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徐锡安（1968土建）

建国60周年庆典上盛大阅兵的威武气势和清华学生方阵的青春英姿还在眼前萦回，随着一场大雪铺盖全城，北京已悄然迈入了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明年将迎来清华建校一百周年，对于清华学子，这无疑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由于工作职务的缘故，上世纪末我曾经参加了交大和北大的百年校庆筹备及其活动，目睹万千学子从四面八方汇聚一堂，满怀深情共庆母校华诞、回首青春历程的动人场面。清华百年校庆同样牵动着数万清华学子以至更多人的心，令他们日盼夜思，浮想联翩。

岁月催人，我在不知不觉中已年过六旬，回想起清华六年的学生生活，与时代、首都、同学……密切相连的许多往事，依然清晰难忘。其中，军乐队是印象深刻的一章。自建校第五个年头军乐队建队起，近百年来，数千名学子在这里聚而复散，留下了不同年代的记忆，又在五湖四海奏响了不同时代的乐章。

一、踏入摇篮

1962年，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困难时期。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走出困境的形势下，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迎着“工程师的摇篮”的横幅，满怀憧憬地迈进了清华园。土建系系主任梁思成，声名远播。系馆清华学堂及相邻的同方部、大礼堂、工字厅，一座座青灰色建筑连同满墙的爬山虎，无不显露着古老和深邃，使人感到一种顽强的生机和执着的追求。迎新会上清华学生文工团多姿多彩的表演则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入学后不久，我们观看了一场丰富多彩的迎新演出，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军乐队一曲《太行山上》，清脆嘹亮的小号，紧张激烈的军鼓，低回悠长的圆号，再加上带有弱音器的号声所表达的远去的脚步、马蹄声，把一幅太行山游击队员们翻山越岭、神出鬼没的斗争场景刻画得惟妙惟肖。其中全队合奏所表现的红日东升的磅礴气势，更使人感到气壮山河，充满了爱国情怀。它赢得了满场掌声，征服了许多青年学生，也征服了我。从此，我开始关注军乐队了，就是它那简单朴素的白色队服也显得醒目而端庄。

大一时，管乐班公开向全校招生了。我中学没学过五线谱，乐理基础差，开始时缺乏信心。听人说清华学生乐队有着近五十年的历史，梁思成、章汉夫等许多名家前辈都曾是军乐队的号手，使我平添了几分仰慕之情。

我与同班几名同学相约去音乐室报名参加考试，周乃森副教授亲自接待，一一询问，并作了一些简单的测试。他慈祥的面容、认真而和蔼的态度，使我们几个一年级学生疑虑顿消。我班有四个同学考管乐班。同年级百十名同学中，有十余名同学上了管乐班，分别学习小号、黑管、长笛、萨克斯、打击等乐器。我想学黑管，但分在萨克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我服从了。此后一年里，我每周都按周先生排定的课表定时去上课。周先生为人率直，授课十分认真。他一人对几人常常是手把手地教，亲身做示范。课余饭后，我便独自在宿舍或阳台练习。按教材，我在一年中完成了基础训练，从一个“白丁”到初步掌握基本功，并可吹奏些练习曲了。此时，听着高班队员优美的乐曲吹奏声，常常不想吹枯燥的练习曲，而好高骛远地想吹歌曲。周先生便严肃地说：“要扎扎实实练，不要刚会走就想跑。”听后，我不觉有些汗颜，想起了“博弈乃小术”、“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的古训。周先生的言行日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我养成严谨踏实的学风起了一种长久的诫勉作用。两年后，学校音乐室联系到一批价廉物美的黑管，每支28元，我攒钱买了一支。12度音阶的黑管吹奏难于萨克斯，我完全靠自学学会了吹奏。

二、服务大众

管乐班毕业后，我升入了军乐队二队，开始参加各种乐曲的分声部练习与合练，进而开始参与各种演出和出队活动。

军乐队上设大队，下分一、二两队，这是按各声部的不同需要组成的两个可独立的团队。一队多是骨干队员，水平高于二队，登台演出的节目和机会也较多。那时，学校将少部分文艺骨干抽到文工团（后改为文艺社团）团部集中居住，称为集中队员。文艺社团下有各种不同团队，如民乐、舞蹈、合唱、话剧等，各队的集中队员单独组成支部，直属团部，由校团委直接领导，成为清华学生文艺社团的精锐骨干。正是这批人和体育代表队的集中队员们，成为清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又一支登山突击队。集中队员不过百余人，但他们为清华学生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发展学生的各种业余特长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也为清华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在校时，我一直学习、生活、工作在班上、系里，从未当过集中队员，但有两年时间正好在二号楼三层与文艺社团集中队员们比邻而居。业余休息时、熄灯前，看着他们刻苦地练习，听着他们各种不同乐器的优美旋律，心里十分敬佩。如吹黑管的戴佩琨，吹短号的王其祥，吹长号的韩启立、吴立风，吹萨克斯的马国馨……他们的身影和乐曲声使我至今难忘。

当时我们房八班是学校命名的“四好班”之一，我曾是班长。同学们学习刻苦，团结上进，班风朴实，作为基干民兵排还代表清华民兵师对外宾做过战术表演。但对比之下，我十分钦佩我班缺少的这些优秀文体尖子。特别是同系的高班同学吴亭莉、刘西拉等人，堪为学艺双精的榜样，我很惭愧己不如人。这些校友在低班同学中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人才聚集的建五班一直是我们班及全校广大同学心目中的楷模，日后他们的业绩就是明证。

我从二队到一队，一直是个普通队员。技艺在同行中也不出众，这与刻苦练习不够有关。当时，我在班上是个多门课“因材施教”的提高班学生，又担任学生干部，学业和社会工作负担都不轻，每周还要完成体育锻炼达标的要求，因此很少空闲，这种情况下能勉强完成乐曲练习任务，赶上大家的进度和水平就不错了，自己还生怕落到滥竽充数的地步。但对于队上的排练和活动，我都尽可能保证参加，演出从未出错，算得上努力尽职。

当时，队上除迎新、节庆及每年几场演出外，最多的任务就是为一些群众性活动伴奏或临场演出。乐曲储备中相当数量就是一些进行曲、舞曲、群众歌曲等，算得上是“三贴近”了（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学校里举行运动会、开幕式或各种大型活动，需要军乐队助阵添彩时，只要简单贴个通知或通过校广播台广播一下，队员们都能自觉地到指定地点换装集合。也许是军乐这种自觉配合、节奏分明的乐曲更加陶冶了我们的情操，增强了我们的组织纪律性。运动会入场式时，队员们列队伫立在操场上，为一支支代表队依次入场反复地演奏《运动员进行曲》，吹得人唇焦口燥。尤其是为国庆节演练清华大学民兵师方队时，几次合练由军乐队伴奏《分列式进行曲》，实在是个苦活。拿着乐器端站在太阳下，又晒又累，循环吹奏一遍又一遍，既简单又单调，无任何乐趣可言。可是看到许多同学抬着重机枪，扛着爆破筒，满身汗水而毫无怨言时，心里只好暗暗鼓励自己咬牙坚持再坚持，努力再努力。回想起学生时代这种种耗时费力的训练，有得有失，总的说，还是得大于失，对于培养青年学生那种锲而不舍、顽强刻苦的精神还是很有好处的。

国庆节组队参加群众游行，晚上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狂欢活动或五一节在颐和园定点组织游园活动，也是我们在群众中亮相、为大家服务的好机会。尤其是国庆之夜，队员们白天把乐器、谱架、椅子等各种装备运到广场，傍晚摆台，拉好场子，竖起校旗，开始练习并演奏各种乐曲，常常引来许多人围观。奏到好处，会赢得一阵阵掌声。60年代，正是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年代，我们吹奏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学习雷锋好榜样》、《人民军队忠于党》，心里充满着豪迈和自信。

就在这种日常、平凡的出队活动中，我们锻炼提高着技艺水平，在服务群众中展示着军乐队的形象。在实践中体会了个人和集体、艺术和大众的关系。同学们毕业后虽然分在四面八方，我与一些队友至今保持着联系，在不同岗位上互相关心，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更容易奏同一首曲，唱“同一首歌”。

三、时代乐章

60年代是一个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是一个反帝反修、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军乐声中也洋溢着这种时代的旋律。当时演奏的乐曲中既有反映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曲子，又不乏支持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作品，包括一些亚非拉作品，遵循着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我曾经练习吹奏过《珊瑚颂》、《白毛女》、《祖国颂》、《红色娘子军》、《打虎上山》等不少革命歌曲，这些乐曲也反过来给人以激励和感染。

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1964年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29周年。那年夏天起，首都排练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许多同学参加了排演，阵容强大，气势磅礴，虽然很辛苦，但大家劲头都很足。10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当场宣布了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全场之兴奋、激动难以言表。大家都由衷地为我们的胜利而欢呼，为我们的正义事业必胜而放歌！为了隆重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29周年，首都高校决定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文艺晚会。此前，各校都进行了忙碌的准备。

清华学生文艺社团承担着最后压轴节目的演出任务。这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大合唱，参加人数有近千人之多。后边是红旗背景下的若干排布满整个台面的学生合唱团，女生全穿着红毛衣，前面满台摆开的是清华学生军乐队，清一色的白制服，阵容整齐。为了这场演出，同学们白天早早就到了天安门附近，下午，军乐队全体在台基厂团中央礼堂练习，不少群众在窗外围观。那天大家都特别认真，指挥有任鹤天、章关福，随着指挥的号令，大家齐刷刷地拿起乐器，开始齐奏爬音，先弱后强，雄浑有力，立刻博得了窗外一片掌声。当晚，提前到人民大会堂后台侧面候场。到了最后一个节目前，全体迅速而有序地鱼贯上场。这是我第一次在著名的人民大会堂台上演奏，许多队友也一样，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当幕布拉开时，雪亮的灯光打在台上，我端坐在椅子上，看着谱架，头都不敢乱动，生怕影响秩序。台上庞大而整齐的阵容，迎来了台下一片热烈掌声。现在我还保存着当时的演出照，确实十分壮观。演出的节目是大合唱，三支歌曲分别是《祖国颂》、《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吴亭莉和肖运鸿担任《祖国颂》的男女领唱，他们的优美歌声为整个节目开了个好头，朗诵配合得也很好。当全场倾听着“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那充满感情的演唱时，我真的觉得好像“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最后一曲瞿希贤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随着以大钹和全部铜管乐器的强音起头的前奏响起，“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雄壮呐喊把整个节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向台下看去，发现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台下观看我们的演出，同学们高兴极了。这是军乐队历次演出中最难忘怀的一幕。

随后不久，全国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建五班等一批高班同学奔赴了河北省永年县参加社教。在他们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第二年，即1965年秋，全校四年级以上的同学除体弱者外都按照上级要求派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了。文艺社团和代表队单独组成“四清工作分团”，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由于集中队员人员（下转第45页）（上接第49页）不足，从各系抽调了少量骨干加以补充。我被抽调到文艺社团，与一些队友编入延庆工作团永宁分团，与宋长山、关复兴、王衡、陈家璧等同志同在一队。这一年的农村生活，我们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下地，晚上开会，从扎根串连到清查斗争，从打井抗旱到点种玉米，经历了9个月紧张而艰苦的生活。我们严格自律，深入群众，演练了另一个领域的时代乐章。这也是我与军乐队队友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段，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奉命撤回学校为止。

40年过去了，友谊使许多队友至今维系着联系，甚至年年相聚。但遗憾的是有的队友已经过早地离去了，他们没有看到曲折发展到今天的崭新形势，再也无法参加队友聚会，共话人生经历，共品和谐社会，重温难能可贵的同窗情谊，更不能在百年校庆之际相约清华，同奏新曲。如关复兴、孟競智……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形象，他们的音容笑貌和悠扬号声，我永远不会忘记。军乐队员们凭借乐声建立了另一种更为深刻而隽永的记忆。当年的乐声谱成了那个时代的难忘乐章，激越嘹亮。今天多数军乐队员们依然在不同的岗位上吹奏着新时代的交响曲，不同声部汇成了一曲更为优美动人的《祖国颂》。

清华百年即将到来。母校历尽沧桑而育人万千，学子们正各备佳礼，翘首同期。 2010年1月

徐锡安，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北方交大党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新华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