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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秉林校长做客新浪谈教育(一):中国应加强基础研究

2008-03-13 |

  311日下午,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做客新浪网嘉宾聊天室,畅谈他对高考招生政策改革以及高校教育的看法和建议,并就其他教育话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以下为访谈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欢迎您光临新浪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先生。

  顾秉林:新浪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新浪,来和大家在一起对话,我希望能够回答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在留言板中提的问题,顾秉林你好,不知道您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什么样的提案,或者建议?

  顾秉林:我今天向政协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中国加强基础研究的问题。因为对中国人一直有一个梦,就是希望在我们本土能够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如何能够圆好这样一个梦?作为大学校长我也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曾经仔细地分析了国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产生的背景,产生的环境,和在哪些领域产生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发现从1901年到2001年这100年间获得诺贝尔奖,这里主要是指物理奖、化学奖、生命科学和医学奖以及经济学奖,在那几个奖项当中我们发现7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出自于大学。这就给我们一个思考,美国它有很多其他的研究机构,为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四分之三产生于大学?我们就仔细地分析了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对于产生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我们当时分析有三种原因,第一,大学是一个追求学术,创新知识这样一个机构,所以它较少功利,这样对研究者来讲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第二点,在大学里头是德高望重的大师,和意气风发的学生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容易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第三点,就是大学里往往都是多学科的组成,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可以碰撞出很多很多新的思想。

  这样三条是其他机构很难比拟的。话说回来,我们国家怎么能够营造这样一个氛围?能够尽快的产生诺贝尔奖呢?我认为其实什么时候产生诺贝尔奖,这件事情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起就必须营造一个能够产生诺贝尔奖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第一,政府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给高等教育的科研体制改革提供指导,第二,大学自身要进行改革,教育方面的改革,科研体制方面的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三,研究者要潜下心来进行研究。所以我们国家政府和大学营造氛围,研究者在这种良好的氛围当中进行工作,做基础研究,较少有后顾之忧,这样的话在不远的将来我想我们国家的大学,也能够产生一批学术大师和一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

  主持人:为了达到那个目标,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努力。您觉得您提的这三方面,我们距离理想的状态还有多远?咱先从微观上说,学校的环境?

  顾秉林:我们国家相对来说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给学校很大的支持,但是应该说总体来讲投入是不足的。我们分析了国外大学成长的历史,它也不完全都靠国家投入,它是国家、社会、包括各种各样的企业一些赞助,包括校友的赞助,它是一种国家、社会、地方共同来支持大学,来搞研究。所以说我们应当加大对大学这方面的投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我们国家高教法很早就说,到2000年争取对于教育的投入能够达到4%,实际上据我所知,现在仅仅将近3%,还不到4%,这也表明对教育的投入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再有对科研的投入,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对来说弱一些,因为我们科研包括很多方面,我们对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相对所占的比重小一些,我们这个比例应该说当时还没有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比例大。

  对于学校来讲,我觉得差距就更大了,学校它这个科研体制如何适应两类研究工作的需要?一类是自由探索式的,根据大家的兴趣从事研究工作,这方面它主要是以教授或者几个人,他们一个小组来进行研究。还有一部分工作,实际上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很多人构成的一个团队进行研究工作,而这两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都缺乏很好的运行体制,包括我们的评价指标。我们评价指标往往是一年一评价,过分功利,实际上有一些工作,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的工作,可能就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所以根据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科研性质,不同人的发展阶段,要给予不同的评价体系,这是我们跟国外有很大差距的。

  第三个差距我就谈到教授本身,现在社会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已经影响到一些学校,很多人都希望很快出成果,实际上一般说来,像清华大学这两个科技一等奖都是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艰苦的努力,一直坚持在这个方向做,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主持人: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问题,清华大学从事基础性研究的氛围您觉得是怎样的?

  顾秉林:我们希望能够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就是能够尊重个性的,使得他们能够潜心进行做学问的这样一个氛围,这就允许他们可能失败,可能走弯路,也允许他们犯一些错误。

  主持人:我们在现在的教学科研方面有很多的成果,有很多人才,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比如说大家经常提出的学术造假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您有什么看法?我们清华大学对于规避学术造假有什么举措?

  顾秉林:这件事情您说的非常对,学术造假我们一般称为学术不端行为,这就包括学术造假,还有一些可能没造假,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们学校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校委会通过了至少三个文件,关于如何处理学术不端行为,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我们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下面有一个学术道德委员会,处理各方面大家提出异议的事情,学术争议的事情,学术造假的事情,都是由这样一个学术道德委员会来处理的。

  主持人:就是师德或者研究的品德方面还是有一个规范。

  顾秉林:实际上我们学校在十几年前就对教师师德做了明确的规定,那是我们学校的工会组织做的,我们每年开工会的时候都表彰师德先进分子,在教师当中有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着重抓了学术不端行为,特别是涉及到学术造假行为,刘辉这是一个案例,在这之后像刘辉那么严重的在我印象当中还没有发现,但是有一些在学位、学历,在简历当中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也都做了及时的批评。

  网友:现在有很多本科毕业之后就准备考研的学生,清华大学是我们的首选之一,但是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读的研究生为自己的导师打工。

  主持人:这样的情况您是否了解到?您怎么看?

  顾秉林:国外这些年来,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以后,发现他们的学生称他们的导师都是称“老板”,实际上我认为是一种戏称,但是它也包含了一层意思,就是说学生和他的导师之间,他们是有一些经济上的联系。因为在国外研究生要想学习,他的生活费用是由导师的科研经费支付的,研究生的生活费用和一些学习费用是由导师支付的,所以他们从这种关系上出发,就把导师称作“老板”。但实际上在美国师生之间他们也有很多明确的规定,清华大学在这件事情上一直非常注重融洽、和谐师生之间的关系,每年我们清华大学新的导师上岗,我们都有一个新导师的培训,就是谈如何处理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我们每年都印一份大约有200多页的如何做好导师,把国外世界各国的好大学一些好的案例都印成一本书给我们这些导师。

  主持人:这个挺好,因为光定规则不鲜活,讲例子最有用。

  顾秉林:我们每年都搜集这样的例子给大家发下去。还有一个也很好,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就是评良师益友,每年我们都组织这样的评良师益友这样的评选活动,每年都有五个到十个左右的导师可能当选。在这种推动下,我们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尽量做到非常融洽。

  我是博士生导师,第一,在学生刚刚进入到研究生阶段的时候,作为一个导师主要是指导;第二,在研究生学习一段时间,他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以后,作为一个导师要对他进行引导,他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应该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和导师可以进行共同的合作研究。所以他是指导,引导和共同的合作研究。

  国外对导师这个词儿也有很多不同的英语,比如说顾问,比如指导,比如精神支柱,也有现在我们传统中国美德的导师就是师父。所以我想刚才你说的是不是有些导师对学生特别不好,把学生当劳动力,这种情况也是个别的,一定要关爱学生,和学生做朋友,真正和学生心交心,这样才能把工作搞好。你谈的问题是应当值得我们警惕的,也值得所有的导师认真地借鉴。

  主持人:就是老师这两个字,或者说师父这两个字,其实是非常重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顾秉林: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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