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邓小岚:我的父亲邓拓

2009-10-22 |

邓小岚(1970工化)

邓小岚于20071211在晋察冀日报创刊70周年纪念会上

小时候,我对父母的新闻经历了解甚少,只知道父亲邓拓用“马南邨”的笔名写了《燕山夜话》,因为很多人在议论着书里的文章;只知道父亲在人民日报工作了十年,因为我家住在报社宿舍;只知道母亲丁一岚一直在广播电台工作……而对他俩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基的经历一无所知。

“文革”以后,我陪母亲去观看国庆30周年的一次专题展览,当展厅里回响起开国大典的实况录音时,母亲突然听见自己年轻时的声音,她才激动地告诉我:1949101,她与齐越叔叔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担任了开国大典现场实况转播的播音员,整个实况广播持续了6个半小时。可是,母亲这份荣幸而激动的经历,却一直被她封存在心中,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中去。退休之后,她又继承爸爸的遗志,投身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报史的研究整理中。

当新中国六十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爸爸妈妈的新闻工作经历,深深缅怀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奠基的先辈,也为我晚年倾注全部心血、追寻父辈的历史足迹而自豪。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山东工作25年,直到1995年才回到北京。此刻,母亲已经离休10年了,可是她每天还是很忙,常常夜以继日地抄写整理文稿。我这才知道,母亲担任《晋察冀日报》报史研究会副会长,忙着抢救和搜寻在战火中延续的报史。于是,我每天下班后,就去母亲那里帮忙,做些抄写、校对的工作。为了能更多地帮助母亲,平时我就住在母亲那里,与陪她居住的小弟一家全都当上了帮手。只在到周末,我才回自己的家住一两天。

于是,我从那些发黄的故纸堆里,打开了鲜为人知的历史之窗,进入了父辈“游击办报”的峥嵘岁月……

父亲于19384月被派到晋察冀边区《抗敌报》社(194011月改名为《晋察冀日报》)任报社主任兼总编辑,从此与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母亲是193811月底从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结婚后也调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她转行投身于广播工作。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父亲和报社同志不论环境多么残酷,物质条件多么恶劣,交通运输怎样困难,他们都千方百计坚持出报,用他们的话讲“只要有24小时驻地时间,就要争取出一期报纸”。报社同志每人发两颗手榴弹,在遭遇敌情时是战斗员,而在非战斗时期则各司其职,编印报纸。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的10年里,报社牺牲以及劳累病故的同志有59人,最小的仅有15岁!

为了完成战地出报的使命,在日寇对边区严酷的“扫荡”破坏时,父亲带领报社同志在太行山北部的千米高山中,穿越密林峡谷,在与日寇的周旋中坚持出报;有一年,报社辗转河北曲阳、唐县、完县、易县和阜平等5个县,仍然按期出报;曾在敌人近距离包围中,他们做好最后拼搏的准备,把印刷机埋入掩蔽,而当敌人离去又取出架起,一天内“七埋七出”才把报纸印出;即使在敌人魔掌扑来的危急形势下,他们赶印上级的重要指令,一期出报800张!在1943年日寇“梳篦式”扫荡中,父亲带领报社同志撤离到2000高的山巅荒村,牵着8匹驴子驮着印刷机,坚持出报。当时母亲怀着我已是8个月的身孕,跟着报社的队伍辗转转移。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报社在潜伏状态下竟然奇迹般地刊出12期《晋察冀日报》,而母亲则被留在深山里待产,当她孤身一人时,总是攥着一颗手榴弹警惕发生敌情。隆冬时节,就在被敌人烧光的村庄里,母亲生下了我。

《晋察冀日报》社在出报的同时,还编印出版了大量革命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父亲编辑的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五卷本),那是1944年在北岳山区公开出版的。

19486月,《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创刊了今天的《人民日报》。我父亲于19498月始,在新的《人民日报》社工作了10年。

我父亲在《晋察冀日报》终刊号上赋诗,豪迈地吟诵:“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这正是他对晋察冀边区办报10年的岁月感怀。

接力完成父亲未竟的遗愿

“文革”之后,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可母亲的心底埋有一个心愿,要抓紧有生之年把《晋察冀日报》报史整理出来,才能把那一段用青春和牺牲换来的报史记忆永远保留下去。

母亲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在世时,尽管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很忙,他仍时刻留心搜集《晋察冀日报》的老报纸和各种资料。每每听说有老战友去当年《晋察冀日报》主要发行地区出差开会或探亲,他总要交待一项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收集散落在当地的《晋察冀日报》旧报。

1964年,有位河北阜平籍的老同志回家,到报社旧址一带乡村走访,说了邓拓总编辑想找老报纸的心愿后,各家各户的老乡回头去寻,把墙上贴的、笸箩上粘的,甚至屋顶棚上糊的旧报纸,小心翼翼地揭下来,一下子就收集到大大小小四五十张旧报纸。后来送到北京,父亲捧着这些珍贵的史料,高兴地说:“太珍贵了!我要抽时间好好地看看,把它保存好。”

确实,父亲对《晋察冀日报》报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视的,只是那时工作很忙,就没能抽出时间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将一份保存最全(仅创刊号到第24期缺失)的《晋察冀日报》,交由报社图书馆保存,至今已成为唯一的珍贵善本存报。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母亲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报社老同志,在19822月组成了《晋察冀日报》报史研究会,着手整理和研究十年办报的历史,我母亲担任副会长。那时,许多老同志都还在职,母亲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他们只有利用业余时间写回忆录,收集材料。一有休假日,他们就一次次结伴到山西、河北的报社旧址寻访。母亲还找到有距离标注的旅行地图来仔细研究,帮助回忆当年“游击办报”的行程和路线……

十几年下来,母亲与报史研究会老同志们整理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大事记》、《文旗随战鼓》、《晋察冀日报社论选》和《晋察冀日报史》等多部史料图书。1986年商请人民出版社协助,用人民日报社保存最全的《晋察冀日报》原报为版本,出版了全套影印报纸合订本,足足有26大本。当时,彭真同志看后说:“晋察冀日报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晋察冀边区的历史。”

这些史料书籍的出版,老人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许多耄耋之年的老前辈戴着老花镜,还要再拿一把放大镜,从残缺不清的版面上辨认着每一字、每一句。在编写过程中,不少老同志身患绝症,做了手术仍坚持动笔写回忆录。研究会会长陈春森同志,在72岁、83岁和90岁上经受了3次重大手术,而手术过后,只要能持笔活动,他又开始阅稿审稿了。我母亲患尿毒症住院期间,躺在病榻上对着录音机回忆报社的战斗生活,在我们子女的帮助下加紧口述笔录……

1998年9月16,母亲在《延安颂》激越的旋律中,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退休后我是唯一年轻的“志愿者”

1999年我退休之后,有时间跟与父母同辈的老人们相处了。看到老人们为报史研究,辛苦地忙碌,我便主动要求参加研究会的工作,替老人们帮个忙,出把力。没想到,我这个双鬓花白的退休干部,居然是当时研究会唯一年轻的“志愿者”,理应多干些,多累些。

从那时起,我认真阅读了研究会前辈整理出来的回忆史料,还经常到《晋察冀日报》社曾经辗转战斗过的革命老区去看望乡亲,祭扫牺牲在北岳山麓的烈士陵墓。这时,我对父母曾经为之献身的新闻事业有了更深刻、更感性的了解。我以父辈战斗的青春为豪,接过他们手中的火炬,也照亮我的人生之路。

2004年,出于对外联系工作的需要,研究会决定让我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从而承担了更多的日常事务。由于研究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我经常一早出门,走家串户,联络散居在北京的老同志。

2007年,研究会决定编辑《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尽可能把报社十年中发表的通讯文章收入其中。当时研究会其他成员都是80岁上下的老人,我不能找他们做这些事,主要的事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起初,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任务的意义,当我把26大本全套影印《晋察冀日报》合订本搬回家时,才明白“工程”如此浩大!

翻阅《晋察冀日报》,其中的通讯都是当年记者或亲历者在第一现场的真实记录,生动地再现了战斗英雄、民兵、妇女儿童对敌斗争的感人故事。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许多红色经典,都能在《晋察冀日报》上找到最初报道的原作,像地雷战、地道战、雁翎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像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马本斋、放牛娃王二小等典型事迹,都是由《晋察冀日报》的通讯传扬开来的。这一篇篇在硝烟中诞生的佳作,有如一部内容浩瀚、鲜活生动的历史画卷。

万事开头难。研究会派来北京日报社资深编审王卫国同志,先从影印报纸上选出一篇篇通讯原作,夹上字条,编出目录,然后,让我扛着合订本找地方去复印。为了省钱,我只好请原工作单位支持,平时人家正常上班,只能在双休日我才去“占用”复印机。2800多期的旧报从头开始复印,一天下来,被复印油墨那种异样的气味熏得我透不过气来。这一干,就花了我5个双休日。

复印完了,我又要剪贴、编号,来不得半点疏忽。我实在忙不过来,就把我的老伴、子女叫上,一起动手来干。最后,通讯的剪贴件全部交给专业文印社电脑打印——啊,录入打印出来近5000页,约700万字,简直比“大百科全书”还要浩繁!

可是,这与书稿还差远着呢!由于老报纸印刷质量很差,原作本来就有许多看不清楚的地方,加上还有些残破不全的版页,又是繁体字,这给今天电脑录入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致使最初的录入样稿存在太多的差错,甚至大段大段未能录入,使得之后的校对难上加难。

年轻人看不懂繁体字,能看懂的年纪大,干不了校对。由于经费拮据,我们研究会又请不起出版社的专业校对。怎么办呢?于是我突然想到:邀请《晋察冀日报》老报人在京的子女,义务劳动完成全集校对。

哪知道,一听是为《晋察冀日报》抢救遗产,老报人的子女一下子来了近20名,争先恐后地到我这里领取校对的文稿。以前,虽然同在京城,却有许多人从未谋面,而今大家一见如故,亲如兄弟姐妹,彼此亲热地称呼为“子弟兵”,责无旁贷地接过父辈手中的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

说是“子弟兵”,其实想一想,他们个个都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当他们如期把校对的文稿交回来时,我也被感动了:在每一页打印稿上,仔细的笔迹划出了密密麻麻的误点;对照原件,写出了一条条辨疑的意见,还把电脑录入遗漏的大段文字,整齐地手抄在附页上或打印稿背后……许多人在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有的膝下还有孙儿要他们照看,也真够他们累的了。

后来我才知道,许多“子弟兵”只有在夜深人静、家人睡下后,才摊开文稿动手校对。并不轻松的“额外”工作,增添了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的生活负担,使得有些体弱的同志累出病来了。如《晋察冀日报》发行部主任徐光的女儿徐守鱼,看我分派文稿困难,总是主动多揽任务,结果心脏病加重。可她打完吊针,病情缓解后,又伏案工作起来。《晋察冀日报》副社长胡开明的儿子胡战生,把一包包校对文稿抱给我时,我才得知他的双膝有一只是换装的人工膝盖,可他还经常一路颠簸赶来碰头商量工作。还有《晋察冀日报》报史研究会老会长的小女儿陈华,已经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她后来一直是研究会工作的主力之一,承担了大量的校对工作,一点看不出她是患过重病的人。

在校对过程中,我们“子弟兵”之所以顽强刻苦,因为在看过这些通讯后,都被父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深深感动了!这是老报人出生入死采写新闻的历史丰碑,哪怕在校对中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完整无缺地再现珍贵的精神遗产。如今,这部书稿正在着手第四遍的校对。

  200998于北京

邓小岚,194312月生于河北省阜平县,1949年春随父母进京,1970年从清华大学工化系毕业,19654月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在山东省泰安制药厂工作,1994年取得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199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市公安局科技处工作至1999年退休。2004年参加《晋察冀日报》报史研究会工作,任研究会副会长。

转自 新闻实践 2009年10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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