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马福林，1968工物

物804班几乎每个人都有个外号，诸如“总统老倒”，“耗子黑猫”，“阿福阿炳”，“大面菜包”，“金胖喇叭”，“包奇大宝”，“翟兄薛大”，“狗头超脑”……而“超脑”便是周长熙的绰号。平日里大家都以外号相称，日子久了，真实姓名倒常常被忘记。

“超脑”曾是留苏预备生，俄文早已过关，英文也学得不错，又长了一副善长逻辑思维的脑子，有什么数理难题，一到他手里便迎刃而解，因此便得了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美称。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超脑”精通数理化，但对社会政治、世俗险恶却偏于幼稚。记得“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按其谨小慎微的个性，“超脑”本属于保守一族，可是阴差阳错，不知什么缘故，“6.24辩论”之后，他对蒯大富的造反理论大肆赞美起来，于是惹恼了工作组。那时人们被划分为四个类别，班里正愁找不到四类分子，“超脑”却自投罗网，被工作组硬塞进四类即反动学生堆里去了。

我和“超脑”在四清时一直厮混在一起，又一块儿办过小报，深知其为人，我那时又恰巧忝充班头，便在工作组面前力保，处处为他说好话，一有风吹草动，便暗中向他通风报信，使他有所准备。因此，自始至终“超脑”都没受什么影响。对此“超脑”一直非常感激。从此以后，把我视为至交、兄长(尽管他长我四岁)，对我无话不谈，把他的出身家事、个人隐私都如数家珍，袒露无遗。

毕业时他分到国防科委719所，先到丹阳湖接受再教育，我则分到六机部6848厂，直接到厂锻炼改造。本以为天各一方，再也见不到面了，想不到两年之后又重聚葫芦岛。一个在设计所，一个在施工现场，干的却是同一件产品的同一个专业。我因为已经干了两年，业务比较熟悉；他初来乍到，还比较陌生，偏偏室主任分给他一项施工设计任务，令他手足无措。于是我花了两个通宵，替他完成了草图，他看也没看便签上了我俩的名字。

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日子里，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往往矛盾重重，遇到设计上的问题，工人便把设计者臭骂一通；设计人员也常常对工人指手划脚。而我和“超脑”的关系则大不相同，他的设计我可以随意改动，对我的改动他一律开绿灯。每当遇到难题，我们俩总是一起解决，甚至攻关、出差、开会、远航，我们也总是形影不离。

我生于东北黑土地，喜欢猪肉炖酸菜；“超脑”长在南方鱼米之乡，偏爱清淡甜食。爱好不同，性格迥异，差异虽大，却也相得益彰。记得在旅途中两人买一只新乡烧鸡，鸡胸鸡腿归我，鸡头鸡翅鸡屁股则被他一扫而光。光顾北京烤鸭店，也是我吃鸭肉，他喝鸭汤。在生活小事上，他总是像一个婆婆妈妈的大嫂，对我关怀备至。

有一次漫步西安街头，突然下起雨来，我们都没带雨伞，匆忙间躲到大雁塔避雨。登上大雁塔顶，烟雨朦胧中眺望长安古城，别有一番风味。触景生情，“超脑”心血来潮，有感而发。对他的文采虽不敢恭维，但真情所至，却也不无动人之处。后来借出差之机，曾一同游览过山西晋祠、四川乐山以及秦始皇陵、西安丈八沟等名胜，却总不如雨中雁塔的诗情画意令人难以忘怀。

当时辽宁每人每月仅供应三两豆油，鱼肉蛋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半斤八两，于是我们这些常出差的人便成了搬运工。有一次出差归来，两人各背了半只生猪，累得半死，下车时又因超重被罚，我们已身无分文，只好忍痛从背负中各割去一块肉买路。

“超脑”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只身来到东北，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于是我便成了他唯一的倾诉对象。当时的葫芦岛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有一首顺口溜：“葫芦岛，巴掌小，狐狸野兔满山跑；和尚多，尼姑少，见个母猪也当宝。”那一年，号称“和尚岛”的葫芦岛来了一批人称“女道徒”、从农村抽上来的女徒工，便成了莘莘清华学子们的追逐目标。“超脑”经人介绍，认识了描图员小侯（隐去真名）姑娘。“超脑”个子不高，板寸头，说话时露出两颗门牙，且已过而立之年，常常自叹“马相”不佳、青春难驻，颇有悲秋之感。因此遇到小侯便一见倾心。小侯姑娘年方十八，玲珑乖巧，她对“超脑”的学识人品十分倾慕，但对年龄长相不太中意，故而犹豫未决。小侯家中只有一位母亲，母女相依为命，家境十分贫寒。侯母一心想找一位能“倒插门”的养老女婿，见“超脑”孑然一身、了无牵挂，又毕业于名牌学府，入得门来，不仅光耀门庭，且能下厨劳作，连称：“真吾婿也！”不久，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又不久，相继生下一对聪明伶俐、人见人爱的“小超脑”。

“超脑”喜欢热闹，童心未泯，无论村妇少儿、各色人等都愿意和他开心相处，玩耍嬉戏。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我们这些“单身贵族”常聚在一起打牌，煮方便面。“超脑”虽是有家室的人，也常常放下家务活赶来凑热闹，打起牌来比谁都专心。他住在“筒子楼”的单身宿舍，长长的走廊，楼梯上下相通，小侯一声断喝，那清脆的女高音响彻全楼：“长熙，孩子醒了”，“长熙，饭糊了”，“超脑”便颠颠地跑回去继续做他的模范丈夫。

后来“超脑”举家迁往武汉，我也调离葫芦岛，从此音讯渺茫。“超脑”曾有一个心愿，想邀请我去他老家扬州，动手为我蒸一尾瘦西湖的新鲜鲥鱼，炒两个时令菜蔬，这个夙愿一直未能实现。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98年毕业30周年前夕，我终于查到他的通讯录，给他打了电话，约他一同回母校参加校庆。接到我的电话他异常兴奋，一口答应回校相聚，同时，又向我讲诉他最近的三件喜事：其一评上了正研；其二官升室主任；其三，两个儿子老大毕业于华中名校，分配到同一个研究所，父子双双效力于海军建设，老二刚刚考上重点大学。其喜悦自豪之情浮现在我的眼前。

校庆那天，他因所里有紧急任务未能成行，我深感遗憾，但和那么多同学在分隔30年后重聚清华园，那种极度的欢悦稍稍抹去了未能见到“超脑”的一缕思念愁云。本以为将来会有机会相见，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校庆过后不久便传来“超脑”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的噩耗，不由得泪如雨下。回想“超脑”一生劳苦，半世坎坷，刚刚生活安定，事业有成，却不幸英年早逝，怎不令人扼腕！

（转自《清华校友通讯》复5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