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翟华（1978级热能）

我毕业以后，进入一个国际组织工作，第一个出差的国家是我们的邻邦缅甸。那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缅甸海关对所有外国旅客作“有钱推论”，特别对他们携带的身上的“银子”斤斤计较。进关要报带了多少美元，出关要查花了多少美元，以上两者之差要等于你口袋里剩余的美元数，多了少了都属于有犯罪嫌疑。据说这是为了对付外汇黑市，当时官价是黑市汇率价格的十分之一。

内有政策，外有对策。几位常常进出仰光的联合国咨询专家在我出发前授予我一锦囊妙计：进关时藏匿若干美金不报，到那里后再到黑市上换成当地货币，因为真要按官方汇率，那费用是惊人的高，联合国这点儿出差补助可就捉襟见肘了。可上了飞机一琢磨才发现此事不一般：到底该申报多少美元才能在最小风险下取得最大收益呢？旅店账单必以美元计价，无空可钻；除旅店外，每天吃、行杂费用也不可不以官价适当换当地货币，否则海关大员一眼便可看出破绽。由于既不知道旅店的价格，也不知道当地合理生活费，一个小时的航程飞也似地过去了，焦虑中还是没拿定主意。在过海关的一刹那，我鬼使神差地亮出了囊中所有的美金，前功尽弃，也辜负了联合国专家同事们的一片苦心。

随后又出差到了非洲。非洲地区有黄热病、霍乱等多种传染病，进入许多非洲国家都需要有国际接种预防证书，俗称“黄皮书”。我第一次到西非科特迪瓦时，由于事先准备不周，直到下了飞机才发现人人手持黄皮书排队等待过海关。反正也不能再回去补办，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碰运气了。果不其然，轮到我时，卫生检疫官员护照都不看，却绷着脸非要这要命的黄皮书不可。这时正巧碰见来接机的当地人，只见他问明情况后，看着我这一张东方人的面孔，便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那检疫官员说：“唉，这些日本人真拿他们没办法！”那位官员一听是日本人，便颇为理解地说：“噢，日本人啊，那就过去吧！”好像日本人都是些天外来客，既不可能被传染，也不会传染他人。总之我就靠自己这张与众不同的面孔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没有黄皮书也能入境，还算不了什么。那次去博茨瓦纳出差，有急事临时决定要在纳米比亚过夜，可是我没有纳米比亚的签证，心里不免惴惴不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赶上飞机晚点，到达温特和克机场时已过午夜。乘客们下了飞机，在机场大厅里填好入境登记表，排着长长的队等待过海关。我自知手续不全，排在最后面，准备舌战海关官员。只见海关关口闸门紧闭，也不见海关官员的踪影。就这样等了好久不见动静。忽然，那队伍开始向前移动，到前面才发现大门敞开，请君入境。原来，由于我们的飞机晚点，所有的海关人员已经下班回去睡觉。看着机场大厅门口“欢迎莅临纳米比亚”的横幅，我的心情好极了。

另一次到非洲中南部马拉维出差，看见进关手续简单明快，不免暗暗称奇：不愧是老牌殖民者训练出来的，办事效率颇有欧洲绅士之风。若干天后出关时却赶上一极为严格的海关官员，大包小包翻了个遍，又在小黑屋里被搜身。搜完后又拿出一张巴掌大的调查表让我填，其中的一条大意是对海关官员的检查是否满意。如满意可径圈“YES”，如不满意则圈“NO”。我巴不得早早出去，当然圈“YES”了事。不料慌忙中不慎错划了“NO”，更糟的是，表上注明如圈“NO”必须要说明理由。正不知如何向这位官员解释，只见他不慌不忙地递给我另一张表，一边说“没关系，填错了可以重来 ”，一边顺手撕掉了那张对他不大恭敬的表格。

进入21世纪，各地海关都加强了“反恐”力度，随身行李中不得携带任何超过100毫升的液体。记得我在胡志明市转机时，我包里放着的几个煮熟了的鸡蛋还是被X光机发现了，虽然里面的液体已经固化，还是被要求“自愿放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鸡蛋的“蛋”与炸弹的“弹”发音相同。当时手里有一瓶矿泉水，自然也被要求“自动放弃”，我当时正好有点儿渴，就仰起头一股脑儿地把水喝了下去，把空瓶留下了。跟在我后面的是一位俄罗斯旅客，也被探测出携带有瓶装液体。当下这位俄罗斯汉子和我一样，也仰起头一股脑儿地把液体灌进肚子。我注意到，海关当时弥漫着伏特加的香气，这位旅客的脸都成了酱紫色。还有一次在欧洲的一个机场转机去美国，在机场旅客们被要求把电脑开机，直到屏幕上出现了“Windows”才放行。我前面的一个美国人的手提电脑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不知是没电了还是机器出了毛病，反正毫无动静，屏幕上一片漆黑。眼看着后面的人等得着急，只见这个美国人拿起电脑，往地下一摔，机器摔坏了事。他回头看着我，挤了挤眼说：“这是反恐的附带性损失，回头找保险公司报销去。”

海关的故事说不完，也不尽是悲剧。那是圣诞前夕，我路过南非。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进关时，那白人官员拿了我的护照左看右看，似乎非要从中找出什么破绽不可。那年头，种族隔离还没有完全解除，不知此君是否要找我这有色人种什么麻烦。只见他抬起头来微笑着对我说：“祝你生日快乐。”原来，这天是我的生日。

摘自 翟华著《国际公务员奇记》，金城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