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益佩(1953)

解放初期的清华园是不平静的。1950年秋，我们刚刚进入清华，就经受了一次抗美援朝的战斗洗礼，这对我们这些刚上大学的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和锻炼。

这场战争一开始只是在南北朝鲜之间进行，因此并未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不久美国介入了，北朝鲜节节败退，战火迅速向北漫延，距离中国的边界已经不远了，这才引起人们的密切注意。

大学生对政治的反应是最灵敏的。校团委要求各个团支部组织大家讨论我们中国该不该出兵。同学们对这个问题争论十分激烈。主张出兵的道理很简单，就是：美国打朝鲜，其目的就是打中国，如果不趁现在把他赶走，等他打进来再动手损失就大了。主张不出兵的则理由多样：有的说，美国终究没有打进中国来，我们现在要是出兵，是“师出无名”；有的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已经疲惫不堪，实在不能再打了；也有的说，我们的装备落后，与国民党打一打还可以，与美国打怕是打不赢。一开始两种观点僵持不下，势均力敌，但是，随着战火越来越近，已经燃到鸭绿江边，主张出兵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结合同学们的学习和讨论，校团委和学生会利用每天大家吃饭的时间通过广播介绍前线的战况，分析战场的动态。同时，在大饭厅外面墙上布置了一大片有关战事的专栏。专栏高度足有三四米，占据了饭厅前面的几面墙壁，以大字报的形式介绍同学们辩论的主要观点，并加以综合评说。这些文章精干犀利，字体秀丽美观，吸引了大批的同学。每到吃饭前后，总是围着一大群人驻足观看，有人端着饭碗边吃边看。记得当时的大标题非常醒目，如：“战火已燃烧到祖国的边境”，“祖国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旁边还配上巨幅漫画，使人看了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如同到了“一二·九”的前夜。我每天都是含着眼泪，满腔悲愤地观看这些评论，在大字报前徘徊良久。后来周恩来总理发出警告：中国人民不能看着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讨论立即又转向怎样理解这个“置之不理”的问题上了。多数人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就是要出兵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物质支援一下也就可以了。”一下子又互相辩论了起来。

记得那是一天晚上，团委正在召集团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布置下一阶段的学习任务。忽然有一个人跑进来向主持会议的团委干部邵敏(女，以后任学生会主席)耳边说了几句话，邵敏立即兴奋地转向大家，大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出兵了!”短短五个字“我们出兵了”好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中间爆炸开来，与会者不约而同地跳了起来，振臂高呼：“我们出兵了!”“打倒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大家互相拥抱着，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时忽然听到楼外人声喧哗，大家急忙跑出去一看，原来是许多同学自发地游起行来了。他们从明斋门前出发，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越走参加的人越多，大家呼着口号，有几个人还拿着火把。我们的会也不开了，赶紧加入到游行行列中去。我们沿着校园整整走了一圈，才算把情感发泄了出来。走到最后，队伍已经足有两三千人了。

从第二天开始，学校的气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天谈论的都是有关出兵的问题。团支部和班委会立即组织大家学习《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学习报纸的有关文章和社论。食堂的广播和大字报也都围绕着新的内容，展开报导和评论，号召大家丢掉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树立仇美、蔑美、鄙美的思想，要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中国人民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战胜它。有人开始报名参加志愿军，电机系二年级一位同学还割破手指写了血书，坚决要求投笔从戎。我也怀着极其激奋的心情写了决心书交给了团支部。

很快，宣传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班会组织大家学了许多抗美援朝歌曲。“杜鲁门，大土匪”、“杜鲁门，你好大的胆”、“美帝国主义，罪恶滔天”、“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等，都是那时学会的。接着，团委和学生会又组织全校同学奔赴工厂、农村宣传抗美援朝。在临行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会主席朱镕基带领大家宣誓，气氛极为悲壮。

我去的工厂是石景山发电厂，后来去的农村是丰台区黄土岗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工人和农民，他们的诚恳和朴实，对共产党的衷心热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满腔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大学生。不到半天，工厂和农村的小孩子们就和我们交上了朋友，他们满街高唱着：“杜鲁门、大土匪。”跟在我们屁股后边，我们走到哪儿，他们也跟到哪儿。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去黄土岗村是和系里十几位老师一起去的，老师们自愿报名。唐统一教授也报了名。他和我们一样，自己背着行李，住在农村小学校的教室里，每天走家串户，坐在农民炕头上唠家常、做宣传，这对当时的教授来讲，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一次我们准备为农民演一台节目，看到杂志上有一篇秧歌剧《小放牛》很不错。剧里说的是一个青年农民站岗时遇到一个过路的姑娘，他就出了几个有关抗美援朝的问题问这个姑娘，她必须答对了才能过去。这个剧本借用京剧《小放牛》的曲调，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很生动，也比较好演。唐老师自告奋勇演那个农村青年李玉喜。姑娘呢?当时只有夏绍玮和我两个女生，俩人推来推去，最后落到了我的头上。演出的那天，唐老师向农民借了一件黑棉袄，头上包了一条白毛巾，腰里扎了一条布带子，看起来年轻了不少，再把鼻子上架着的眼镜一摘，还真有点像一个青年农民。这个剧演出时在农村很轰动：“教授都给咱演戏了!”大家奔走相告，争着来看。回校以后，把照片在电机馆里张贴出来，系里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们也都兴致盎然地跑来挤着看。

抗美援朝期间对同学震动最大的是参军参干。抗美援朝开始不久，国家发出号召，要从学校里吸收大、中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做法是：自愿报名，组织批准。如果说以前报名参加志愿军主要还是表示个人的决心，组织批准的几率很小的话，那么这次参军参干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了。虽然最后参军的是少数，但对多数人来说，则是接受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在祖国召唤面前，有没有决心报名，就反映了头脑里公与私的斗争。当时考虑比较多的问题，一是前途问题：好不容易上了清华，一参军全扔了。二是家庭问题：家中父母望子成龙，恐怕不会同意子女当兵。三是生死问题：当了兵就免不了打仗，就有战死的可能。围绕这些问题，团支部组织了多次座谈，并且进行个别谈话，鼓励大家端正认识，积极报名。这一阶段，我们班前前后后分了几批，共计输送了10名同学参了军。他们是第一大组的楼英，第二大组的陈书鹄、彭文怡，第四大组的田尧、程穆，第六大组的吴辅仁、袁曾慰，第七大组的周曾德、周幼威、程建宁。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报了名，但是体格检查时说我听力不好。当时报名的人很多，有点小毛病就可能被刷下来，因此我很紧张，跑到团委去打听消息。刚好一个团委副书记在那里，我对他说：“我的身体很好，什么毛病也没有，说我听力差一点，可能是体检时太紧张造成的。”他安慰我说：“听力不好，可能问题不大，今晚我们就要讨论确定名单，你回去听信儿吧!”第二天一早我就听说我没有被批准，我难过了好长时间，看来再找也没有用了，只好等着欢送别人吧!

我们系里二年级的女同学陈渊被批准了，大家都称她为“英雄”。学校开欢送大会的那天，我们几个女同学轮流把她抬进礼堂。那天气氛热烈极了。我因为抬着她，眼睛看不见高处，只能看到脚下。我只觉得遍地都是人，数不清的脚，数不尽的花花绿绿的纸屑和纸条，数不尽的握手。我抬着她钻过人群的缝隙，晕头转向地向前走，拐弯，上台阶……最后把她放下来，这时我一看，原来已上了舞台。台上坐满了胸前佩带红花的“英雄”们，台下则是黑压压的情绪激昂的人群，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扩音器里播放着雄壮的军乐，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呀!

抗美援朝这段日子，给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1998年我们老同学欢聚一堂纪念毕业45周年时，大家都深情地怀念那一段时期的生活，雷良钦同学还唱起了当时的歌曲。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