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追忆钱锺书、杨绛夫妇六十年往事

5月25日凌晨，我们所熟知的杨绛先生离开了我们，去了天国，与丈夫锺书、爱女钱瑗团聚了。用杨先生的话说，就是“回家”了。在《我们仨》里，她早就豁达地告诉我们：人的生命终结，正有如一次旅程走到尽头，也就是说旅人回到了家。是的，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不都是在“万物之逆旅”中稍作盘桓，然后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和我们先行的亲爱者长相厮守。

我和妻子张佩芬都算是杨先生所说的外文所的“年轻人”，与钱锺书、杨绛伉俪有逾半个世纪的交往和接触。正因为如此，2010年我们才会接到杨先生的电话，嘱写纪念钱先生百年诞辰文章。如今，她那带无锡口音的温软话语还在我和佩芬的耳边回响。“萧然四壁埃尘绣，百遍思君绕室行”（《昆明舍馆作》），钱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写下的这首思念妻女的诗作，正好表达了我们对钱杨二位先生的怀念之情。

2015年7月17日，杨绛先生104岁生日当天，李文俊和夫人张佩芬（左一）与杨绛先生在一起 作者/供图

菜鸟编辑组稿记

1952年，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宣部干训班培训了几个月之后，即入职刚创刊的《译文》（《世界文学》的前身，1953年创刊）编辑部。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去中关村北大平房教员宿舍组稿，钱家（当时的住房条件不好称“钱府”）也在那里，因而与钱杨二位先生结缘。记得第一次与钱先生打交道，他就这么表扬我：“还是李同志比上次来的那位说得清楚。”

不久，《译文》编辑部宴请编委与名人，钱先生也在列。饭后下楼梯时我对他说，喜欢他的《围城》。他似乎有些感到意外，因为此书早已不出版了。之后每次遇到钱先生，他都会和我聊上一阵儿，用佩芬的话来说，我也算是钱先生“调侃或交流思想的对象”。

后来我听说杨先生在译《吉尔·布拉斯》（世界著名的流浪汉小说，为法国作家阿兰-列内·勒萨日所作），便上钱家登门拜访，央求二位先生将译稿给《译文》先发一部分。我如愿以偿，《吉尔·布拉斯》于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学》分期发表。

据说杨先生译这本书还是因钱先生而起。那时钱先生每天拿着一本法文书给女儿钱瑗讲故事，而这本书正好就是《吉尔·布拉斯》。女儿听得津津有味，杨先生想这一定是一本有趣的书（她不知钱先生完全是随题创造，即兴发挥）。正好她刚译完《小癞子》，不想荒废了法文，于是就开始译《吉尔·布拉斯》。在《关于〈吉尔·布拉斯〉与〈堂吉诃德〉》一文中，杨先生云：“我求锺书为我校对一遍，他答应了。他拿了一支铅笔，使劲在我稿纸上打杠子。我急得求他轻点轻点，划破了纸我得重抄。他不理，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校仇’，把我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

《吉尔·布拉斯》后于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多次再版。作为一名年轻编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菜鸟”），能组到杨先生的译稿，至今我还有些小小的得意呢。

外柔内刚奇女子

《译文》后改名为《世界文学》，并于1964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外文所（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办，我与佩芬也有幸和杨先生成了同事。

记得埃莉诺·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夫人）说过：“女人好像是一袋茶叶，只有在用沸水冲下去时才会看出她是何等的Strong。”这里的“Strong”既作“浓”讲，也可以译为“坚强”，一词二义，一下子倒想不出更好的译法。鲁迅曾经为女子“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屡次感叹，我想这正是杨绛先生的真实写照。

杨先生自己也提到过“文革”中被剃阴阳头的事。据我所知，这件事并不是外文所的造反派干的。剪杨先生头发的是街道的造反派，据说这些人平时就看不惯她的做派——穿一身旗袍，打一把阳伞（因院子里的槐树上有虫，常掉下来），完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太太嘛。钱先生见夫人受辱，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杨先生却异常冷静，花了一整夜时间，用女儿以前剪下的大辫子做了一顶假发套。但杨先生是坚决维护钱先生的，谁要是说了钱先生什么不实之词，她一定会出面澄清，甚至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即便被打入“另类”也在所不惜。

看过《干校六记》的读者，都能感到杨先生用“怨而不怒”的笔调，记录了那段特殊年代的特殊生活。其实，这其中的酸楚谁能知晓！

我和佩芬与钱杨同在一个干校，佩芬还有缘与杨先生成为舍友，“联床”而卧，就知道杨先生在干校的处境。就拿住宿来说，当时女学员是四人一屋，杨先生的栖身之处十分简陋。佩芬非常同情杨先生，有时候就主动帮她一下，比如提桶水什么的，有时还将父母从上海寄来的大白兔奶糖、巧克力等零食与杨先生分享。但杨先生自己往往舍不得吃，而是偷偷藏起来留给钱先生。佩芬有一次遇到钱先生，他竟快乐地朝她挤了挤眼，那种表情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杨先生下干校时就已经快60岁了，被分在菜园班劳动。其实她和钱先生两人以前都只是教教书、写写文章，从没干过农村的体力活，但杨先生劳动热情非常之高，从不懈怠，且毫无怨言。后来，由于她岁数比较大，大家便照顾她，让其在窝棚里看菜园。杨先生除隔三差五巡视之外，还搬来一个小马扎，在窝棚里看书学习。钱先生也常来这里看杨先生，顺便讨论彼此的阅读心得，有时还来上一句拉丁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留学时的美好情境。

在干校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杨先生气质端庄，毫不气馁，体现出她内在的尊严。

“同伙暗中流通的书”

在《干校六记》末尾，杨先生谈到，在干校的后期，空气已经不那么紧张了，“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当时我将念大学时在上海旧书店里“淘”来的David Coo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袖珍本带到了干校，曾用报纸包了它，在朱虹和钱杨二位之间传阅过。

这本英文书至今还珍藏在我家书柜里，过一阵子我就拿出来翻翻，因为上面留有钱杨两位先生“力透纸背”的笔迹。如在书的十数处，都有用铅笔在正文侧边点的小圆圈——我相信这是钱先生点的。至于说明什么，那只有钱先生自己知道了。在388页下端：出现了铅笔写的一个“好”字，看得出是钱先生的字。所夸奖的这一句，是书中反面人物尤利亚的话：“‘啊！我是多么高兴，你不曾忘记！’尤利亚叫道：‘想一下，你是在我卑贱的胸中燃起希望的火花的第一个，而你并不曾忘记！啊！——你肯再赏给我一杯咖啡吗？’”读过《大卫·科波菲尔》的朋友想必记得，这一章对“小人得志”、“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的尤利亚作出了极其出色的刻画。

在第48章Domestic（持家）的左上角，钱先生写了一个“看”字，显然是建议杨先生欣赏其妙处。还有一处像是钱先生弄不清人物关系，杨先生用差些划破纸的重笔批道：是姨妈！那惊叹号打得真用力，我怀疑铅笔头会断，跃然纸上的是这样一种口气：嗔怪前面那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能这点都不知道？联系到《干校六记》中说“默存向来不会认路”，这种“小事糊涂”倒是很符合钱先生的性格。

同甘共苦的干校生活自然增加了我们同钱杨伉俪的熟稔程度，也让我后来有了某种“炫耀”的“资本”：想想现在是连友人赠送的著译都看不过来了，遥想当年在河南干校，连大学问家钱锺书、杨绛先生都要问小子我借书看呢！

钱氏幽默珠联璧合

从干校回京后，钱先生开始写《管锥编》。其间，我和佩芬，还有外文所的薛鸿时、董衡巽都帮他借过资料。其实有些书原来就是文学所的，只是后分给了外文所，钱先生借阅就不那么方便了，只好请我们代劳。在他要我帮忙代查资料的便条上，钱先生总会调侃两句（可惜那些小纸片没有保留下来），常让人忍俊不禁。佩芬说我“腿勤”，我的确非常乐意做这些事，因为这意味着我又有机会见到钱先生和杨先生。

80年代初，钱先生有一次让我帮他查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的一句诗，我查后就把整首诗抄给了他。钱先生后来回信道：“得信承代查书，感谢之至。Frost诗的本文，我在选本中看见，劳你抄示，尤见办事周到。”接着便详尽解答了我向他请教的关于《喧哗与骚动》中那句拉丁语引文“Et ego in Arcadia”（译为：我到了阿卡狄亚。阿卡狄亚是古希腊的一个地方，后被喻为“有田园牧歌似纯朴生活的地方”）的问题，还列举出两个原始出处，说是两幅画的标题。他还在信中说：“Faulkner（福克纳）的小说老实说是颇沉闷的，但是‘Ennui has itsprestige’（沉闷也有可敬佩之处），不去管它了。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书出版后送书请钱杨两位指正，钱先生又回复道：“顷奉惠赐大译，感喜之至。承问道于盲，妄言妄语，何足挂齿，乃蒙序言中挂贱名，尤觉惭惶。”

有一阵子，中国学界正流行解构主义。钱先生有一次和我说，某某人谈的解构主义，犹如包茶叶的那一张纸。意思是仅仅沾染到了一些气味而已。这也属于他的谐谑。我们这些帮他做做杂事的“年轻人”也是哈哈一笑，听过算数。

90年代初，我请钱先生为拙著《妇女画廊》题写书名。钱先生写了一横一竖两种格式供我挑选，并在一侧空白处写道：“我因右拇指痉挛，这两年谢绝一切题签之类的，聊以藏拙。但你来信善于措辞，上可比‘游说’的苏张，下不输如‘说因缘’的鲁智深，就不得已献丑一次……”“赛苏张”之说和50年代那句“还是李同志比上次来的那位说得清楚”同属 “钱氏幽默”。

但在1993年，我为《世界文学》创刊40周年向杨先生约稿，却被其婉拒。说那部稿子“已送给薛鸿时同志，让他译毕全书统一修改，以后就是他的东西，与我无干了”。钱先生在下方附言道：“电视上时睹风采，甚忻喜……鸿时告我，贵刊发一消息，报道拙书西班牙美国译刊情况，极感吹嘘。此书新近维吾尔文译本出版，韩国‘博物书馆’亦已在翻译，聊告故人，不必声张也。钱锺书附奉。”杨先生后又附笔：“维吾尔文译本我只识五个字（作者名及书名），颠来倒去，不知正反上下，甚为滑稽……这个译本最‘好白相’（上海话，‘很好玩’之意）。”有意思的是，杨先生还在信中写道：“我至今还念着你为我‘投’被单的功劳呢（也许你自己早已忘了）。”投被单也是上海话，就是洗被单。在干校时，有一次我见杨先生洗被单太吃力，就抢过来代为漂洗，没想到多年过去了她还记得这件事。

佩芬曾在文中感叹：“钱杨二位，撇开名气地位不说，仅论年龄，也是我们的长辈。却能如此‘不分大小’胡乱打趣，现在读来，只能让人感到分外伤心。”我的心情同样如此。这些日子，我们不时拿出两位先生的墨宝和书信捧读和摩挲，两人相对无言。去年7月17日杨先生104岁生日那天，我和佩芬还去看过她，她当时特别高兴，看上去精神不错。我们带去的礼物之一，是给她祝寿的书画，字由我们的儿媳小起书写，上书：乙未嘉月吉日松枝双馨季康夫子百龄又四 后学李文俊张佩芬敬贺。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寿”字，上方是小起妹妹新阳画的寿桃。那是我们发自心底的美好祝愿，希望她福寿无疆。然而，人终究无法抗拒自然规律，杨先生还是走了。但我想，如今，72卷的《钱锺书手稿集》终成完璧（欣慰的是，我和佩芬曾帮忙看过几次《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校样，也算尽了绵薄之力），杨先生将自己要做的事全都做完了，的确可以安然走向天国，去与默存、阿圆团聚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再令人惊羡不过的最好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