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杜敏:“过去了四十个春秋”又十年

2010-03-16 |

杜敏(1961动力)

2000年的复42期《清华校友通讯》上,笔者送上了一篇“过去了四十个春秋”,转眼又过去了十年,光阴催人啊!

值此清华百年大庆,又恰逢已过古稀之年的我等毕业告别母校整五十年之际,再回来看望并由衷地告慰培育我们的“母亲”——清华。

也许是真的老了,记忆力变差,经常是拿着东西找东西;或刚放下的东西,转身就找不到了。然奇怪得很,青年时期的往事,虽然过去了四、五十年,却仍然历历在目。每当我同老伴闲聊之时,我常对她说:清华,赐给我一生好运。

1956年我于北京十九中高中毕业后,顺利地考入了清华大学动力系热12班。当时从十九中考进清华的还有电机系的朱桐、黄玲,动力系的周邦宁,建筑系的徐锐,工物系的赵中仁(已故)等。事后来回首,那真是我的好运气啊!为什么?因为看一下我的家庭出身,查一下我的社会关系,无论是之前的55年,还是之后的575859……的任何一年,我都绝对进不了清华的,不,是根本上不了大学的!恰巧就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响亮地提出:“要看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就这样,让我“钻”了个空子。看来,我同清华就是有割不开的缘份呀!

高考后,我在北京的亲戚姑姑家,焦急地等待发榜。一天,还在上班的姑姑,从收发室拿到一封信,打开一看,就什么都不顾了,立刻三步变成两步地跑回家,一进门就激动得流着泪水,一把将我抱住说:“录取通知,录取通知!你,你考上清华了!”当我看真后,便抱着姑姑边跳边笑起来,她嘱咐我:“杜敏,托共产党的福,你可要争气啊!”

我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进了清华园。那时上大学,比现在要简单和轻松得多。卷个铺盖卷,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既不交学费、杂费;也不交宿费;家境困难的,还有等级不同的助学金可申请。这一些,肯定会令现在的大学生和家长们羡慕不已了!

我们热61级共三班,总共九十余人,其中女生十余人。男生住进了化学馆旁红砖二层的第一宿舍。这宿舍当时就是学校最差的,要与现在的学生宿舍,或学生公寓比起来就根本不用提了。那是同以前的火车硬卧车箱差不多的房子:一条走道,左边串了三间没门、没墙的房,右边就是以煤作为燃料的炉子和火墙,每间房有四张双层床,共住24人,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十年前特地去看看,房还在,似乎已改成仓库了。

五年多的大学生活,我是拿着十块钱的助学金渡过的(当时伙食费12.5元)。由于家里经济环境不好,这五年多的寒暑假,我都没回过一次远在贵州遵义的家,没去看望瘦弱又多病,且承受着巨大政治压力的妈妈。放暑假时,我常与别的同学一起,到附近的四季青公社、温泉公社、和农科院试验研究所等地方去做小工,能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以补助学习和生活上的消费。

左起为叶日泉,蒋英豪,汪其甫和我在温泉公社

在清华的五年多时间里,我们历经了各种劳动锻炼:十三陵修建水埧,校内“土”电厂的建设,和大炼钢铁等等。这些活动,令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劳动观念,所以我们利用假期去干点农活,实在是小菜一碟,不费力,也亳不为怪,而且也为我毕业后参加工作打下了良好基楚。

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哈尔滨的东北电力建设局第四工程公司工作。这一分配结果,既是我预料之中,却又令我大失所望。因为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又经历过多次“运动”的锻炼,使我早就料到,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分到好单位的;可又抱着一丝希望,期盼不要分我到离妈妈太远的地方。然而结果却是要我去到那更远、更远的东北,故而大失所望。在当时,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无奈,必须服从分配。

由于凑不齐回家所需的遥远旅程的车资,便决定不回家了,直接去东北报到。不曾想,同宿舍的郑永亮(已故),黄振康,杨继鑫,邵乃辰等都劝我先回家看看妈妈,如若不然,她老人家一定会急死的。当他们知道我不回去的真正缘因后,甚至还提出要给我经济援助。他们的力劝和这番好意,令我十分感动,直至五十年后的今日,我仍然感到:五年的同窗情啊,多么难得,多么珍贵,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但可惜的是,他们中已经有人再也听不到我的感激了!

我着实没想到,回到家后,给了我一个十分欣慰的惊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我考进清华后,戴着“地主分子”帽子的妈妈,她的处境竞然变得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妈妈说,整个遵义考上清华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何况我还是当地知名地主家庭的儿子呢!这消息越传越开,越传越久,后来,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人,对妈妈都一天比一天地客气,再也没发生过批、斗地主分子时的那种凶狠劲了。

我在一次施工工程中不幸受了重伤,大腿股骨骨折,后来人们都常笑谈道:“杜敏,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十年前的文章中已说过了,不再重复)故此就调换了工作,先后到电力学校和工学院任教。在当老师的这段时间里,有几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文革”初期,我已有了俩个女儿,大的还不到三岁,小的才几个月,每天我都要带着大女儿从城南赶到城北上班,小女儿则由她妈妈带走。我到校后,先把女儿送到学校的托儿所后,再去上班。那时已经停课闹革命了,每天不是学毛选、背语录,就是写大字报,或开批判会。那一日,一上班全校师生员工,都聚集在礼堂开会,会前照例进行了早请示和跳“忠”字舞,就等着开批判会了。这天有点奇怪,近千人等了好一阵,才见托儿所的阿姨领着一邦小朋友进来,在前排预先留出来的位置上坐定后,主持人才宣布:“批判会前,先由托儿所的小朋友给我们表演几个节目,大家专心看看,好好向这些小朋友学学。”于是,小朋友们表演了集体背语录,跳“忠”字舞等,最后让一位小朋友表演背诵毛主席诗词。真没想到,上台表演的居然是我那尚不满三岁的女儿。她向大家鞠了个躬就开口了:“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她一口气,没打个突兀地背完后,台下立刻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只见学生们和老师们都交头接耳地打听:“这是谁的孩子?多大了?”当得知是我的女儿后,不少人都赞叹道:“当然啦,清华的后代吗!”

批判会散会后,托儿所的一位阿姨(她是电力学院刚毕业分配来的,由于都在闹革命,没事干,就分她到校办托儿所先去当阿姨。)她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

“杜老师,你女儿今天怎么啦?大清早一来就不高兴,小朋友们一起进行早请示时,我去叫她,她说:‘我不请示!’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爸爸不让我请示。’杜老师,这话要是让那些造反派听见了,可就麻烦了。由于早上我们还要来给大家表演,还有她单独朗诵毛主席诗词的节目,她要还是这个状态,那怎么得了!我就把她一个人叫到一边,给她说了半天,才好了点,所以我们才来晚了。看到她上台时我真捏一把汗,深怕出点差错,没想到她的朗颂,那么顺畅,又那么受大家欢迎,这才放心了!杜老师,你回家后好好同她说说,乱说话可了不得。”我听后,心里真打了好一阵寒颤!对她连说了好多声谢谢,才目送她离去。是的,我遇到了一个好阿姨,否则,在那年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还在中专的电力学校教书,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高潮来了。介于自己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我肯定是要下乡去插队落户的,我同我的另一半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宣布。

没想到,事情真是太出人预料了!当我爱人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来校商讨我夫妇俩的插队落户事宜时,学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马上就向来人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除老弱病残外……’ 所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杜敏是因公受伤,我们决定不让他去插队。”就这么,我又逃过一劫。后来,队长对校革委会说:“关于杜敏的事,我们还考虑到,学校肯定是还要办下去的,把他放走了,你们一个小中专,还想清华再给你分配毕业生来?”这不,又是沾了清华的边。

回首往昔,有一件事,至今我都后悔莫及。那就是对太阳能利用的研究。早在“文革”中期,也就是六十年代尾和七十年代初的事:插队落户的走了,造反派都去大串联、大联合、大辩论和搞“文攻武卫”去了,我无事可做,便同几位工人老师付商量,想一起干点实事。由我先搞了个初步设计,然后大家再边干、边学、边着摸、边试验,边改,终于制造成功一个6平方米的太阳能热水器,并配制了一个一次只供一人使用的淋浴小澡堂,一天可提供十多个人使用的热水。要知道,在寒冷的东北,在那年月,洗澡可是件很奢侈的事,几个月,甚至半年不洗一次澡,都大有人在。我们请校长、党委书记、和老师们来尝试,来提意见,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好评。借此东风,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又造了一个80平方米的大型太阳能热水器,可供全校师生分批轮流使用。这在全国大概都属首创,不久就上报纸了,又得到了学校和上级的表扬。仅此,我也被邀进京,参加了全国农业工程大会。

不久,我就调到了南方的工学院,到了那里,我仍没放弃,继续着手研究“无动力太阳能自动跟纵装置”。可是不久,我去了香港,就再没机会去搞太阳能研究了,而国内差不多又过了十多年,太阳能热水器才逐渐普及起来。可惜呀,我起步那么早,却没有能取得更进一步的成效,这是我唯一遗憾终身的事。

我到香港后,除了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台湾老板的公司打过工外,还在中资光大集团的“光大科技公司”工作过。这家公司专门生产旧式电视机和计算机用的荧光屏,当时他们正有一个难题久久不能解决,即荧光屏后有一个很薄的钢片栅网,上面有密密麻麻的上万个小孔。这栅网必须要进行黑化热处理,可是由于热处理效果不隹,至使栅网上总有锈斑,从而废品率高达80-90﹪。碰巧我去荐工了,他们看我一是清华的,二是我的毕业证上印着“热能动力”,是搞“热”的,便录用我了。当然啦,我知道我的这个热,同他们所需的热,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两回事,但听香港人告诉我说:“在这里你去荐工,千万不要说不会,不懂这一类的话,真不会也要说还行,试试看。”后来,经过反复琢磨,试验,我利用在学校里基础课的知识,终于一反往常,把成品率提高到了85-95﹪。

有一天,光大集团董事长王光英来参观,当总经理介绍我时说:“他是清华毕业的,他来后……”,王光英握着我的手时,我毫无准备,却下意识地问了一声:“王光美同志还好吗?”我看得出,他似乎有些激动了,大概他没想到,在这英属殖民地的香港,还有人关心受难主席的夫人。他在握着我的手上,又更使了点劲,甚至发现他的眼里闪过一点泪光。没想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经理特地到职工用餐的大食堂来,把我叫去专门宴客的小食堂,坐在了王光英和他女儿之间……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王光英和王光美怎么样了?他们还听得见我的问候吗?

在四十个春秋后的又十年里,我和北大毕业的老伴同行,虽做不到蒋校长提出的“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而只是健康地生活了五十年。同时以清华和北大精神,去激励和抚育我们的三个孩子。还好,他们都没有辜负我们的希望,出了一个博士,俩个硕士,都早已成才,比我们强!我们,就十分地满足了。下一步的目标是:活过八十,再来庆清华百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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