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袁乃驹（1951化工）

1951年暑假我从化工系毕业的时候，国家考虑到面临大规模建设的需要，特别是高等学校师资的需要，决定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分配一部分人留校当研究生，并明确毕业后留校工作，称为教研生。我们全部新留下的教研生与原有的老研究生组成一个研究生班，住在新斋三楼。

接受学校赠送的锦旗。从左至右：史光筠，周光召，张秋华，袁乃驹，卢谦

我记得当年新留下的教研生中，化工系还有汤渭龙、齐曾度；化学系有宋心琦、赵慕愚、刘正；物理系有周光召、郭长志；水利系有陈兴华、麦淑良；电机系有林在旭、解广润；建筑系有蔡君馥；航空系有袁奇荪、马铁猶，学力学的史光筠和叶开沅可能是土木系或机械系的。地质系、生物系和文法学院的同学我记不清了，连同老研究生（其中有黄克智）一共三十多人组成一个研究生班。

我们入学之后，首先建立一个团支部，由唯一的正式党员马铁猶任支部书记，我任组织委员，袁奇荪任宣委，周光召任其中一个团小组组长。这是解放后清华大学研究生建立的第一个青年团支部。1952年初，清华大学党组织在解放后第一次在全校公开发展党员。当时全校教师只有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解沛基同志。党支部第一次发展了我、周光召和袁奇荪三人。那天吸收了许多申请入党的教师参加。航空系的陆士嘉教授（张维教授的夫人）代表参加会议的党外人士发了言。我们三人成为预备党员后，便在研究生班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小组长为马铁猶同志。这是解放后清华研究生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次年又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才与教师支部分开。

解放后的高等学校面临改造和发展问题。当时教育部的主导思想是“全面向苏联学习”。今天回头看来，存在一些片面性，它导致1952年后的院系调整，拆散了许多基础很好的综合性大学，割断了理、工、文科间的必要联系，建立了许多单科性学院；在课程设立方面，过分强调实用性和专业性，忽视了理论基础和通用性，产生了很大的失误。当时向苏联学习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懂俄文的专业人士。教育部当时给清华送来大量的苏联教学计划、课程大纲，没有人能看懂，更不能正确翻译。找了一些外语学院的教师翻译出的内容也错误百出，例如把“微积分”译为“微弱的计算”等。当时，我们研究生班的同学自学俄文很有成效，许多人都在短期内掌握了基本语法和专业单词，看懂专业书籍，并帮助学校翻译了大量俄文的教学计划、大纲等文件。但由于这些文件太多，还是难以完成任务。校领导问我们能否推广研究生学习俄文的经验，发动更多的教师参加这项工作。我们这些年轻人热情很高，认为是可能的。因为专业书籍的文法结构比文学作品简单得多，许多专业名词与英文或德文是相近的。若只要求看懂或把俄文翻译为中文，只要掌握最基本语法和几千个单词，在短期内便可以达到阅读或正确翻译专业文献、书籍的水平。但这种看法并不被许多从事外语工作的教授所认同。他们强调学外语应打好基础，强调“四会”，即会“听、讲、俄译中、中译俄”。因此，在短期突击学习是不行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清华领导认同我们的意见，决定把组织速成学习俄文的任务交给研究生党小组负责，尽量吸收教师中懂俄文并愿意参加此项工作的教师和研究生一起工作。

1952年7月，我和周光召、袁奇荪3人成立一个工作小组，邀请土木系青年教师卢谦、研究生史光筠参加，他们对学习语言很有天赋，都是自学成才，懂得多国语言。他们开始编写俄语语法教材，并担任主讲教师。参加编写教材的还有外语系青年教师张秋华、陆慈等。我和周光召、袁奇荪和一些研究生则准备阅读的专业教材和要记忆的单词以及总结背单词的方法。7月中，学校选定了7名教师和研究生为学习试点，其中有化工系教授朱亚杰（1981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和航空系一位教授，还有化工系的研究生王光埙、梁文杰等5人。全天（包括晚上）都突击学习。10天后，已基本上掌握了科技书籍常用的语法和近2000个单词，效果良好。学校决定在8月初全校教师停止工作20天，全天投入速成俄文学习。连年近古稀的副校长刘仙洲也参加学习。党委让宣传部部长杨朝俶同志主管这事，行政上由教学指导科科长吕应中负责，我们向他们二人请示汇报。经过几天紧张准备后便开学。卢谦、史光筠大班讲课。我们三人除了负责组织工作以外，也担负学习小班的辅导。第一批试点学习的7人也参加辅导工作。北京其它高校也派人参加学习班。这样没日没夜地忙活了20天，学习结束了，大部分教师可以凭字典阅读专业文献，并很快帮助教育部翻译了各种俄文教学文件，推动了全面向苏联学习的进程。

1952年10月，大学的改革全面开展，清华被改为多科性工科大学。文、理学院主要合并到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部分工科专业与其它高校相近专业组成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等。蒋南翔同志正式到校任清华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时，在刚建成的西大饭厅（现已拆除）召开了全校大会。一面庆祝这个革命的节日，一面欢送合并到外校的师生，欢迎外校合并到清华的师生。这是蒋校长到清华后第一次召开的大会。在大会上，他表扬了速成俄文的工作，对主要负责的人员给予表扬。给卢谦、史光筠各赠了一套《中俄大字典》，对我、周光召和袁奇荪各赠了一面锦旗，上面写有“努力推广俄文学习、促进中苏文化交流”，给我们极大的鼓舞。工作总结后，由吕应中同志执笔写了一篇工作总结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全国推动了学习俄文的热潮。10月以后，周光召和袁奇荪分别到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学习。许多外校单位派人来校要求介绍经验，大部分由我接待，占用了不少学习时间。

1953年暑假，学校又组织了应届毕业生和部分未学俄文的教师学习俄文，学习20天后再分配工作。由于周光召、袁奇荪已离校，组织工作主要由我和研究生党支部的林依、梁文杰（均是1952年入学的化工系研究生）负责。由于人数比较多，主讲教师除了卢谦和史光筠外，可能还有张秋华和陆慈同志。除找了部分1952年已速成俄文的教师当小班辅导和组织工作外，1953年外文系（学俄语）的毕业生也参加辅导工作，另外向外国语学院（或是外国语专科学校）借了一些学俄语的学生来校当小班辅导。到1953年9月份才把工作全部结束。当时多家出版社来联系要求把我们的讲义出版，学校让我负责处理。最后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为《速成俄语语法》，内容主要是由卢谦、史光筠负责编写的，其中的序言和背俄文单词的方法是我写的。这是清华大学在解放后正式出版的较早的一本教材。尽管水平不高，但是总结了我校师生工作学习的一些经验，对推动当时国内俄文学习是起了作用的。

1953年10月，我离开清华到北京石油学院，1983年才调回清华化工系。到校后，滕藤同志曾领我探望一些老领导。何东昌、艾知生等同志看见我都说：“是搞速成俄文的，记得。”事隔30年后他们对我还有一些印象，使我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