1995、1996、1997、1998年达到建校100周年。而我校建校100周年要在18年以后，那时正值21世纪初。我校在国家重点支持下，经过18年的努力，有可能达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回到学校以后，和张孝文校长以及学校领导班子商量，经过反复讨论，大家都赞成把学校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到建校100周年(即2011年)，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在当年的暑期干部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上，经过干部和代表们的热烈讨论，成为全校教职工的共识。1998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正式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需要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并且确定北大、清华为国家第一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点大学。这样，我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做为国家提出的工作目标，不仅是学校的愿望，而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也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我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经过三个阶段，说明是经过充分论证的，稳妥的，有校内外共识的。

1988年9月，我继李传信同志之后担任党委书记。对于我来说，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90年代以后，党中央十分重视高等学校党的工作，每年召开一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交流经验，讨论工作。这也促使我们回顾学校党的工作，继承优良传统，开创新的局面。我校从1926年建立起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开始，学校党组织一直没有中断，无论在地下或执政时期，党组织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发挥了政治核心作用。尤其是在解放以后，南翔同志来校主持学校工作，党组织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和干部队伍，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学校教学、科研的中心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我校的这支又红又专的教师和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显示出它的力量。大多数教师承担一定的行政或政治工作，大多数干部不脱离教学科研工作，可以做到“党政互换，校系交流，能上能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80年代中期，学校面临着新老干部交替，急需一批比较年青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时在自动化系担任党委书记的余兴坤同志还没有到离休年龄，主动提出自己让出党委书记的位子，让当时还不到50岁的年青同志担任，自己做副书记，继续帮助工作。这样就使学校的年青干部能够较早的挑起重担。以后又有近十位系党委书记采取了同样的作法，而且在关键时刻还勇于为年青同志分担责任。这是多么高贵的品质，无私奉献的精神，这就是清华党组织的优良传统。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的工作也要不断创新。1995年党代会期间，总结改革以来学校党的工作，提出“探索新时期做好学校党的工作的基本经验”，受到上级组织的肯定。学校党组织在90年代多次被全国和北京市表扬为“先进基层党委”、“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等，这是全校党组织、全体党员、全校教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回顾我在清华学习、工作的五十年，我深深地感受到学校和老师对我的教育、培养，感受到全校师生员工对我工作的支持与帮助。在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的时候，我衷心祝愿母校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