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洪盛治（1964电机）

入学

1958年是我人生的里程碑。8月19日，我接到高考通知书，一摸，厚厚的，知道录取了。9月5日清晨五点从老家（广东汕头）乘汽车出发，当天晚上八点才到广州，被热心的华南师院附中的同学接到他们学校，互不认识的我们几个，打开随身的行李铺在水泥地上睡觉。天一亮带着行李去火车站，当天到北京的快车票是买不上的，我见有北上武汉的火车就买票上车，是到武昌的慢车。途中好在有一位北师大二年级的学生帮忙提行李，才能顺利过长江轮渡，再转到北京的慢车，一直熬到9月9日上午，72个小时，才到了北京，坐的时间长，脚都肿了。清华大学有人和车去接新同学，记得接我、帮我提行李到宿舍的是分在同一班的北京新同学刘富波。2014年4月我们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我乘北京到深圳的高铁，八个半小时！56年，今非昔比！

美丽的清华园，对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同学，如同进入仙境。我分在电机系303班。9月15日开学，正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提出，我们一周三天上课、三天劳动和政治课。

国庆节，我胸前别着布的“清华大学新生证”，第一次参加北京的国庆游行。记得中学的时候，去过北京的人被邀请给我们作报告，讲北京、讲天安门，我们都很羡慕，现在我参加了国庆游行，心情如何可想而知。晚上，清华的学生被安排在紧靠天安门正下方的广场联欢，第一次这么近看放烟火。校军乐队吹奏出一首首明快的乐曲，同学们翩翩起舞。一天都在兴奋中，要知道，我的中学同学中，少有见到这场面的。

百花山劳动

过完国庆，10月4日，我们大一的就到北京西南郊的百花山秋林铺去植树。敞篷卡车载着我们，在季节性干枯的布满大小卵石的河道上颠簸，这一片郊区就只有这条路通北京，怪不得当地有不少老人连北京城也没去过。我被分配在工业组，帮建小高炉、安锅轮机、帮化验铁矿石。我和四位同学（组长是袁德宁）负责收集当地铁矿石并化验铁的成分，这本事是出发前在化学馆由化学系老师给我们培训一天得来的，我们是带着化学药物和器皿到现场的。老乡带我们沿着山间崎岖小路找裸露的矿石，一路还见到野兽的粪便。住在老乡家，对我这从南方来的，处处感到新奇。有一次，我晚上出来解小便，没月亮的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忽然见到两个亮点向我走来，我心里一紧，莫非是野兽的眼睛？啊！两个亮点分开了，原来是萤火虫。化验工作并不顺利，又派我回清华到化学系向老师请教，回来重做，终于能交卷了。在百花山整十天，10月15日才回到学校。记得我们去百花山的路上还经过著名的“卢沟桥”。

铸工车间修铁路

回到学校，依然半工半读，我们在机钳车间、铸工车间、高压车间劳动过。

在机钳车间，我记得第一件活儿是锯一块15毫米的钢板，锯得我满头大汗，锯歪了，还把锯条给锯断了。再下来，是锉钢板，师傅教我们站立的姿势、手拿锉刀操作的姿势，这是慢活，但一天下来也还挺累。

在铸工车间，我们用了三天建了一条六十米的“轻便铁路”，从车间深处延伸到车间大门外，这条铁路是用来运输钢水的，上画是我当年凭记忆画在日记本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制作道钉，把十几厘米长的铁棒放在炉子里烧红，然后夹出来，你一锤我一锤地把铁棒的一头打成钉，就像铁匠一样，我们这些男学生很卖力气，打出一批批的道钉，看到自己出了成品，用在铁路上，心里特别高兴。

在高压车间，我记得是绕线圈。

机钳车间造电机

1959年3月份，我们年级到电工厂，要成批生产4.5千瓦异步电动机，这消息让我吃惊，我们能行吗？我们班分到机钳车间（就在北院的教室），每人胸前别着布质的车间胸章，还挺神气的，有的同学别有两个车间的胸章，就像挂两枚勋章般自豪。分配我在“一号床”，我高兴极了，这是一台崭新的车床，被称为“电工厂的精华”、“宝贝床”，我的工序是机加工转子，是转子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我粗心大意，那么将前功尽弃！

开车床，这是我多年来的幻想。汕头是小地方，现代的工厂很少见，见到车床就觉得是了不起，先进的机器！在高三时，我在《我有一个美丽的理想》的作文中写道：“我在车床操作，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精巧的零件，我的零件被运往全国各地，于是，有我的零件装配成的机器就像流水一样生产出各种产品，人们称赞着它，享用着它……我确信，我的职业是世界上最最美丽最最崇高的职业。”这篇文章还被选到校学生会的黑板报。今天，我要开车床了，要出成品了，我的理想要实现了，我要用实际行动，不辜负“车工”这个称号。

上图这张“一号床”的画，是我当年凭记忆画在日记本的。下面这张照片是从画册《清华大学》（1964年毕业时学校送的）剪裁的，和我用的车床基本相同。

经过培训，我们开始生产了。但不久，我出过一次废品，转子轴向两安放轴承位置间的距离少了一毫米。这件事让我难过极了，自责这最后马虎的一刀，让一个价值一百多元的转子报废。但过几天，电工厂组装第一台电动机，拿我这“废”了的转子，和一个机座加工相应位置也短一毫米的配对，安装很顺利。在场的同学兴高采烈，班团支书吴希斌告诉我当时的情景，可惜我没见到这一场面。

1959年5月19日结束在机钳车间的劳动，最后三四天，真是干得热火朝天，效率猛增，八天半我们班完成了53台电机的加工任务，工作量其实已达60多台。18日晚上我一班精车转子9根。

20日，我班吴景信、毛文杰和我三人去考工，得“二级车工”，这件事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

创作歌曲

1958年12月，电机系学生会号召写诗写歌，我也想试试，就写了一首歌《电气工人之歌》，花了我十几小时，当完成时，自个哼哼，孤芳自赏，我自己都觉得不行，只告诉了一位同学，别人都不知道。通过这次创作实践才知道，写歌要写得好很不容易。我把这首歌抄在本里，留做纪念，现在把它献出来，当“化石”给大家看看，虽然水平很低，但那是当时一个激情学生的真实写照。

广东学生

我是广东来的，来到北方，有些习俗不一样，想想都好笑。

记得1958年国庆要到天安门游行，食堂发了些干粮，我看着其中一件说：“还有甜包呢！”旁边的王福荣纠正我说：“这叫糖三角。你们叫甜包吗？”我笑了，不知该说什么。其实是我从没见过，也不知该叫什么，临时起的叫法。

坐公共汽车进城，去西四是32路，我说“坐32号车”，也引起哄笑：“是32路，不是32号。”

有一次俄文课代表徐慧雯叽里呱啦用俄语通知我们一些事，我因中学没学俄文，听不懂，插了一句：Я Ηет Знаю

引起大伙哄堂大笑，徐慧雯也笑了，不过她还继续叽里呱啦，最后才用普通话解释一遍。可惜啊！花那么多时间学俄文，“文革”逍遥期间，我还翻译了一本书《高压侧无断路器的变电站》（当然那年月不会出版），到头来，没用武之地。现在连俄文几个字母都忘了，又回到 Я Ηет Знаю

徐慧雯，你还能叽里呱啦吗？

体育大跃进

一年级时正值大跃进，体育也要大跃进，学校提出争取通过“一级劳卫制、二级劳卫制、普通射手、等级运动员”。劳卫制的全称是“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锻炼标准，一级容易些，二级可不容易。大家锻炼的热情很高，每天下午，操场上人很多，连比较偏僻的地方都有人在锻炼。我印象最深的是从西校门出发，跑到颐和园门口再跑回来，来回一万米，我的体力没有那么好，就只好跑一段，走一会，还累得够呛，我记得只跑过两次，就不敢再跑了。

第一届六年制

1958年招生时的说明还是五年制，入学时，报电机系的要查查是分在电机系还是自动控制系，电机系是五年制，自动控制系是六年制，我分在电机系303班，不到一个月，班号改为电403班，意味着从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全校各系都改成六年制了。我们是清华第一届六年制，1965年入学的是最后一届六年制（实际1970年毕业了），这样讲来，有八届（实际7届）是六年制。但这其中也有五年制的，1963年电机系成立了“发干3”班（1963年毕业），自愿报名参加，去这个班的多数是年龄偏大的调干生。

清华从四年制、五年制、六年制、到“文革”后再改回五年制、四年制，说明六年制利少弊多，还是四年制利多弊少。当初六年制的目的是提高水平，就像现在“本硕连读”的模式，但全部学生都这样，并不合适，学制长，学生二十好几经济还不能独立，给学生家庭也造成负担。这一点我有体会，觉得很对不起父亲和家人，发干3报名的时候，我还犹豫了一下，但心疼清华的机会，就没去。

跳伞

1960年9月，电机系和动力系的一些同学到郊区的跳伞运动俱乐部，这里有跳伞塔，伞塔跳伞是气球跳伞、飞机跳伞的初级阶段。我们起先练习从两米高的平台下跳，训练着地时的姿势，接着是牵引跳伞，即跳伞员在张开的伞下绑好伞带，机器牵引把伞吊到伞顶，这时跳伞员的脚离地大概有35米，再机器牵引把伞降下，速度很快，体验下降过程及落地动作，练两次，最后是伞塔跳伞，机器先把伞连人吊到伞顶，听到命令后，拉动旁边的一根绳子，伞就脱开伞塔，慢慢飘下来，和飞机跳伞最后快着地的情景是一样的。每人跳五次，前两次，我着地时都摔倒，后三次，着地时能站稳。我们在这练两天。

这是军训的一种，很难得的机会。当脚下离地三十几米，远望北京时，心里很兴奋，落下时，头两三秒是自由落体，比较紧张，再往下，每秒5米的速度，在空中飘下，很惬意。当时全国只有几个城市有这种运动设施，有多少人有这机会？

刘鸿理的总路线

大概是1959年或1960年吧，大跃进出了问题，全校组织政治学习，刘鸿理在小组会上说，总路线应该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稳扎稳打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件事竟然在一、两个月后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登出来了，当然是拿它作“反面教材”。现在看来，刘鸿理还真有科学发展的头脑啊，说话、想问题还敢于反潮流。

国庆首都民兵师

1961年国庆前，我们部分男学生被派去组编成首都民兵师的重机枪方队，在西大操场演练，每部机枪由四位同学负责，机枪的三条腿由三位同学扛着，前面的两条腿分量轻点，后面的一条腿分量很重，由两位同学轮着扛。我记得我是扛前面那条腿的，还能受得住。王克衍是方队的旗手，他的后面是两位护旗手，挺神气的。

记得有一天晚上方队还到天安门彩排，清晨才回到学校。大家扛着很重的机枪，要正步，还要整齐，并不容易。国庆那天，方阵在前往天安门的行进途中，因为街灯灯柱上挂的喇叭相隔挺远，喇叭的军乐声传到耳朵并不同时，结果队伍步伐混乱，我当时还想这么乱怎么能过天安门呢，好在到了东“华表”，天安门的军乐才听清楚了，声音一致了，步伐才一致了。按规定队列行进中每个人要保持队伍整齐，是不能瞄看天安门城楼的，但我还是瞄了几眼，看见毛主席等领导人了，可能不少人也和我一样瞄一眼吧。你看这张照片步伐多乱，那是已经过了天安门，军乐声又不一致了。

食堂“卖饭模式”的变迁

1958年入学时，通知要交一个月的粮票，但报到时，没交也不要紧，这反映当时粮食还不太紧张。

我入学时分配在二号楼住，在五饭厅吃饭。每月买饭票，有早餐票、午餐票、晚餐票三种，价格已经忘了，可能是12.5元？进饭厅，入口处先拿一份菜，米饭自己盛，馒头窝头自己拿，管饱。

后来粮食紧张了，要定量，我记得学生平均每月31斤，按男女及块头大小略有分别，正负一两斤吧（个别的可能多些），我是31斤，大月每天一斤，小月就有点机动。一般人是早3午4晚3，吴景信说“我是朝三暮四”。有了定量，卖饭如何计量呢？一开始还没发饭票，而是采用个人吃完饭后回宿舍、在贴在墙上的表格上自觉登记的方式。可以想象，这个方法是长不了的。

再下来的办法是发一次性的食堂粮票，买饭时撕下来，形式上看是行了，其实还没堵住漏洞，除了馒头窝头论个好算，米饭二两饭是多少、四两饭是多少全凭卖饭者掌握。

1960年，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东区新盖好的11号楼，在九饭厅吃饭，这个时候开始发重复使用的食堂粮票，九饭厅还自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食堂”，我还保留了一张那个时候的粮票。

但随着困难时间的拖长，又出现问题，有些同学没控制好粮票的使用，没到月底，粮票没了。这又换了个办法，改为卡片，每十天一张卡片，卡片上每天最多一斤粮食，卡片上有粮、钱、花样（主、副食“花样”，每人只能一份）的小格子，这样就不会发生月底没粮的情况，我还保存了一张。每个班还选一名伙食干事，负责统计、收发卡片、粮票、退肉票等工作，伙干的工作挺细挺多。这“模式”一直延续到毕业。

粮食紧张，大家吃不饱，食堂卖饭就得更讲究分量，不能多不能少。做窝头要用模子，以求个个分量一样，做馒头也要求个个一样大，难的是米饭，卖米饭量都一样可不容易做到。本来卖饭是各班同学轮流，为了提高卖饭“质量”（分量不多不少），还每班派一个同学，组成“专业队”，他们不再担任社会工作，也不参加班的劳动，专责卖饭。我也被派上。我们的卖饭组长是发42的秦筑君。系的团委书记还专门找我们谈话，他说，现在大家不仅是斤斤计较、两两计较，而是钱钱计较，大家要把这件工作做好。这种“专业队模式”究竟延续多长时间，我就忘了，可能只有一年吧。困难时期，北京大学生的供应还是比北京居民稍强点，粮食定量也比当地居民高些，学校、政府也都把这件事当大事来抓，我们清华大学学生在那“困难时期”还算是比较好的。

1964年，毛主席有个“春节讲话”，关心大学生的生活，于是把大学生的伙食标准从12.5元提到15.5元，这个决定对我这个每月从家里拿18元（有些月还没有）的学生来说，可是负担太大了，好在可以申请“助学金”，我每月拿到三元助学金，但很快我们就毕业了。

顺便提一下，困难时期，因为食堂菜价低，以我那张1962年的饭卡为例，10天的菜钱（连“花样”）是1.46元，30天也就4.38元，加上主食，我的定量31斤，每斤按0.2元计（记不得一斤粮多少钱，但绝不会超过0.2元），一个月6.2元，加起来是10.58元，比以前的12.5元少2元。

我们在校六年，都是站着吃饭的，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

二号楼2059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我们用卖旧报纸的钱去清华园的照相馆照的，是在二年级上学期，1959年10月照的。当年我们二十上下，这是一张难得的合影。汪建业（第一排左二）是老大哥，他是蒙古族，他的蒙古名字是阿莫格伦图。

多年后，钟咏三（当了合肥市委书记）接受央视访问时，出示过这张学生时代的照片，中央电视台播放时，我看见了。这是一张上过电视的照片！这张是钟咏三重返2059的照片（入学50周年的2008年）。

住十个人的11—512

三年级（1960年秋）的时候，我们从西区的2号楼搬到东区刚盖好的11号楼，房间住十个人，五个上下铺。现在回忆，房间顶多也就是5.5米深，3.5米宽，可能还小一点。两边各摆两个上下铺，窗口还摆一个上下铺，挡住了窗户。三张不大的桌子，七个抽屉（人均不到一个），我和付崇本合用一个抽屉。现在想起来，真觉得挤啊！

可能是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在校学生多了，宿舍安排不过来。后来情况慢慢好转（招的学生也少些），最后一年（1963—1964年）512是住七个人，别的房间住六个人。

1986年我曾经参加清华大学一个学习班，电机系主办，郭永基老师是主讲，是班主任。那一个多月，我们住在九饭厅西北角一座新的宿舍，离11号楼不远，每天还沿着那条我们熟悉的路到我们熟悉的系馆上课，下午就在11号楼边的东操场活动，当时心情百感交集：“22年后又回来当学生了！”

有一天下午，我到11-512去，房间只有一位同学在，聊了一会，我说：“这个房间曾经住十个人！”他马上就回答：“不可能，怎么摆？没法摆！”我说：“可能的，一张横着摆，挡住窗户了”

我相信，如果现在我们回512，和那里的同学说“这房间曾住十个人”，他们也肯定还会这样回答：“不可能，怎么摆？没法摆！”

第26届世乒赛男团决赛看电视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全国注目的大事。

前排左起：徐寅生、傅其芳、庄则栋。后排：容国团、李富荣、王传耀。

我从网上下载了当年外电的报道，这场赛事非常激烈：

“斯韦思林杯冠军争夺战是如此激烈，两队中的任何一队都不曾领先过两分，直到中国队以五比三获胜争得了奖杯。”

“庄则栋击败日本冠军星野，中国队首战奏捷，但是他们接连输了两盘。

“星野远远没有打出他的水平，三盘全部输了。前世界冠军荻村今天早些时候，在与匈牙利队比赛中看来几乎是所向无敌的，但在赢得第一盘以后输得很惨。

“庄则栋击败了荻村，为中国队赢得一分使比数成为三比二，可是当日本队极需扳回一盘使比分成为三比三时，荻村以7∶21，8∶21在徐寅生手下节节败退。

“世界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获得最后胜利，结果中国以五比三战胜了过去五次冠军的获得者日本而获得斯韦思林杯。”

4月10日是男团决赛，能不能看到电视成了我们关心的事。王志森告我，城里有一处他能去看电视，我说“能带我去吗？”他说好，带我去。我记得是星期天，看电视的房间挤满了人，大家气氛随比赛跌宕起伏，用现在的话“坐过山车”。徐寅生那十五大板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回到清华，已经半夜，我记得都一点钟了，摸黑进了房间。

挖沟劳动

1963年7月考完试，我们班部分同学在五饭厅附近劳动挖沟四天，头一天上午，我实在干不动了，坐在那里歇一会，还发牢骚“三两饭早消化了！”旁边的一位（可能是陈开庸）说：“有粮食补助的。”我说：“那应该在劳动之前就发下来啊，那有劳动完才吃补助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宿舍后，很快我收到陈开庸同房间的曾庆禹的一张纸条并16两粮票，意思是他听说我没机动粮票，他家在我们实习时给他寄过粮票，有富余粮票，支援我一些。我想劳动都快结束了，我不能收这么多，就收了8两，写个条向他表示感谢退回8两。曾庆禹怎么会有这么多粮票？是不是秋菊（注：不是那个打官司的秋菊，是湖南那个不用打官司的秋菊）送的！如果是，那我在50年后，也向秋菊表示感谢。

结束劳动时，领我们劳动的一位师傅对我们讲了些话（这是从日记抄下来的）：“我们师傅都是不爱讲话的人，这是旧社会造成的，许多老师傅斗大的字不识一升。解放前，大学生嫌我们工人臭，说我们是臭工人，是的，我们每天劳动，特别是在夏天，汗流浃背，身上是有味的，大学生见了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可我们见了大学生也躲得远远的，我们嫌大学生酸臭，看不惯。现在你们参加劳动，我们工人是很高兴的，老师傅心里都很激动。看到你们手上起泡，我们心里怪疼你们的。”这些话现在想起来依然感动，也很令人深思。社会既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要尊重劳动，尊重工农大众。

年级男篮冠军

1962年，年级组织男篮比赛，是单循环赛，我们年级十个班，比赛三、四轮就决出冠军。决赛那天，全班同学都去助威，还带暖水瓶。经过激烈争夺，我们班得了年级男篮冠军。得了冠军，大家都很高兴，这两张照片就是在得了冠军后照的。照片上篮球队的合影人很多，竟有十五人，其实是大家高兴，有些同学上去凑热闹的，并不都是球员。

我班篮球队长是队员推选的，是赵双驹。那天决赛，个子最矮的周剑雄，投篮很准，投中十几个球，独得二十几分。

对两位老教授的印象

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对先生（那时我们称男女老师为先生）的印象其实只是在讲台上，其他方面（如学术成就等）了解很少。说说教我们的两位老教授。

王宗淦先生，六年级第一学期时教我们“电力系统机电过渡过程”，他中等身材，背有点驼，脸很和善，一张嘴就看见他掉了好些牙，他从眼镜片后瞧着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大学生，而是个不懂事的小学生。他头上终年戴着一顶帽子，夏天，是顶白色便帽，虽然帽舌有点儿脏，不过可以看出它是常常被肥皂洗涤过的。他来上课的时候，手里夹着一个临时用旧报纸或者旧杂志包起来的“讲义夹”，趁着还没上课，把黑板擦拿到厕所去仔细洗了一番，弄湿了（可能是为了避免粉笔灰）。有一次，杨修泰上课前预先帮他洗了版擦，他还是照样拿去洗，第一小节下了课，也要拿去洗。粉笔向来是藏在裤袋里的，即使下了小节课，也要收起来。他的临时讲稿是张破纸，大概用在商店买东西的包纸就可以了。他上课，怕你听到外面的噪声（楼下电源室电动机的轻轻颤动声），吩咐大家把窗关好，有的人关不严，他还要再吩咐关严了，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留了两个门，开着，好通风。

王先生有点怪脾气，可教学是特认真的。拿他编的讲义吧，出版科印得不好，也有些错，他花了不知多少时间去改，弄了一个样本，让同学照样改，还在封面上留言嘱咐大家，花六个小时去改（我们一般用一个多小时就改完了）。他改得真够仔细，连标点都改，页数不清楚也改。为了校对这本讲义，王先生不知度过几个深夜！他讲起课，总怕你不懂，难懂的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讲，有时还盯住一个同学问一下。

孙绍先先生是我们的“电力网及电力系统”教师，他穿着一套浅绿色四个口袋的制服，古铜色的面庞上长着一双锐利的眼睛，再加上他那魁梧的身材，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个手执教鞭、在大学讲台上滔滔不绝讲授的教授，而是一位饱经风霜、身经百战的将军。

但上完了课，我们的这种印象都改变了。他讲课时，声音平缓、不紧不慢、有条不紊，每讲完一句话，他都“嗯”一次，这个“嗯”就像是他每句话后面应该有的逗号，而我们，他的学生也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他真是一个好老师。

我们的老教授，教书都特认真，一丝不苟的，他们想的就是把我们引上专业的路。

灭臭虫大战

1963年8月31日，何东昌（当时是校党委副书记）给全校同学做报告，讲消灭臭虫一事。他先讲了臭虫在我校蔓延的一些情况，然后他说，一定要把臭虫消灭，每个房间要花四元多，但党委还是把这个决心下了。他说，毛主席说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有一条是他自己的，那就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移风易俗。中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不讲卫生、“得过且过”的生活习惯还是有。有些同学不讲卫生，澡也不洗，衣服也不换，这是旧风俗旧习惯。人不要懒，要勤快，才是个健康人。

9月6日，从清晨五点一刻开始，直到下午四点半，都在紧张劳累的“灭臭虫”的战斗中。消灭臭虫的劳动量很大，要把全房间每人的东西搬下去，然后在房间里用针挑床缝，再用开水烫，用666溶液喷，最后一道工序是用666粉和成的泥浆涂缝。由于关着房门，666的味很呛，难受时还要出来换口气。不单在房间里搞床，还要到楼下翻晒衣服，逐件检查衣服书籍。全校宿舍同时这样搞，臭虫终于得到比较彻底的消灭，偶然发现一只的情况也有，但已经不是大问题了。

几件趣事

【趣事一】有一天下午，同房间（11-512）的张体仁着急地问大家：“看见我的信没有，有人告诉我有信。”我们都说没看见，张体仁一脸不高兴，我们都知道他在等谁的信，但确实是没看见。等晚上睡觉他躺下去，马上就笑着跳起来：“这个梁友淦！调皮鬼！”开门出去了，可能是找他“算账”去了。张回来后跟我们讲，原来梁把张的信夹在张的上铺的床板下面，张体仁睡下铺，只有他躺下，才能看到信。我们听他解释也大笑起来，真是杰出的恶作剧！

【趣事二】512室住七人（六年级的时候），门口的一位是睡单层床。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都不睡了，门口的他还在睡，而且睡的姿势很“正规”，表情很安详，我们几个交换了眼色，不禁暗笑起来。大家静静地到他床前，低头默哀，嘴里却在笑，有人把门开开，到别的房间招呼大家过来看。人一多了，他坐起来了，大家都笑起来，他一脸迷茫。你猜他是谁？（见文后谜底）

【趣事三】有一次露天集合（忘了在哪了），有一位同学上衣口袋插了三支钢笔，大家看见了，围住他议论起来：“小学生不插笔，中学生一支笔，大学生两支笔（当时多数人有蓝、红两支笔），三支笔那就是研究生了！”大家都笑起来。你看这张梁友淦的照片，插两支笔，那是大学生标准照啊。“三支笔”是谁？（见文后谜底）

【趣事四】有一次，在系馆一个实验室，大家在参观设备，有一处靠墙的地方用围栅围起来，估计是用来放高压设备的，但当时里面没设备，只有一些杂物，511房间的三位进到里面。此时有人顺手把铁栅门关上，高声叫起来：“大家瞧一瞧，看一看，里面关的是什么？”大家一看笑起来，头一个走出来的，嘴里嘟嘟哝哝，后两个则笑着出来了。你还记得这仨是谁吗？还记得他们的外号吗？（见文后谜底）

【趣事五】张体仁在学校时是抽烟的，这很少数啊。有抽烟的，就有禁烟的。梁友淦是林则徐！他拿张体仁的烟成把的拧散，这次毕业五十周年聚会，张说梁是“首席林则徐”，可首席也禁不住啊。我们512这些“次席林则徐”就软一点，把张的烟包起来，挂在房间的高处，大家都看到。过了几天，我们看挂的烟还在，又没见张抽烟，以为禁烟成功。殊不知是他又另买烟躲着我们抽！

1963年暑假的大水

2012年北京的大水，全国注目关心。1963年北京也有过一次。

8月河北石家庄、保定、北京各地暴雨，邯郸达500毫米，北京200~300毫米。校园多处积水，记得礼堂后面的校河，河水漫到岸上，一片“汪洋”。走在这里，得根据树木的位置和桥的位置，才能分辩哪是可以走的路。电机系的高压电器实验室进水0.9米，学校组织防汛指挥部，我们这些暑假在校的学生都是防汛队员，参加过两次劳动。开学后，赵双驹从灾区回来，和我们讲他经历的惊险的十几天。

装收音机

吴景信的动手能力是很突出的，哪一年（五年级？六年级？）他装了一部小收音机，是用听筒听的。是“矿石收音机”的原理，一个可变电容器、一段磁棒、一个二极管、一副听筒，再几米漆包线，就可以了。北京台多，信号强，我们听了听，还挺清楚。我心里也痒痒，也学他，装了一部。这可变电容器我还保存多年，现在是不在了。“文革”逍遥时，我装过两部电子管收音机和一部半导体收音机，都是因为以前“装”过，“有基础”，有信心。

照片上的收音机，可能是吴景信“第二代”的收音机了！问吴景信：我说的对吗？

下花园电厂实习

1962年8月 9日到29日，我们在河北省宣化县的下花园电厂实习，这是我们当了电机系四年学生后的第一次实习。下面这张图是我从网上截取的，我想不会错，因为是电厂（有几个冷却塔），位置在下花园，又是在洋河边，不远处是鸡鸣山（在图外）。下花园不可能还有电厂，我们实习的电厂就是这！

下花园的实习，现在还有印象的有几件事。

电厂的冷却塔是木质的，我们还进到里面观看。后来我碰见从下花园电厂来的人，和他说起木质冷却塔，他说早拆了。图中有几个水泥冷却塔，一个还在冒水汽呢！

电厂门口附近有个澡堂，有个泡浴大水池，我是第一次这样洗澡，印象特别深，现在旅游偶尔泡温泉，我都不禁想起下花园。

实习时，我身体很虚，出冷汗，到电厂的医务室看过病，后来听说医生是个抗战后留下的日本人。

电厂有个清华毕业生，还跟我们讲过电厂的主接线。梁友淦记得他叫彭高鉴，后来做到部计划司司长。

我们还到过洋河大桥，鸡鸣山也去过，不过细节忘了。

石家庄实习

1963年石家庄热电厂实习，记得我们是住在一座下马的纺织厂的女工宿舍楼，有三层，我们住在二层。

石家庄的烈士陵园有座宏伟的塑像，有白求恩墓，是大家必去的地方。

实习中还造出好些外号：“大碗”、“王洋葱”、“史甜瓜”、“钟大饼”、“王麻花”、“陈混蛋”、“吴面条”，令人捧腹。还有一句流传开的名言：“师傅，给我们讲一讲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还记得是谁的名言吗？（见文后谜底）

顺义县的劳动

都快毕业分配了，1964年的6月下旬，我们年级到顺义县平壁店大队参加麦收，我们班分在第三生产队。第一天，队里只要七个人去割麦子，我也算一个。割麦子是很累的，弯着腰，不一会就腰酸背痛。社员割起来就像打冲锋，刷刷地一排过去，看着就带劲，我们就不行。他们一挥手，就割下一茬，我得两三下，才能割下一茬。我现在还记得一件事，我正割的时候，有个社员过来，拿起我的镰刀，用手指摸摸刀口，又试割了一下，没说话，就又把镰刀还给我。这无声的一幕，明白告诉我，不是镰刀不快，是你手没劲。

由于是和农民一起干，看到他们确实是很辛苦的，每天起早贪黑，五六十岁的小脚老太（应该是末代小脚吧）也在场上干。我们班在场上干得挺欢，大爷大娘还称赞我们，离别的那天上午，队长、大爷大娘全送我们到场口，招手握手，这个场面忘不了。

还有件事也还没忘。我们休息的时候，有三个小孩围上来，两个男孩大一点，女孩小点，我看他们手指甲挺长的，就拿出随身带的指甲钳把他们的指甲都剪短了。好，这下他们就黏上我们了，我们走，他们就跟着，走到一颗树前，那个小女孩突然快速爬到树上，两个男孩傻乎乎看着。这突然的一幕，可能是小女孩想在客人面前逞能吧，那两个小男孩自知比不过，也习惯了小妹妹的表演。我们同学看见的议论起来，有同学说，这孩子这么机灵，将来可以当体操运动员。我问了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小凤头”，“几岁了？”“六岁”。按此年龄推算，那就是1958年出生的。小凤头这一代人，该上学的时候是荒唐的年代，不过还好，20岁的时候开始改革开放，这三个农村孩子，现在也快六十了，他们的人生会有什么轨迹呢？

原子弹要响就能响

1964年7月31日，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工人体育场集会，听周恩来总理《革命和劳动》的报告（2小时1刻钟），北京市市长彭真又讲了45分钟。何东昌8月4日向全校毕业生做了动员，开始了毕业班二十几天的政治学习，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为谁服务、红专问题、劳动问题。为我们走向社会打思想预防针。

8月26日，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又在工人体育场集会，彭真在会上作报告，其中最难忘的是，宣布中国“原子弹要响就能响，主要看政治上要响还是不要响！”大家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第二天我们就离开北京，各奔东西了。

隔了不到两个月，10月16日下午三时，在西部地区，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们听过报告的，一点也不意外！

毕业赠礼

记得快毕业时，北京市给大学生发了人造棉布票，是实名的，不能转让，还有时间限制，还盖了学校的大印。说明当时对大学生还是照顾的。这上面的笔迹应该是生活委员王福荣的吧。

发四的毕业照

毕业后的旅行

1964年毕业，分配下来了，我们11-512房七个人，七个地方：新疆（解放军）、甘肃（二机部）、西安、太原、福州、成都、北京，我分配在太原。本不想回家，路费太多，想第二年转正后有探亲假再回去，但家里没同意（当六年学生我只在三年级暑假回过一次，这是第二次）。我给太原吴希斌（发干3，已毕业）写信，把行李用火车托运过去，请他帮领出来，他回信同意。我回广东汕头，走京广线最顺，不倒车，但从广州到汕头路途长，汽车费要12元。同室的钟咏三、吴景信要回安徽，辛绍平要回江西，杨修泰要回福州，都走京沪线。我估一下，从北京到汕头，走京沪线不会比走京广线贵，因为厦门到汕头的公路距离只有广州到汕头的一半多点，汽车费肯定能省几元。不如和他们一起走吧，这条路我还没走过呢。

走京沪线的果然浩浩荡荡，我记得8月27日那天，不离开北京的同学都出来送我们到32路，515的几个北京同学，赵双驹、傅崇本等就一直送我们到火车站，还等到我们要上火车，才互相握手告别。

这趟车还有同年级的几位同学。第二天上午，电4的张克武发起在泰安车站下车，登泰山！我们班的几个商量一下，好！集体行动。中午下了火车，清华十四人，另有一位是钟咏三的中学同学，北邮的，共15人，发41有6人，甘良烺、王克衍、吴景信、辛绍平、钟咏三和我（我们屋512就有4人），其他班的记得有王文对等。

寄存了行李，“泰山在哪啊？”四周望一下，有点失望，都是普通的小山，有人指着前面，“那就是”，一看，也没什么特殊的。一行人走着，到了山脚下，一看，才知不一般啊，郁郁葱葱，有庙有水，越走越不一般，让人想起一句话：“有眼不识泰山.”看来这句话是实在的啊！

泰山的景点，记得的有岱庙、二天门、碑文“人间天上”、望松亭等，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记得“快活三里”是平地，大家才歇口气。印象深的，是登“南天门”。我从网上下载了南天门的照片，但这是全景照片，从旅游者的角度看，山很陡，路砌成台阶，像楼梯一样，不时有云雾飘过，真有点是“登天”的感觉。下午五点多才到达最高峰，在那1545米的高峰还有个合影。晚上，从山顶往下看，云海在山腰绕了一圈，点点灯火从云雾的空隙露出来，我们成了“神仙”！夜里大家在大厅通铺紧挨着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早起来观日出，但云雾太多，看不清，我们15人来个合影，可以数出14人，另一个是照相的。

为赶昨天那趟火车，我们又急急下山。下山下得快，小腿还挺疼的。

在蚌埠，我们和钟咏三、吴景信、甘良烺分手。半夜到了南京，在车站打盹，等到天亮，我们仨（辛绍平、王克衍和我）到辛绍平哥哥家。下午到中山陵、灵谷塔，辛绍平说：“大一时我生病，登中山陵都费劲，现在身体确实是好了。”我们还到毛文杰家，他对我们突然出现有点意外，赶紧打开蜂窝煤炉子，烧水泡茶。晚上我记得是住在辛绍平哥哥家，他们把床让给我们，自己睡桌子，现在想起来，真不好意思。三人一路免不了有费用分摊问题，我出个主意，每人拿一样多的钱放在一个共用钱包里，三人的费用就在这里出，有剩三人再平分拿回，他俩也同意，辛绍平当了“司库”。

8月31日一早，我们仨又直奔上海，找了间旅馆住下，就到大世界、外滩、南京路，还都各买了一个包，准备上班用。上海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

9月1日下午坐慢车，晚上才到杭州，找了旅馆住下，是有点累了。杭州很不错，当然先去西湖，刚到湖边时，我说了句“这西湖也没什么嘛！”辛绍平说“进去就知道了”，到苏堤，哇！360度的绝美景色！让人想起了“浓妆素抹总相宜”的诗句。还到岳王庙，看到了从小就知道的岳坟和跪地的秦桧。

9月2日晚上我和辛绍平坐到南昌的火车，和王克衍分手了。到了鹰潭，我下车又和辛绍平分手了。和他们再见是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到了厦门，当然要到鼓浪屿和集美。9月5日下午才回到家，前后10天，因登泰山小腿痛还延续了一周。

发起人张克武（上面“泰山极顶”照片中，前排最右边的那位）是我们年级的，他是一位印尼留学生的伴读，上大课时经常给这位留学生占座位，年级同学都对他有印象。他毕业分配到上海，“文革”期间上班时骑自行车出车祸逝世，真太可惜了。这事是多年后我到上海出差到吴景信、肖伯琴家才知道的。

“泰山—南京—上海—杭州毕业游”三人，五十年后又在清华园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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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底：

【趣事二】谜底：（“伟人”）钟咏三

【趣事三】谜底：（三支笔）王志森

【趣事四】谜底：（笼子里）猴子（梁友淦），小狗（周剑雄），黑熊（张云楼）

“石家庄实习”谜底：（名言）王福荣

2014年6月2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