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吴晗诞辰100周年

今年是吴晗诞辰100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丰功伟绩，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研究分会委托王宏志、闻立树主编的《怀念吴晗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一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60多万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吴晗的一生。纪念集的编者要我写个序言，我觉得义不容辞。吴晗一生史迹十分丰富，这里着重就他的治学道路、学术思想的演变作一些探索，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吴晗从小喜读文史书籍，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写的《西汉经济状况》一文，曾得到当时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赏识，时年仅20岁。后来他决心研究明史，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那是1931年上半年，吴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读线装书时，找到一本《婺书》，其中有吴之器撰写的《胡应麒传》，传中说胡氏的卒年在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存年52岁。这个存年，如能得到证实，就能纠正顾颉刚在《四部正伪序》中关于胡应麟存年六十以上的说法。出于这个动机，吴晗写了长达四万多言的《胡应麟年谱》，考证了胡氏存年确是52岁。胡适认为这是一篇“功力和判断都不弱”的文章。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胡适为帮助他解决学习费用而向清华校长提出希望关照他时，附上了《胡应麟年谱》。为此，吴晗在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时，系主任蒋廷黻就劝吴晗“专攻明史”。胡适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并要吴晗“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1931年9月12日《胡适复吴晗》)。吴晗也表示要照胡适指点的“逐步做去”(1931年9月26日《吴晗致胡适》)。吴晗十分勤奋，不尚空谈，在有关明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摘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就有三百多万字，为后人研究明代建州史做了重要的贡献。

关于吴晗的师承问题，他自己曾经说过，在30年代，他的治学之道“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见1950年《中国青年》第32期)。但是，仅从吴晗学生时代的近50篇论著看，除考据文章外，有些杂文、读书笔记却是说古论今、抨击时政的。这类文章自然不是胡适传授的治学之道的原意，也不是胡适的文风。说明吴晗的治学之道，并非只受胡适一家的影响。事实上，胡适当时不在清华任教，直接在清华史学系讲课的是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人。其中陈寅恪搞考据，并在考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而蒋廷黻、雷海宗则主要是搞综合概括的。蒋廷黻在清华大学提倡仿效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即在清华史学系创立所谓“新史学”，目的在于区别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新”的含义其实是指“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用西洋的史学方法”，即“综合”的方法。因此，在教学上他主张“中外历史重兼”。他把学生学习西洋史课程当成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练习。”(《历史学系概况》，《清华暑期周刊》1933年迎新专号)吴晗在清华读书，蒋廷黻是直接授课老师，他的这些主张，对吴晗自然也会产生影响。另外，吴晗的好友，当时已经是教授的张荫麟，对吴晗也很有影响。张荫麟文笔清新，思想活跃，写历史文章不主张过多引用原文。他的学风，也很受吴晗欣赏。

由上可知，上世纪30年代，吴晗在接受胡适治学道路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陈寅恪、蒋廷黻、张荫麟等人治学方法的影响。同时，由于他博览群书，喜欢读报，也受到刚刚在史学界流传的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这些影响使吴晗在抗日战争中逐步改变自己的历史观；并在40年代以后，以历史研究作武器，激烈抨击国民党独裁政府，他的历史杂文在昆明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3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其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看，不外有三种：一是旧史学还根深蒂固，这股势力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都是和传统史学一脉相承的；二是所谓“新史学”提出仿效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部分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史学；三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这只有少数进步史学家在进行探索，并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果。吴晗的历史观，基本上属于第二类，即所谓“新史学”。但某些方面开始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最能说明吴晗当时历史观的是，1935年4月30日他为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写的发刊词，在这个《发刊词》中，吴晗宣布：“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就是吴晗提出的“新史”的主要含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史学》专刊发表的文章大多是研究农民、农民战争和匠户的，研究帝王将相的文章为数很少。这多少包含一些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认识。

但是，研究对象的转移，尽管在当时属于进步的潮流，但它却不等于已经是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了。吴晗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由于幼年时家境困难，我自然对农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无论是我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那时候还根本不知有马列学说，还有1932年写的《明代之农民》、《明末的仕宦阶级》和1947年的《朱元璋传》，对农民痛苦总是详言之，对农民革命是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段话说明吴晗对农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深刻的同情。例如，在《明代之农民》一文中，就尖锐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文章指出，“科敛之害，甚于虎狼。”农民除向国家交纳田赋和服力役之外，“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要受四种甚至五种的剥削。”吴晗同情农民，但农民的出路何在？他并不知道。就在《明代之农民》这篇文章里，他在详尽地阐述了农民的痛苦之后，却写了这么一段话：郧阳一带多山，地界湖北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广土，山谷厄塞，林著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至多，无所禀约束，从此不再有任何压迫，也不再有任何负担，自耕自食，真是农民的理想生活。

其实，在封建社会里，经常出现这种农民逃匿山林的现象。这些逃匿的农民，即使暂时安定下来，为时也不会长久的，外来或新产生的地主，照样会来压迫、剥削他们。那种“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在封建社会是不会出现的。这说明吴晗虽然同情农民，却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规律，自然也不可能替农民找到一条摆脱困苦的出路。到1940年以后，吴晗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在困难当头，专攻支离破碎的考证是没有用的。当他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时，也就把研究历史和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昆明的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40年代，吴晗在《论晚明“流寇”》一文中，就不再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有“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地主阶级利用他们所有的财力，和因此而得到的特殊政治势力，加速地加重地剥削和压迫农民，吸取最后一滴血液。农民穷极无路，除自杀，除逃亡以外，唯一的活路就是起来反抗，团结起来，用暴力推翻这一吸血鬼集团，以争得生存的权利。”所以，他认为，农民起义，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结果，是“政府的上下当局所造成的”。对农民出路的认识，说明吴晗已经初步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了。

吴晗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朱元璋传》，这部著作最早胚胎于1943年写成的《明太祖》一书。吴晗后来在《朱元璋传》自序中说：“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就不免“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皇帝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当然，吴晗对朱元璋晚年的一些做法也是很厌恶的。但是，吴晗后来在改写《朱元璋传》时，对这个元末农民领袖、又是维持二百多年统治的明王朝开国皇帝还是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他指出：“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从《朱元璋传》的前后版本的演变可以看出，吴晗不但是在努力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而且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开始被他用来研究历史和分析历史了。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在我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倡议出版了谈迁的《国榷》，主持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历史舆地图》的改绘工作，并写了大量的历史杂文。特别是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共出版了二百余种。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吴晗奔走呼号，他说要把历史知识“普及给全国人民，要使人人懂得点自己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论历史知识的普及》，《文汇报》1962年3月27日)应该说，这套小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吴晗的一生，是不断进步、不断跟随历史潮流前进的一生，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吴晗是个爱国主义者，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思想急剧变化，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尽管在这期间他思想上经历了痛苦、彷徨的阶段，但是，当他加入民主同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之后，就阔步前进，义无反顾，坚决站在人类进步事业一边，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可靠朋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改造世界观，终于成为一名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者。吴晗所走的道路，是一条不断战胜旧时代的思想政治影响走向新时代的道路。吴晗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是革命者的道路。

吴晗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无论读书、做学问，无论担任什么工作，他都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在旧中国他为读书、做学问奋斗，为争民主、争自由奋斗；在新中国，他为文化繁荣、教育发展、学术提高奋斗。吴晗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他身上汇集了中华民族许多固有的美德，尤其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贯以国家利益为重，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在十年动乱中，吴晗却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大冤案。历史已经宣判了“四人帮”的破灭，吴晗的道德、文章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珍贵的一部分，彪炳千秋。

苏双碧 2009年7月于沙滩

转自 光明日报 2009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