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半个世纪前的清华新生——大学第一年

赵家梁（1963力学）

赵家梁，1940年生于上海，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1959年所学的热物理专业转入工程力学数学系。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一机部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工作。1966年夏，为支内调至四川自贡东方锅炉厂锅炉研究所工作，1987年调东方锅炉厂嘉兴分厂，高级工程师。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57年夏天，我有幸考上了清华大学。

9月的某一天，我踏上了一列上海开往北京的学生专列，我的大学生活从此开始了。

第一次出远门

出发前几天，父亲陪我一起去上海北站，先把铺盖行李托运走了。同行者中熟识的，只有中学里与我同班的两位同学：张孚佩和蔡小富。我考上的是清华动力机械系。他们两位分别是建筑系和自动控制系。学生专列是专为学生增开的加班车。在正常列车的间隙里行驶，开的时候车速并不慢，但停站时间没准，可以在很小的车站一等就是数小时。由于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未建设，火车从南京下关车站到对岸浦口，将列车分组用专用轮渡摆渡过江的。这一折腾又要花几个小时。“专列”实际上成了“特慢”列车。从上海到北京，足足“走”了64个小时。硬座车厢比较拥挤，虽然开车时大家都有座位。到了晚上，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好几个人就在座位底下铺上报纸，这样可以在地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了。记得途经符离集车站，站台上花了几角钱，买来一只当地的烧鸡，味道还真不错。以后每次路过，总要买只这里的烧鸡。

到北京正好是清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九月的北京，秋风嗖嗖，已经有点凉意了。当时是在前门火车站下的车。出得站来，就只见北京各所大学的校旗在站前一字排开，迎风招展。我们迅速找到了“清华大学”的旗帜。一些老生上前来欢迎我们，并帮着提行李到学校安排的一辆专接新生的敞蓬汽车上。

为了让我们这些外地新生多了解北京，敞蓬汽车载着我们，故意绕了些道。一转眼天安门广场到了，车速也放慢下来。“看，天安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当时天安门广场还没有拓宽，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都还没建成。乍一眼看到的天安门城楼比原本想象的要矮一些，但确实是十分的威武和庄严。城楼上一长排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城墙中间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城楼前面几座白色的金水桥和左右两侧两柱擎天挺立的华表，使天安门更添神圣和壮丽姿色。这就是全中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啊！

初进清华园

清华园位于北京的西北部，离市区还很有一段路程。汽车先经过航空学院、医学院、钢铁学院、地质学院等一些兄弟院校，老同学说这里叫“八大学院”，最后穿过铁路（当时京张铁路正好穿过学校），就到了清华的南校门。这就是“清华园”！校内到处高挂着红色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你，新同学”，“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特别使人难以忘怀。校园里绿草青青，树木成荫，湖光山色，景致优美。能在这样好的环境里学习，真为自己庆幸。

到校后，我首先到动力机械系系馆——动力馆报到，被分配到铁路以东的东区学生宿舍作临时安顿。吃饭有食堂，睡觉有寝室，洗澡有澡堂……十分的新鲜，十分的惬意。安顿好了，急忙去二号楼门前的小卖部，买回了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信纸信封，赶紧给父母亲写平安家信。

没过几天，要分专业了。动力机械系当时有热能动力、汽车和拖拉机、燃气轮机等专业。我原来打算是学汽车专业的。因为1957年正好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而且长春一汽开始生产出了国产的解放牌卡车，因此，我自己很向往为祖国汽车事业作点贡献。此时得到通知，说系里领导有事情找我。到了动力馆，发现被召见的有好几个新同学，其中包括我的中学（向明中学）同学马海良。

记得当时动力系副系主任董树屏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考上清华的分数都比较高。我们系里实际上还有一个番号叫410的专业，是搞尖端技术的。想让你们去。其他专业学制五年，410是五年半。”他还说：“你们自己考虑决定，不需要再去征求家长的意见。”在教授这样的诚意规劝下，我们当然都表示愿意。当时，没人去考虑晚半年毕业就要晚半年工作，反而觉得多接受教育是很荣幸的。于是，为加强基础课学习质量，动力系安排我们这批新生，先到工程物理系去上基础课。就这样我们被分到了工程物理系物28班。

大学第一学期

物28班的宿舍是离化学馆不远的14宿舍。这里是几排平房。一间宿舍分三个寝室，一个寝室上下铺，要住下七八个同学，还真有点挤的。我是睡在靠窗的上铺。当时的住宿条件比较差，这里没装暖气，冬天取暖是用带烟囱管的煤炉。和我同一寝室的，也有一个是上海考来的，姓陆，文弱书生一个。还有一个姓涂，是武汉来的。还有班长，他名字记得叫邢纯洁，正宗的北京人，总是红光满面的脸。外面一间屋里住有韩洪樵，他也是410专业的。他还是个海军转业军人，当时已经是“尉官”了。年纪比我们大，谈吐稳重成熟，像个老大哥。外屋还有一位姓李的朝鲜族同学，学习非常刻苦。

1957年秋(大学一年级),物28班部分同学摄于颐和园。后排右一为作者。

到了二年级，我们专业的同学又从各个班拉出来，单独组成了410专业2字班。再过了一段时间，学校组建成立了“工程力学数学系”。我们专业从动力系并入“数力系”， 我们班作了一些人员调整后，改称为力304班，直到1963年毕业。专业名称几经变化，最后毕业证书上写的是“热物理”。这是后话了。

不久，第一个学期开学了。一年级上的基础课很多是上大课。记得当时教我们数学的是李欧教授，他的课讲得很有水平的。上大课往往选大教室，几个班一起听课。所以总希望早点赶过去，找到往前面一点的座位好做课堂笔记。一节课完了，要赶紧跑到上下节课的教室去，譬如从二教赶到化学馆上课，有些时候，甚至还有从西区赶到东区去的。那时班上有自行车的同学并不多，所以全凭两条腿赶路，所以课间时间也很紧张。

当然每天的课程也不是排得满满的。时而亦穿插有在小教室里小班上的辅导课。

没有课的时候，就上图书馆去复习功课。图书馆里有两个阅览室，都很大的，但要是去晚了，还真座无虚席，尤其是晚上。阅览室里鸦雀无声，学习气氛特别好，谁要是发出一点特别的响声，周围的人都会抬起头来，齐行“注目礼”，会弄得你十分尴尬。

图书馆底楼还有一个阅报室，陈列有许多每天更新的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其中还有好几份是上海的。学习间隙，我总抽点时间去浏览一下，既作为调剂休息,也可以关心了解国家大事和上海的信息。有时图书馆客满了，晚上只能到附近的平房教室里去看书，那里条件稍差些，但也是灯火通明，人头济济，一般不到9点过，大家都是不回寝室休息的。

说到体育锻炼，到了清华，户外锻炼身体的机会多多了。清华对学生体育也同样重视，学校提出“要健康地为国家工作五十年”。当时，赫赫有名的马约翰教授还兼任校体育教研组主任。我们1957年入学后的第一堂体育课就是马教授亲自在大礼堂给上的大课。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麦克风，但他坚持不用。当时他年事已高，一头稀疏银发，但声音高亢洪亮，坐在礼堂后排也能听清他在台上讲的话，他反复强调“要动！你们要动！！”

学校规定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是体育锻炼时间。最初，大家选择比较多的是跑步。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喜欢从学校西校门出去，路过废弃的圆明园旧址，一直向北，快到体育学院处再折返，路程约有3000米左右，但已经跑得我十分吃力了。后来，越跑越远，有几次还跑到学校西面的颐和园后门。

学校大操场上到周末经常放露天电影。天冷了，就改在西大饭厅，五分钱一张票。银幕放在中间，两边都能看。但去晚了，只能坐在“反面”，看到的是解放军战士“左手敬礼”了。星期天大礼堂里也放电影，票价就要一角或二角了。

星期天上午，有时我们同学结伴出去。在北京众多的游览景点中，我比较喜欢天坛、八达岭长城，还有不怎么引人注意的紫竹院，尤其偏爱的是颐和园。在那里，长廊、排云殿、石舫、十七孔桥、铜牛，还有后湖……到处留下了我和同伴们的足迹和合影。我们在昆明湖里划船，夏天游泳，冬天溜冰；登高站到万寿山的最高点——“智慧海”，头顶蓝天白云，身下就是广阔浩大的昆明湖，湖光闪烁，碧波荡漾，湖面上泛着的叶叶小舟，赛似个个蚂蚁……向西极目望去，西山山脉蜿蜒起伏，没有尽头……看到这些，顿时杂念摈弃，心旷神怡。

自己过日子

我们上学的刚开始的一两年，学校食堂伙食还是很不错的。当时还没有搞粮票，凭学生饭票就餐。可以敞开吃。一个月伙食费12元5角，每天早餐5分，午餐2角，晚餐1角6分。早上有豆浆、面条、馒头、稀饭……有时还吃包子，中午晚上有米饭，所以南方人吃得也还习惯。第一年父亲每月给我的17元生活费，除了买饭票，没太多的零花钱，也是够用了：看场露天电影才5分钱；难得有什么高兴事，到“照澜院”食堂去吃一餐，也就是六、七毛钱的水平，当时我还很喜欢吃“宫爆肉丁”；理一次发是一毛二分钱。

电机馆边上就有一个理发店，来这里理发的师生很多，尤其是星期天，常要在门外排队等候。后来班上有位北京同学说他会理发。于是，班上同学凑钱买了套简单的理发工具请他理。当时，马海良和我也饶有兴趣的在一旁跟着学“艺”，有空就在同学头上互相试手。这样就把那一毛二分钱也省下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在休息日到西大饭厅“摆摊”，为其他班同学免费理发。后来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昌平县下乡劳动时，我们都带着理发工具，空余时间就为村民们理发，很受欢迎。

上大学前在家里，衣服都是母亲给洗的。到了学校，只能自己动手。白衬衫的领子脏了，那时还没有可先浸泡的洗衣粉，用肥皂手工搓，但是总也洗不干净，于是我就用硬板刷使劲刷……结果没刷几次，领子就破了！

为了下午课后跑步锻炼，我到学校附近的五道口商场买了一套黑色的运动衫裤。也不知道怎么挑选，我个头比较高，就买件“大号”吧！结果上身很是宽大，袖子也长。那时也不知道去更换，就这样凑合着穿了很久。

一年级开学一个月不到，刚进学校时那股“新鲜劲”过去了。而周围环境，包括同学关系都还比较生疏。所以，一股“想家”的念头日益见浓。一段时间里心情很是郁闷，隔三差五的就给家里写信。国庆前几天，正好一个堂舅出差到北京，到学校来看我，还一起到颐和园去玩了半天。亲戚来了，心里感到非常亲切，走了又感十分惆怅。

过了国庆节，也不知怎么搞的，我的眼睛发炎肿痛起来。开始是一只眼睛，后来另一只也发炎了。于是就来到清华校医院挂了眼科。给我看的是一位中年女大夫，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待人十分和蔼耐心，据说她还到德国留过学。检查结果是得了角膜炎，即黑眼珠发炎。当时的治疗措施是直接在眼球上打青霉素针。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可怕的。先在眼球上打麻醉针，再推青霉素，而且每次剂量很大的。一针扎进去时，由于一下子来不及被吸收，白眼球都鼓起来的。本来情绪不好，加上生病，而且还病在眼晴关键部位。太倒霉了！

在最严重的那几天，我只能请了病假躺在寝室里。这时候，班上同学们的关心，给了我莫大的温暖，尤其是同一寝室里的几位。看望我，帮我补课堂笔记，打饭……还有中学里的两位老同学也常来探望。前后打了三十多针，拖了快个把月。后来女大夫说：最好再加点激素，像“可的松”眼药水之类的。当时这类药都是进口的，学校里是没有的。我马上告诉家里。没过几天，父亲在上海特种医药商店买到药，给我航空寄来了。也真神，在继续打针和配合用了此药后，眼疾很快就好起来了。也许同自己的心情变好也有关系吧。

半年很快过去，学校要放寒假了。回不回家呢？第一年的新生的确非常想家，但寒假时间太短，才十多天，而且来回花销也不小。“思想斗争”了一整天，最后还是决定回去！好像那年寒假，班上就是我一个外地学生离校回家的。

行色匆匆地到了前门火车站排队买票，有去上海的车就想马上走。结果选了一班最近的快车。快排到我时，才发现身上带的钱不够。怎么办？不走了，回学校吧？又心里不甘。于是就看看后面排队的人，能不能向人借一点？发现身后是位比我年长点的男青年，他胸前挂了个某北京高校的红色校徽，显然是位老师。我急忙出示了我的学生证，并唐突地说出了我的窘境，提出了想向他借钱的意向。想不到那位老师居然马上掏出钱包，给了我20元钱。我在连声致谢的同时，留下了他的通信地址。当时2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一年级时每月生活费才17元。那位老师萍水相逢，竟如此慷慨解囊，足见当时人心之淳朴和人际关系诚信度之高。我一回到上海，马上就去邮局给那位老师汇过去了。

政治运动和社会义务劳动

1957年夏天，我国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1957年下半年，我们进清华时，“反右斗争”已接近尾声了。当时钱伟长先生也被打成了“右派”。他的宿舍就在二校门外不远处，门前写满了时兴的大字标语。学校还安排我们参加过两次其它系的“右派”处理讨论。当然我们是刚入学的新生，也只是到会去听听了。在中学里政治学习也很抓紧的，但真正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真还是第一次参加。第一次看到这些在群众面前低着头而又文绉绉的“阶级敌人”在认罪。

接下来，学校组织搞了全校“红专”大辩论，教学改革大辩论……囿于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一系列的学习和辩论，有些认识现在看来不尽相同，但这些学习的确使自己看问题和办事情，明白了首先是个立场问题，站在哪个阶级一边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观吧。并且，怎么全面正确地看问题，中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后来学校也开设了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曾由何东昌、艾知生等学校领导在大礼堂为我们讲授《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记得当时我还对书店里一些谈“辩证法”的小册子（艾思奇等著）很感兴趣。于是，就来到工字厅边上的新华书店买来新的阅读。

1958年五一，物28全班合影于北海公园。后排左七为作者。

1958年初春，清华师生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水库工地上人山人海，抬头看不到边，到处红旗飘扬，广播大喇叭里革命歌声嘹……那种惊天动地声势浩荡的劳动场面，过去我只是在电影中看过，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强体力劳动，跟着同学们一起拼命地干：挖土、挑土、填沟……劳动强度很大。吃的是窝头、咸菜；睡的是老乡家的热炕，铺盖自带；厕所是在室外的半露天的干厕毛坑……那时候北京还很冷，北风凛冽，寒气逼人，还真锻炼人，考验人呢。水库工地与住地距离较远，大家肩背着铲、镐、筐等工具，单程就要走个把钟头。收工回来时，有的同学累得边走边打盹。后来，由于吃得不舒服，加上自己肚子不争气，结果得了急性肠胃炎。撑不下去了，只好提前几天回学校。这也算是第一次劳动洗礼吧。

见到周总理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1958年初夏的事。当时“大跃进”已经开始，电力事业也是国家关心的项目。动力系师生自己办了个小电厂发电，成为先进典型。那天，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朝鲜的金日成同志到清华大学访问。我们被安排在学校南面“土电厂”前的小公路两旁夹道欢迎。两位领导人是一起坐着一辆由清华动力系生产制造的微型汽车过来的。当时马路很窄，相距很近。他们面对面的从我们身旁经过，仿佛触手可及。两位领导人都很精神，尤其是周总理格外的和蔼可亲，不停招手向大家致意。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见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另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总理是在1963年7月，当时我们即将大学毕业。周总理请我们应届毕业生到人民大会堂去听他作报告，会后，周总理缓缓绕场一周会见大家。随后在大会堂北端的宴会厅里，我们再次见到了总理，我们立刻热血沸腾！

“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总理的谆谆教诲，使这句口号真正成了大家当时的心声。这又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