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绍溥（1962工化）

1957年，我北京一中毕业，进入清华大学。在美丽的清华园度过的六个寒暑，使我有幸受到国内最好的教育。清华给我知识、给我能力，也塑造了我的品德与性格。回首往事，学生生活这最后一站是我生命中最为愉快、最为重要、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段经历，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改变志向，走进清华

小学时，一篇关于我国铁路建设先躯詹天佑事迹的课文，深深印在心里，立志要做像他那样的人。论及上大学，就想要报考唐山铁道学院。1957年4月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参观清华大学。一踏进清华大门,美丽的校园景色、“这里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的巨大横幅吸引了我。第一、第二教学楼关于清华各系、专业介绍的展台令人目不暇接。来到工物系展台，停下脚步，聆听讲解人的介绍。其中两点令我兴奋不已：其一这是尖端专业，为国家培养原子能事业人才；其二是学制五年半（后改为六年）。返回中学，立刻将第一志愿填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并接连将电机系、动力系填为第二、三志愿；唐山铁道学院则退居第四志愿（那年可填１０个志愿）。待到发榜那天，为了排解期待与焦虑的复杂心情，我到东单大华电影院，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上午电影。待赶回家时，见到清华工物系的录取通知书，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和邻居都为我能进清华而高兴。

人民助学金伴我清华行

我的家境贫寒，无力供我读书。人民助学金制度使我得以完成学业。中学时，我享有每月７元的乙等助学金，这已超过我家的人均收入。到清华，在东区八号楼报到，填了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当即发给每月１２.５元标准的食堂饭票。尔后，对家庭困难学生，又区别情况另发给甲、乙、丙等助学金。我得到的是乙等（３元）助学金。这３元钱，我用于购买教科书、工具书、必不可少的学习和生活用品。我家住在城里，一般每月回家一次，都是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乘市郊列车到西直门，只需６分钱，再转乘３分钱的公共汽车到家；有时汽车也不坐，步行回家。这样，每月回家只需一角二分到一角八分钱。此外，从不敢乱花一分钱。自幼养成的节俭习惯完全可以应付学习、生活之需。到了冬天，还发了一套棉衣。我是完全靠人民助学金读完了六年大学。

清华的同学友情

1957年，是以工物系名义招生的第一年，大约招了300人，编为物21到物29共9个班。物29为力学专业，在1958年转到工程数学力学系。物21、22、23班（曾统称物20班）为化学专业，共74人，1960年编到工程化学系，改为化3班。我们这一年级年龄小的多，以唐晋为最，只有16岁；17岁者约10人左右，我是其中之一。我被分在物23班，宿舍在平斋一层最南面的一排。同宿舍有尤广巽、万德南、陈昌图和我，分住二个双层床。尤广巽是党员、学生干部，后来是“双肩挑”干部，经常不在宿舍。万德南积极靠近党组织，活动较多。陈昌图和我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主，所以总在一起，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陈是福建省永春县人，比我大两岁，对我倍加爱护。有两件事至今心存感激。一件是我有个患肺结核的远房哥哥，因国产链霉素过敏而不能使用，以至病情日益严重。陈知道后，主动给他在马来西亚做店员的叔叔写信，定期邮寄英国产的链霉素，直至我的哥哥痊愈。其二是陈和他的好朋友（泰国华侨）都不时有些海外汇款。当时正处经济困难时期，按政策依汇款多少,可在华侨商店特供一定数量的米、面、油、糖、肉类等食品。每到此时，都会邀我去享受一番。可能因海外关系，陈昌图（还有陈振兴）于1960年被转到化304班（高分子化学专业），我被分到化302班（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学专业），虽然不在一班，但仍情同手足。毕业离校前，我们俩再次游览了校园和颐和园并合影留念。毕业后，他分配到北京的机电科学研究院，在“文革”中又调到桂林。1976年四季度，他来到我家。不巧，我因出差在新疆核试验现场而未能相见。1993年我曾利用开学术会议的机会专程去探望。退休后，他曾去加拿大的女儿处小住，还给我写过信。遗憾的是几年前，因中风而几近失语，活动也不方便。2007年9月，化3班纪念入学50周年联谊活动后，我曾打电话给他。他的听觉尚可，可以听明白我的话，而由他的夫人代为回答。

1958年工物系宿舍从平斋搬到东区刚建成的五号楼，全惟俊、蔡川泰曾同我住过一个宿舍。1960年分专业，我在化302班，宿舍也做了调整，同宿舍有雷有余、徐惠国、付定逵。大约1962年搬到十号楼，我们4人仍住一个宿舍。雷有余家住北京，父亲是高知，又是统战对象，曾在魏公村附近的社会主义大学学习；其女友（现夫人）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台柱子，因而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多，再加上他开朗的性格，在宿舍常高谈阔论。徐惠国是上海市人，说话慢声细语又兼有几分幽默。他和我同岁，但办事细心周到，长期担任班的生活委员，对我也关照颇多。付定逵是湖南人，对茶喜爱有加，每逢假期返校都带回一大包土茶，不仅喝茶，最后连剩下的茶叶也咀嚼下肚。他的浓重湘音，偶尔还会成为宿舍取笑的对象。我们同宿舍生活大约3年，相处十分融洽，毕业前夕，在校园内和天安门前的合影照，至今仍珍藏在像册中。毕业后，雷、徐和我都在北京工作，仍保持交往。此外，我同孟祥发、徐进、阮振民、钟守忠、杨国华、王景林也交往颇多，有许多共同语言。据我所知，现在一些同学对王景林同学已经淡忘。王景林是河北农村人，体较胖，肤略黑，绰号“МЕДВЕДЬ”（俄文“熊”）。他身体不太好，大约1961或1962年因肺结核病休学而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1963年2月17日欢送付依备老师的合影照和化302班毕业照中都没有他的身影。以后他是否毕业、去向如何，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个漆明远同学，他本是1956年考入清华工物系，因病休学来到我们1957级。漆性格孤僻，言谈举止多有怪异。1963年7月20日在二校门拍毕业照已经结束，他才匆匆赶来，以至毕业照中没有他的身影。毕业后，好像分配到沈阳蓄电池厂，后调到河北廊坊的中国石油管道研究设计院（权忠舆曾任副院长）工作。在2007年化3班筹备入学50周年联谊会时，才知道他因病住进北京安定医院已多年了。

清华的业余生活

学校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它潜移默化，使我受到多方面的熏陶，受益匪浅。

清华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入学后的第一次体育课由马约翰教授亲自授课，核心内容就是强调“动”。老教授满面红光，一年四季穿单衣，只有长短袖之分，冬季最多再加一件毛背心。体育课内容丰富，有田径、体操、球类，夏季有游泳课，冬季有滑冰课。体育馆备有各种尺码的冰鞋，供同学们选用。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下，群众性业余体育活动蓬勃开展。每天下午四点半后，大家都自觉来到室外，开展以“劳卫制”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活动，通过“劳卫制”标准的发给证章（书）。一些有特长的同学还参加国家等级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考核。记得班级还组织“象征性长跑”，从西校门到颐和园东门往返是5000米，到青龙桥是7000米。大家跑的距离加起来，很快就到了“莫斯科”、“平壤”。每年校庆都举办校运动会，暑假前后还有市高校运动会，好不热闹。中学时，我因体弱而免修体育课。到了清华，伙食好，每餐一荤一素，主食花样多，日常坚持煅炼，我的身体变得健壮起来。日常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我一直保持至今。现在我的健康状况良好，为同龄人所羡慕。是清华给了我健康身体。

清华园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样丰富精彩。周末在校园西边的音乐教室有名家的知识讲座，有音乐和器乐欣赏。有特长的同学业余还聚在这里进行演练。每逢假日，大食堂有交谊舞会，重大节日还有各种规模的文艺演出、联欢晚会、灯谜会。“五一”、国庆节组织到天安门参加游行和联欢晚会。我没有任何特长，只能充当群众活动的参加者。

清华的社团组织阵容强大、实力雄厚。校文工团曾到上海访问演出，在上海文艺界引起轰动，据说还打出“向清华文工团学习！”的横幅。清华体育代表队在历届高校运动会上都名列前茅。据说校篮球队曾代表我国大学生队去巴基斯坦访问比赛。这其中不乏我们班级的同学。任豫生是篮球队员、孙振庭是排球队长、过孝民和权忠舆是田径队员、万志普是举重队员、廖玉和徐继彰是自行车队员；费维扬是器乐队成员，魏金玺是京剧社成员；魏金玺和祝圣训是校广播台的主播，自冠以“江南”和“言川”；李兴汉是《新清华》编辑部成员。我既无艺术细胞，也无体育特长，只能成为看客，享受着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

忘记了是哪一年的春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清华大学，通知我们去大礼堂前夹道欢迎。周总理不时招手，从我们面前走过。我有幸这么近距离看到周总理。

顺便提一件小事。大学一年级时，我看到有的同学在盥洗室洗衣服时，龙头长开，水流不断，便写了一篇要节约用水的小文，交给了李兴汉，居然很快就登上了《新清华》；编辑部还配发了一张漫画。这要算我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吧！就是它打开了我以后发表一系列文章的“闸门”。

大学一、二年级，我们还参加了校园东区建设等义务劳动。那时，主楼、工物系馆尚在建设中，宿舍只有七、八号楼。其余是农田和野地。我们参加修路、植树和工地的一些辅助劳动。待到毕业时，东区已初具规模，当初种下的杨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了。1958年三、四月份，学校组织参加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据说那里风餐露宿，条件十分艰苦。我没去成，而被安排参加三堡清华教工疗养院的初建劳动，主要是附近山坡的绿化。每天日出上工，日落收工，挖树坑、栽树苗、浇水，劳动强度很大，以至劳动现场那顿午饭能吃下6个大馒头。据谢建源回忆，他因小恙刚出院，正处于康复中而被留在学校，参加了荒岛修建游泳池的劳动。这次劳动安排了10天左右，称得上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劳动。

经济生活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实行劳逸结合，群众业余文体活动受到影响。粮食定量初期，食堂并无粮票，要求大家饭后自觉登记吃了多少。据说有人吃多、记少，以至食堂粮食亏损；不久就改为凭内部粮票就餐了。看来饿着肚子提倡自觉性是有难度的。这一时期，采过野菜，培养小球藻，食堂搞过双蒸法，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大约1961年夏，午睡起床后上厕所，我昏厥在小便池旁；待同学把我抬出后醒来时，竟感到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随后去校医院作心电图等检查，也没查出所以然来。到工作单位后又发生过两次，其中一次摔破了头，缝了好几针。这是后事。到了六年级，因接触放射性多，曾发给保健油、肉、黄豆。食堂给我们班级开小灶，每周两次油饼，一次红烧肉，每月2斤黄豆，对我们着实补助不小，也引起其它系和年级同学的羡慕。记得那时，廖玉同学把黄豆带回家，煮成既绵软又咸甜可口的黄豆，带回学校分给大家品尝。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清华的政治生活

清华的政治生活同国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缩影。刚入学时，正值反右派斗争后期——处理右派；接着是开展“红专大辩论”；1958年9月下旬赴河南支援大炼钢铁；回来后就是教育革命、技术革命；1960年反右倾斗争。这不免对正常学习造成影响，但也使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接触了社会，多少懂得了世事会是怎么一回事。

参加反右派斗争。我在政治上比较单纯，但也不求上进，属于政治清白的落后分子。反正自己没问题，就什么也不在乎。处理右派时，曾有一段时间大字报到处贴，旧报纸成了抢手货。我是一张没写。班干部问我“怎么不写？”答曰：“没的可写”；让我去抄黑板报，我说：“作业还没做完呢！没时间。”可能班干部认为我年纪小，也不当回事。我也就“倚小卖小”，仍然我行我素。

开展“红专大辩论”。这是一场引导同学们走又红又专道路的思想教育活动。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要坚持又红又专，即所谓“东风派”；另一种实际上主张“先专后红”或“只专不红”，即所谓“西风派”。据我观察，“西风派”观点在同学中有广泛市场。但反右斗争刚过，少有人敢亮出真实思想。这时物24班某同学自告奋勇担任“西风团”团长。他是党员，又有高干背景，一时“西风派”声势浩大，各种言论纷纷登场：主要是，又红又专虽好，但难以做到；红要占用时间，会影响专；专了自然就红，并以郭沫若为例，他是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然后就成了革命家；甚至有“专了大家为你服务，红了你为大家服务”等等。针对这些模糊认识，“东风派”进行反击，摆事实、讲道理，以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说明，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但科学技术为谁服务是有阶级性的；所谓“红”就是要解决好为谁服务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我们又红又专，只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一定能做到又红又专。这些大道理自然可以澄清许多模糊认识；但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作为这场大辩论的收官之作，1958年春，经物24班伍绍祖同学的联系，我们物23班走访了我党的“五老”之一，时任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谢老的办公室明亮、简朴、整洁。片刻，谢老走进办公室，经过简短的寒暄后就进入正题。谢老以参加革命几十年的亲身经历，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勉励我们要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并为我们挥毫写下了“红透专深”四个大字，鼓励我们坚定地走又红又专道路。

支援河南大炼钢铁。1958年，全国都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贯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号召当年实现产钢翻番，达1070万吨，15年超英赶美；一个号召，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制度。正是在这个形势下，在京大专院校支援全国大炼钢铁的学生们齐聚北京大学，周恩来总理和彭真市长在百忙之中为同学们壮行。我们物21、22、23班组成化验队于1958年9月20日离京，奔赴河南，遍布全省，支援大炼钢铁。我们物23班分配到南阳专区，随行的有河南省委工作人员于文臣同志。我们乘火车经许昌转车。在许昌汽车站的那顿午餐真是实在，8人一组围在空地上，中间放了一洗脸盆的猪肉炖粉条，其中夹杂着一些土豆、萝卜等蔬菜，馒头随便吃。酒足饭饱，登上西去的汽车，一路颠簸，天黑才到了南阳市。第二天上午，地方干部给我们介绍任务和当地情况，还带我们去参观示范田，只见田地起伏呈波浪状，据说可增加田地的面积；地里的庄稼十分密集，据介绍可亩产千斤以上。到后来报纸报道亩产上万斤，甚至有产量更高的“大卫星”，真是吓人。我们物23班同北京化工学校混编的化验队遍布南阳、唐河、桐柏、邓县、新野、镇平、内乡、淅川、西峡、南召诸县。尤广巽、陈振兴和我同北京化工学校的5人来到了桐柏县毛集公社。尤广巽是南阳专区清华化验队的总负责人，只呆了约一周时间就离开了。毛集是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区，但因有优质铁矿而修建了一座小洋高炉，还有许多土高炉，是南阳地委抓的一个点。参加炼钢铁的绝大多数是从人口密集的邓县、新野集体调来的公社社员。这么一个山区村落，一下调来成百上千的人，生产、生活条件可想而知。当时，成年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小孩集中在“幼儿园”，吃饭在公社食堂。我们化验队自带几箱仪器、设备和试剂，就在村边的旧庙里摆开了摊子。屋顶有破洞，可以望天；屋外木轮的牛车路过，震得天平咯咯作响。除日常化验工作，也到高炉现场了解情况，参加一些劳动。那时，社员响应号召，远离家乡来炼铁，表现了极高的热情和干劲。最使我感动而难以忘怀的一幕，是那些年仅几岁的小孩，手提小篮，里面装有几小块铁矿石、焦炭或木块，在幼儿园阿姨的带领下，排着队，沿着山间小路运送炼铁原料。那时，实行“大锅饭”，不管走到那里，只要是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此情此景令人难忘，心情十分复杂，既为其感动，也心生许多疑虑。如此兴师动众，耗费资源，既没见出多少铁，更没见像样的铁锭；但报纸却不时“钢铁元帅升帐”，一次就放百万吨的“大卫星”。据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完不成上级下达的钢铁指标就撤一把手的职。好像各个单位都“完成”了指标。这种形势下，农业几乎没人抓。外县来的社员，家里农田没壮劳力管；来到这里，食堂所需粮菜全凭当地公社、大队开个条子，到指定地块自己收来吃。毛集这地方多种红薯，真是大丰收；可惜没有人去收，以至霜降一过都烂在了地里。丰产不丰收，再加上敞开肚皮吃，待我们离开河南时，当地社员已经开始饿肚子了。

在河南我们受到了实际锻炼。一是怎样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二是怎样因地制宜培养人才。离开河南前，队里提出要留下一支“不走的化验队”，为当地培养化验人才。毛集只有些小学水平人才，中学生很难找。只好自己编写通俗、简易教材，手把手地教。三是经受了艰苦环境的锻炼。记得有一次，我受命单独去桐柏县城的队部汇报工作。从毛集到县城约110里山路，当时没有公路，多是山间小道，中途除路经3个居民点外，遇不到几个人。在刚到南阳时，地方干部曾介绍，在山区仍有国民党残余土匪活动，要注意安全。果不其然，一路上，到处是“提高警惕，严厉打击土匪破坏活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投诚自首是唯一出路”等标语，使我毛骨悚然。偶尔遇见路人，却心生疑虑，他是不是土匪！不由加快脚步。天亮出发，天黑到达，历时十多个小时，第二天又原路返回。回到毛集，二腿一软，倒在地铺上，再也爬不起来，几天后才缓过劲来。

12月22日返回南阳，次日游览了卧龙岗并合影留念；25日返回郑州。清华同学召开小会、大会，个人谈收获体会，队内做总结。省委组织欢迎欢送活动，白天“宴请”（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晚上看戏。戏是好戏，一场古装戏“窦娥冤”，一场现代戏“朝阳沟”等；演员是省豫剧团，包括常香玉在内的一流名角。但由于长期劳顿和郑州的密集安排，实在太困，不少同学都不想去看戏，想在招待所睡觉。但队领导讲：“这是省委招待的，不能不去。”结果，两个晚上的戏都是身在剧场，人已进入梦乡。12月30日返回北京，前后离开校园101天。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从河南返校不久，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具体贯彻落实措施有值得商榷之处。“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是创造性地把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到了教学环节中，符合人才培养规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有些做法欠妥，如曾一度要“学生评价老师”、“学生自编教材”、搞了一些对教学无关的生产劳动；把压扁一端的铜管连上空气压缩机权当超声波发生器，到处搞超声波的推广应用，企图出现什么奇迹。这都是不符合教学和研究的规律，只能浪费时间，劳民伤财，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

经历反右倾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清华也不例外，主要围绕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开展形势大辩论。认为形势好的是正确路线，认为不那么好的就是右倾思想。我们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又经历了河南大炼钢铁，耳濡目染，自然心知肚明。私下议论多不合时宜；到了会上或一言不发，或言不由衷，一时辩论会冷冷清清。这被认为群众未发动起来，教育不能深入下去。后经反复启发动员，一些同学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把私下议论的家乡吃不饱、饿死人、公社的种种不是都端了出来。但几个回合下来，诸如如何正确认识形势，“主流与支流”、“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大道理一讲，“右倾”的思想和观点很快就败下阵来。我记得当时讲了真话的徐进同学被当成右倾受到批评教育。这曾使我感到困惑，但也从中似乎悟出点什么。经历是一种财富，它使我在以后的经历中得以避免不必要的挫折与坎坷。应该说还是有正面作用的。

重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如果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尽然。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还是有点自觉性的。对蒋南翔校长和其他教师讲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来校作中苏关系的时事报告等，我都认真聆听。当时《人民日报》的第七、八版，《光明日报》第四版多是政治学术理论版，我几乎都会浏览；一些好的文章，不仅要读懂内容，还要对文章的主线、结构、层次的逻辑性、文章的前后呼应、优美的文字段落，甚至对标点符号都要反复琢磨。这不仅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也提高了写作能力。记得在毕业前，任豫生同我谈毕业后去向时，曾向我提起，“滕藤曾问过张绍溥是谁呀！他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哲学试卷得了清华考区的最高分”。我想原因就在此罢。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基本“不务正业”，绝大部分工作都离不开文字工作，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有“第一笔杆子”之称，被总后机关领导称为“大手笔”，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整版的理论性文章。这都得益于清华对我的培养。

对我们班三位“双肩挑”同学的认识。尤广巽同学是我刚进清华时同宿舍的同学，原为留苏预备生，又是党员，自然德才兼备。对政治上不求上进又任性的我，他总像大哥哥一样爱护、包容并给以耐心的引导和帮助，从不板着脸批评。曹晓文同学也是党员，原留苏预备生。我和他直接打过一次交道，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61年暑假，我去黑龙江舅舅家。他们是铁路职工，国家供给粮食，同时又有无边无际的荒地，可自种庄稼，粮食充足。临别时，舅舅给我二百多斤全国粮票。在返京经停锦州车站时，站台上讨饭的人很多。其中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不停作揖乞讨。我动了侧隐之心，给了他们拾斤粮票。出于感激，那个男人当即脱下身穿的旧针织上衣给我；我坚决不要。列车开动了，他就把衣服从车窗扔进来。暑假过后，同学们来到大连化工厂实习。我同钟守忠、杨国华还有王守忠在一个宿舍。业余时，大家各自谈论暑假见闻，我就把上述经历讲给大家听。到了1963年毕业前夕进行毕业鉴定时，曹晓文同我谈话，说：“有人曾反映你经济生活困难时期，立场不坚定，用粮票换衣服。”真是天大的冤枉，竟然如此歪曲我讲过的话。我可以想到是谁告的阴状。我认为曹晓文是爱护我的，一是同我见面，使我不再蒙在鼓里；二是劝慰我不要放在心上，也不会记在档案里，接受教训，以后讲话要考虑后果。这同那种靠打“小报告”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积极分子”形成了鲜明对照。据说此人在“文革”中也是用这种方法对待在清华的六年同窗。任豫生是清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老党员，毕业分配前夕，在提到哲学试卷成绩后，紧接着对我讲：“你家庭负担重，就不要读研究生了，组织准备把你分配到驻京部队，一可照顾家庭，二是部队待遇好些……”任豫生作为学生干部给我考虑得多么无微不至。我很感谢他们三位，会永远记住他们。这三位“双肩挑”同学，除了同我们一样承担着繁重的学习任务，做为辅导员还要关心同学们的思想进步和生活问题，为此注入了心血。他们不愧是党的好干部。

清华的学习生活

清华大学名师云集，师资阵容强大，学习条件国内一流，长期累积形成的良好学风，再加上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们如鱼得水，在这里沐浴成长。

群英汇聚，学校如战场。1956年党和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1958年实行大跃进。这两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两年之间的1957年成了招生低谷年，全国只招了十万零七千人；再加上中苏关系恶化，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储备2届的留苏预备生取消留苏，全部保送国内重点院校，所以这一年要想考上清华，难上加难。我所在的北京一中在京属中上等，按现在说法，应该是区重点，当年高中毕业6个班约300人，考进清华的只有2人。京外学校考入清华可能更难。应该说，凡能进清华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大家风华正茂、朝气蓬勃、你追我赶、个个争先，学习气氛十分浓厚。早晨，闻亭钟声唤醒学子，晨炼、早餐、立即奔赴教室，周而复始，有所谓“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说法。基础课都是由各个系不同专业同学组成的一、二百人的大课。大家都想争得一个离讲台近一点的座位。清华校园太大，前后两节课的教室往往相距甚远。当时，班内只有陈中平、谢建源、雷有余、廖玉等少数同学有自行车，其他人只能加快脚步，甚或跑步前往，有时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遇到教室临时变动，情况更为狼狈。至今，还偶尔梦中重现此景，以至被急醒。上专业课前，各班都没有专用教室，为了复习和做作业，晚饭后全校几千同学急忙去公用教室或图书馆抢座位。整个清华园如战场。

逐步适应新的学习方式。同中学相比，课程负担重。系里介绍前五年安排5500学时课程，基础课按北京大学化学系安排，还要安排工科院校的专业基础课，然后是专业课、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每堂课讲授知识容量大，许多内容点到为止，靠课下自学掌握，还要指定参考书。基础课、专业基础课虽有教科书和教材，但老师不按书讲，课堂笔记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专业课没有教科书只能随课程进行随时发讲义。有些参考书是英文的。我们这一代学的是俄文，所以四年级又开了英语课程。好在大家的基础好，又都很努力，逐渐就适应了这种学习方式，既得了“鱼”也得了“渔”，对以后适应工作岗位大有裨益。

3分给我的启示——这就是清华。很快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了。高等数学采用口试方法，主考老师是余湛先生。进入考场先抽一个考签，给出考试的大致范围，准备10分钟后开始口试。先生问，我来答，也有一些讨论，气氛融洽，自我感觉良好。最后先生给了个3分，我大惑不解。先生看出我的表情，解释道：“我们谈了十几个问题，总的答得不错。唯有一处涉及极限概念的混淆，经指出你能纠正，所以给你3分；如不能自己纠正，只能是不及格。”原来并不按你对几题、错几题来判分，这使我领悟到，这就是清华。这是我大学考试中唯一的3分；以后考试绝大多数是5分，也有不多的4分，毕业论文是优秀。但就这个3分成为毕业时没有资格参评优秀毕业生的硬指标。这就是清华。

技术革新中的“小老虎”。1959年，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广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开始时，全由同学自己找项目。我同陈振兴等3人一组，生产可做为农药的硫酸亚铁。我们到实验室和校西门外的化工厂收集废硫酸，到金工车间和废品堆中找铁屑，把一台弃用的电动机改装成离心机，很快就搞出了晶莹剔透的兰色结晶。这时系里决定搞一条聚四氟乙烯的试生产线。聚四氟乙烯具有良好的绝缘、抗腐蚀、抗辐射、耐老化等性能，被称为“塑料王”。当时国内尚无产品，我们能搞成吗？靠着“敢想、敢说、敢干”和“填补我国科技空白”的精神，硬是上了马。在老师的带领下，二、三十名同学从选择合成路线、单元反应器和工艺流程设计、跑材料和设备，到施工、安装、试生产，终于在化学馆东面的三排平房建成了生产线，生产出了聚四氟乙烯样品，并在校的技术革新成果展览上展出。在建生产线的过程中，同学们不怕困难、勇于实践、加班加点、日夜奋战。在这个环境激励下，我同样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被同学们称为“小老虎”。经荣树新和陈振兴介绍，我“火线入团”。可惜，他们两位已经做古。

真刀真枪做毕业论文。清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出“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取得了丰硕成果。给我印象深的有：国庆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中美术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和部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国内的水库和水电站建设项目；自控铣床和微型汽车的研制，校内土发电厂的建设等。

我校南口的200号工程是由工物系和工化系的老师和历届同学共同参与建成的。由于高度保密的原因，每个同学所承担的部分工作在整个工程中的作用，大家并不清楚；但加合在一起对国家的贡献逐步得到显现。为从“烧”过的铀棒提取核燃料钚所开展的溶剂萃取法研究，先后有120专业老师和同学200多人参加，并取得成功，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初，化302班所有同学的毕业论文都是围绕这个任务而展开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锆的水溶液化学”，内容是硝酸锆在硝酸水溶液—TBP溶剂萃取体系中的化学行为，以获取有关化学反应平衡常数和萃取率方面的数据。在研究中曾遇到一个问题，即萃取前后，水、油两相都发生了体积变化，影响了两相中相关物质浓度的计算。当时化0（后改为化1）班的毛复兴学长向我介绍了一本俄文专著中对此有所涉及。参考原著，结合我的实验工作，推导出一个计算体积变化的方程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令我喜出望外，也为我的论文增色不少，得到了论文评阅老师徐志固先生的好评。这得益于毛复兴学长的指点。由于保密的原因，同学之间不知彼此的工作。由于我同全惟俊共用一间实验室，所以知道他的题目是“钌的水溶液化学”。印象中，他遇到了在操作过程中钌丢失的麻烦，发现是由于钌的吸附性太强所致。怎么解决的，我就不清楚了。我想，化302班同学的论文以及先后各年级同学的论文结果，经老师们的审核、检验、补充、加工、提高，最后组装成了萃取法提取钚的最终成果。

此外，我们还曾利用假期，参与了用于放射性物质操作的设备（手套箱、温室、热室等）的设计和制图工作。我参加的是温室部分工作。

在实践中，我体会到“真刀真枪”有诸多好处：使毕业论文（设计）从消耗资源变为创造价值；理论联系实际，增长了才干，提高了动手能力，有利于培养高质量人才；在老师指导下，在校学生成为一支重要的科技力量，对于建设研究型大学，发挥大学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老师。清华六年，学子成长，源于诸多老师的谆谆教诲。

基础课有两位老师给我印象深刻。高等数学的孙念增教授，言谈举止像个老学究，待同学和蔼可亲，讲课条理清晰、循序引导、逻辑性强。特别是先生的板书堪称一绝，左一行定义，右一行公式，在黑板的不同处跳跃出现；但一堂课下来，黑板上“漫不经心”写下的内容，竟然是逻辑很强，一气呵成的课堂笔记的范本；再加上那匀称秀气的硬笔书法字，给人以美的享受。普通物理学的何成钧副教授，在课堂上精神饱满，声如洪钟，精炼并兼有肢体语言的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给人以语言享受。很可惜，两位先生都刚当过“右派”，不知是怎么回事。

最后两年的专业课，都是国际上高度敏感的机密技术，国外对我实行技术封锁。汪家鼎、滕藤、朱永jun（贝＋睿）、秦建侯诸先生参照有限的文献报道（如英国哈威尔实验室、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片断知识和工艺流程），主要依靠长期积累的相关知识和经验，自己编写讲义，给我们开出了高质量的专业课。这些课程并非采用传统的章节教法，而是直入实质核心，类似于专题学术报告，使我们得以动态地掌握当时国际上最新的科学知识。上专业课时，实验课较多。实验前，杨锦堂技师给我们准备好实验条件、讲解实验方法和注意事项，既周到又认真，是我们实验室的“大管家”。何介玉、吴蓓琦也给我们以具体的辅导与帮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每当回忆起清华的学习生活，对老师的尊敬和感恩之情，由然而生。

离开母校 走向社会

1963年毕业前夕，蒋南翔校长在大礼堂为应届毕业生做报告，有三点一直铭记在心。一是要注重思想政治上的进步。他说，清华毕业生因业务跌跤的可能性不大，要防止政治上跌跤。二是要谦虚谨慎，不要去推销“清华香肠”。三是要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七月初，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北京应届毕业生到人民大会堂听周总理的报告。周总理引用了毛主席1950年在莫斯科对留苏生讲的一段话，“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激励我们要胸怀大志，报效祖国。去大会堂前，发给每人一张浅粉色的入场卷，上面写着“报告人：周恩来”。可惜这张极具意义和收藏价值的入场卷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1963年8月，同学们陆续离开清华，满载着清华六年沐浴的雨露，承载着周总理和蒋校长的殷切嘱托，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离开了教我育我、终生难忘的清华园，离开了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窗，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机遇与挑战同在，顺利与坎坷相随，成功与失败共享，欢乐与痛苦杂陈。

这就是生活，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现实生活！如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留下的只是抹不去的记忆。感谢生活曾经给予我们的一切美好和烦恼，并从中汲取教益。我们已经走过了青年、中年和壮年，正在步入老年。让我们心态平和、顺其自然、互道珍重，走好今后的路，以良好的身心状态，去迎接2013年毕业50周年的再相聚。

写于2008年国庆节

作者启事：

此文所及内容，在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上，或许会有不准确之处，恳请有关当事人或知情者，不吝予以斧正。顺致敬意。

2008年10月8日

作者致谢：

此文承蒙任豫生、尤广巽、谢建源审阅，并对相关内容予以订正。特致谢意！

2009年1月9日

附作者张绍溥（化302班）简介

1963年8月离校后，始终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1969年底转做科研管理工作；1983年任训练处（后改为研究生处）处长，创办了夜大学兼任教务长。1987年晋升为副研究员，任基础医学研究所副所长。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9年2月任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改为文职干部。1992年晋升为研究员。1994年任情报研究所所长。1995年2月创办了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兼任社长。1996年3月免去行政职务，专事编辑出版工作。2000年4月退休。

自1977年起，在科研管理工作之余，在科学学、人才学和管理学领域作了一些开拓性工作，发表论文30余篇，是国内最早涉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1982年12月在全国第三次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南宁）上报告，首开用数学模型方法对人才队伍进行定量研究之先河，引起了轰动和认同；1983年7月发表了“科技劳动的特点与按劳分配”，首次提出并建立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科技劳动的指标体系和方法，这一思路和方法，后来被延伸到各个领域，成为对人才和单位的绩效评价方法；1993年在全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北京）上，大会报告了“人才队伍发展趋势预测与对策研究”，首次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方法，揭示了人才队伍结构随时间的演变趋势与人才政策的联系，为制订人才政策和人才规划提供了科学方法。

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曾担任的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技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和科技人才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学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理事、中国国防科技情报学会理事、国家卫生部医学信息工作管理委员会委员、全军医学情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总后卫生部科技查新咨询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解放军医学情报》杂志主编、第四军医大学客座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