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苏新天（1959机械）

前不久看到凤凰卫视对钱先生的专访，勾起我对钱先生在清华早期一些事情的回忆。我是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初入大学殿堂，特别是全国著名的学府，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甚至神秘感。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荷塘月色”，并知道“闻亭钟声”和“水木清华”等清华园里的胜境。但入校之后最想的是见到和接触这里久仰的学术大师。没想到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既能听到钱学森先生、华罗庚先生、梁思成先生的学术讲演和报告，还能直接得到钱伟长先生的授课和体育界元老马约翰先生的体育辅导。钱先生给我们大一学生讲“普通物理”，这对我们刚入学的学生来说十分惊喜。实在难以想到，全国顶极的著名教授能够给我们大一学生讲一般的基础课。这是我对钱先生的第一个印象。

对钱先生的第二个印象就是钱先生讲体育锻炼的事。入学后不久，作为教务长的钱先生专门给我们作了一个关于体育锻炼的报告。教务长是专管教学业务的，为什么要讲体育锻炼的事呢？听了报告以后才真的明白了，体育锻炼对我们一生的重要意义。后来得知钱先生讲这个问题是有他自己的深刻的体验：原来当年钱先生入清华时，身体并不好。在马约翰老师的鼓励、指导下，坚持不懈地锻炼。不但提高了体质，而且还参加了清华中长跑队。并在高校比赛中拿了名次。说起清华重视体育，这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事。每天下午四点半，、所有一切活动、会议都必须停止。大家都到操场、球场、体育馆去，以马约翰、夏翔等为首的体育老师都到现场去指导。重视体育成了全校一种风气，这对清华学子的成长非常重要。当时校领导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对钱先生的第三个印象应该是57年整风反右时期了。准确地说己不是什么印象，而是与钱先生产生“互动”了。清华整风鸣放时候，在大操场一角学生宿舍“善斋”门口，每日举行自由论坛。每个人都可以上去讲。讲的人很放开，听的人也很踊跃。很多教授的讲话耐人寻味。最令我和同学们感兴趣又引起共鸣的是钱先生关于高等教育及科研体制的问题。我当时己是大三的学生了。对课程的设置有些想法。钱先生对于课程设置，有两点意见最为我们同意。一个是加强基础课；一个是加强外语教学（开设第二外语）。我们专业共开了三十多门课程，非常繁琐。有些课程，像“工厂设计”“车间组织”“保安防火”，我们认为都不必要占用大学时期打基础的宝贵学时。我们认为大学时期应该为以后的自学打下深厚的基础。当时，电子计算机、数控技术、激光等新兴学科已经出现。国内知名科学家、教授己十分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将其与高等教育的体制问题联系起来。许多教授都提出了“理工合校好”这个问题。现在许多年轻人都不知道，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进行了一次大手术，全国范围内的院系大调整。清华的理科、文科全都调了出去。有些工科也调了出去（如航空、石油等）。这次院系调整影响中国几十年，现在仍然可看到其痕迹。不谈到这个事件，会很难理解为什么1957年整风鸣放中会有人呼吁理工合校的问题，而且牵涉到政治层面。钱先生前面提出的两条意见，据钱先生讲毛主席是同意的（是否如此不得而知）。记得当年华罗庚先生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短文：“理工合校好”。当年6月6日有一个六教授会议，讨论高等教育和科学体制的问题。（其中五位教授被打成右派，包括曾任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招伦）对于这个问题，清华学生们的反映很热烈。记得电机系有位赵同学，在二校门前立了一块门板，请同意钱先生意见的人在上面签字。结果有六千多人签了，（数字不准确）这充分反映了学生的民意。后来，反右开始，这位于赵同学自然成了右派。清华整风反右时期的事，可以编成一本书。其中会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事，（像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先生的杂文“花丛小语”）这些我就不多说了。我说的是我与钱先生的主张发生互动的事。基于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拥护钱先生的意见，当看到清华园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说钱先生是“笑里藏刀”时，感到非常气愤。就决定举行一个公开辩论会。辩论会是大三院举行的。我作为班长，又是积极份子，被推为主持人。参加会议的人不少，在交锋中，我们指问对方，钱先生的刀藏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刀？显然我们占了上风，搞得对方很被动。但在会议结束后，有位参加会议的老师凌先生（时任电机系党总支书记。凌先生是朱鎔基总理在清华时的同班同学）。拍着我的肩膀，冷静地，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同学，你还年轻，要分清什么样是政治，什么是学术。”听了这话，我开始是一头雾水。我感到我们的各种行为是完全符合和响应党关于整风鸣放的号召的。会议之后我再将凌先生的话仔细想了一下，简直吓出了一身冷汗。难道犯了什么政治错误了吗？果然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成为反右派运动的开始。钱先生成为高等教育战线上的一面“黑旗”，大右派。我们这些人赶紧痛心疾首，甚至痛哭流涕地检讨，和大右派划清界线。我作为首个曾在公开场合上为钱先生辩护的人，被撤去了班长、团支委等职务。是否被划为“中右”，至今不得而知。许多年以后，我对1957年这个纯粹教学问题的争论有了清楚的看法：从学术层面上讲是欧美“通才教育”和原苏联“专才教育”的矛盾。从政治层面上讲，是当时“一面倒”方针的体现。教育部和各大学都有苏联专家。苏联专家的意见就是党委的意见。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就是党委了。时至今日谈高等教育历程的这一段事，己无什么意义。现在高等学校的“合校”，其规模、范围、学科，远远超过了五十年前教授们提出的意见。再有关于加强基础课、加强外语的问题，1979年中央关于高等教育的会议就有这二条规定。这不恰恰是二十年前钱先生提出来的吗？仅仅是早说了二十年！

至于我和钱先生的个人接触，是在又过了十多年后。这里顺便说一下。经过多年的辗转努力，我从边疆调回内地一个研究所工作。在我担任的课题当中，碰到了力学计算问题。对一些复杂形体的力学计算问题，当时国内有人介绍国际上己经出现的“有限单元法”。但是这种方法必须依靠电子计算机。我学的专业机械制造。虽然大学时有一些力学、数学基础，但若想进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我要学很多东西。于是我花了相当时间去读计算机程序，找地方上机。（当时能找到有计算机的单位是很难的。有的单位还是电子管计算机）自学找书去补矩阵，补弹性力学。再就是将介绍“有限元法”的书拿来细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将一个实际问题的平面应力分析解决了。所领导对我的努予以肯定，让我一个人继续从事这个课题。在我从平面问题向三维问题深入探索之后，发现了许多疑惑与不解。于是产生一个念头：回清华去找老师请教。到清华找了几位老师，最后决定去找钱先生。当时钱先生是在不得志的时候，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下放到实验室工作。当我进到实验室要见钱先生的时候，有人就喊：“钱老头，有人找你。”我听了这种叫法，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马上说明我的来意，并表明我是59级毕业的。我将具体的问题和我的初步想法说完之后，他马上给我讲解，并且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概念上的问题。真可以说三言二语就令我茅塞顿开。在具体处理问题的细节上，他在纸上画上如何划分单元的要点。作为一个老人，在倍受打击和冷落的情况下，仍然投身于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前沿。而且头脑清析，目光深远，思维敏锐，令人肃然起敬。后来，当我说出课题只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从阅读工程图纸、力学模型的建立、单元选择、准备数据、上机、数据分析，都要由我一个人来完成，有些做难的想法时。钱先生就鼓励我大胆地、耐心地去干。用新的力学方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得到钱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我回所后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解决了一个煤矿人员运输安全构件的三维力学计算问题。当时正赶上第一台IBM大型机引入中国，得到上机的机会。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这为以后的构件计算、设计找到一个新的、有力的工具。将课题整理成论文发表后，应邀参加了北大力学讨论会，获得了与同行们学习与交流的机会。几年来对“有限单元法”的学习与运用，为我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出国（美国WISCONSIN大学），在业务上做了一定准备。而在我学习、研究、运用这个新的力学方法过程中，钱先生给我的指点、帮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2007年8月14日 于深圳特区

注：本文作者苏新天学长已于2008年3月17日因病在深圳去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