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永远不能忘却的思念——怀念蒋维泓同学

2011-08-02 |

水亚佑(1955建筑)

我们清华大学1955届建5班一位才华横溢、思想活跃的老同学蒋维泓英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每想起他,他的音容笑貌仍萦绕在我的心间。

六十年代初蒋维泓(左)与同学水亚佑(中)、黄均德(右)合影

蒋维泓1932年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高中毕业于名校省立苏州中学。父亲蒋以铎毕业于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南洋公学,是国内著名建筑专科学校——苏州工专的创始人和负责人,解放初期任建工部第八工程局总工程师,先后参与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蒋维泓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1951年,我们一起考入清华大学营建系(院系调整后改名为建筑系),因其思想进步、学习优秀,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建5班团支部书记,建8班的辅导员。他思维敏捷、热情洋溢、为人正直、对人诚恳、文笔很好,为同学们所称道。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向苏联一边倒,向苏联建筑学习。在强调“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批判资本主义建筑,忽视工程技术,忽视结构,忽视创新,忽视新美学之时,1956年,他与人合撰在《建筑学报》上发表《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文中提出“对资本主义建筑中的某些优秀的处理办法,必须重新给予估计与重视”;“我们要的是现代的美”;“建筑师的活动应该是创造新的东西”;“科学技术不应该用来作为保卫旧形式的工具”;“现在的技术提供的新结构、新材料,要求新的形式来表现它们”等论点。他讴歌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的年代里,人人要坐上最新式的汽车,人人要住上最新式的楼房”,为当时建筑界注入一股清流。他热爱社会主义,充满革命激情,忠于信念。记得他朗诵苏联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铿锵有力,富于感染力,给我极深的印象。他谈起俄罗斯画派的列宾、苏里可夫眉飞色舞;谈到西方印象派以及点彩派时,如数家珍。他崇拜柴可夫斯基和肖斯塔柯维奇,说他们是植根于俄国土地上的民粹音乐家。1955年,他因生病耽误,留在建8继续上学。在与建8同学讨论中,他纵横驰骋,关心国事、天下事,抨击时弊,他主张现行体制改革,要走市场竞争的路;“党不能事无巨细一概统管”;他认为大学生应有选择外语语种的自由,转系的自由;他说学科单一化,少了思想碰撞,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等等,显示出他胸襟坦白,活跃的思想。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蒋维泓满怀忠心和激情向党中央献礼,提供一份《万言书》。这是一篇全面批判教条主义,批判体制上全盘学习苏联而产生的弊病,从经济到文化,从体制到思想,要求进行全面改革。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的郭道晖回忆,他主要是批评“我们党组织强调领导,强调集中,强调计划,是军事时期过时的管理方法”,认为这种过时的东西妨碍着人民创造性的发挥。他要求在公有制度下实行公产民办企业,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自由竞争;在文化艺术领域内提倡个性自由;在人事分配上可以自由选择自行推荐,不要统一分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党“扩大民主”和“团结性”。他在文中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既系统又全面

我于所在单位的一位处长手中看到过蒋的《万言书》,在建议中,他列举古今中外许多年轻人有所作为、成名的例子,要求重视年轻人,提拔有才华的年轻人,还提出学以致用,要学习国外好的经验等等。这是一份献给党的好礼,然而却被认为是赞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和铁托演说的修正主义观点,而遭到批判。当时领导对蒋的问题还只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谁知,1957年他被分配到建委科学局代管的中国建筑科学院筹备处,不久开始整风,他既没发言,也没写大字报,就只说右派言论是可以讨论的,而算了他的《万言书》旧账,成了国家机关反右运动中被批判的重点人物。在批判大会上,头天让他准备检讨,第二天他不得不拿出洋洋万言的认罪书,他的才思与文笔,连参加批判会的群众都赞叹不已。当时批蒋的文章上了《北京日报》头版头条,也上了《人民日报》,还作为反面教材,印发他的《万言书》在全国处级以上干部中传阅,被戴上极右(二类)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这时他年仅25岁。

不久他被遣送到北大荒和丁玲等文艺界右派们一起劳动改造。在北大荒冰天雪地中,为照顾那些比他老、比他体弱的右派,他白天干的活比谁都重、都累,晚间,他还自强不息,刻苦钻研,自学外语,熟练地掌握了英、俄、法、德、波等六国语言。然而,他的健康也受到严重的损害,他的胃痉挛更严重了。

他被摘掉右派帽子后,1962年回到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历史所从事西方建筑史研究工作。当时,他精神状态还很好,有人问他,你遭如此坎坷,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还是坚持他的信念,回答:要重新入党,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刻苦努力,钻研业务和外文,编撰《德汉建筑辞典》;与人合译国外建筑理论,已印小样,因“四清”开始未能出版。历史所撤销,他被转到院情报所。当时,他已年过30,但因曾是右派,政治上受歧视,思想上受压制,业务上不受重用,生活上仍单身一人。反右时,建5班由清华的先进集体而被当时的有些部门贬为“黑集体”。当时人人自危,同学之间不敢联系,社交受到遏制,他的知己与友谊也只能局限在少数老同学中,非常孤单。他有时去罗征启家,也来我的单身宿舍,我婚后他来我家。我老母文化不高,他来时,对我母亲很尊敬,有时陪着说说笑话。我母亲回上海后,还常惦记着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任便运动如何要求、发展、激荡,他曾对一些好友表示:“管好自己的嘴,贴上封条”,“赶快装傻!”他在运动中一不发言,二不写大字报,偶而为了应付,在别人不疼不痒的大字报上签个名了事。记得有一次,他来我家,我记不清为了某事,对“文革”中造反派的一些做法发牢骚表示不满,他立即劝阻我:“别说,别说!”怕我万一在公众场合遭到非议。他原先敢想敢说、直言不讳的开朗性格,经过“斗争”、“改造”而被磨蚀成一个沉默寡言、胆小怕事的人。

60年代中期后,他好不容易找着一位天津姓赵的女友,是天津塑料八厂的工人,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他谑称“和工人结合”,终于喜结良缘,过着牛郎织女式的两地分居生活。为了节省车费,他甚至从北京骑车长驱百余公里去天津与妻团聚,其精神和毅力可想而知。谁知,刚刚新婚燕尔,领导又要他抛妻离家去“五七干校”锻炼,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1969年,他与单位不少同事一起下放去建委设在河南修武的“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中他总是抢着重活、累活干,还乐于帮助老同志和女同志;劳动休息时说笑话,或引吭高歌一曲,仍然保持着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本色。然而,由于他的严重胃痉挛(神经官能症)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加上心灵的创伤,他消瘦了,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曾对人低着头,迟疑地说过一句:“我搁着活啦呒趣相。”(江浙话,意为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在他失踪以前,干校有一位同事因受不了这种“再教育”自杀了,被批为“自绝于人民”。会后,蒋对好友说:“我若是寻死,让他们找不着尸首,也免得挨批。”

1970年秋,原机构撤销,干部职工重新分配,公布他被分配去湖北荆门油田建设。这时棉花已采摘完毕,在第二天的晚上,连部召开干部职工分赴各地前的告别大会时,他却失踪了。连床下的箱子,放在褥子下的粮票、钱物、手表他都没带走,走得无声无息,走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他人缘好,连部发动全连200多人,白天、晚间,急切呼喊着“蒋维泓!”找遍干校东辛庄内外每块棉花秸地、麦地、沟壑、田埂、水井、村边;又去附近车站,报公安,与铁路、公路联系,贴“寻人启事”,若干天后,仍杳无音信。他怀着依恋与沉痛失踪了,消失在这莽莽的太行群山中。不久后,他的两个姐姐来到干校,没提什么要求;一年后他的爱人和岳母也来到干校,要求做一个结论,但也没有结果。

当时,他年仅38岁,结婚才两年,新婚依恋,又要被分配到其他地方,欲思团聚,遥遥无期,胃痉挛缠身,身心憔悴,前途茫茫,他疲惫的精力已经耗尽,这可能是他失踪求得解脱的死因。他一生坦坦荡荡,但人生坎坷,是中国知识分子受极左路线迫害的牺牲者。

我们1955届建5班一位众口皆碑的人才就此消失了,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精英就此坠落了,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同窗好友而深深婉惜。光阴荏苒,蒋维泓同学离开我们已40年,但我们这些活着的已近暮年的同学还都怀念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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