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机缘巧合入航天

吴北生１９２９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小职员家庭，祖籍江苏常州，因此得名北生。高二时，一本介绍清华大学的小册子让吴北生下定决心要报考清华大学。但为了万无一失，他还报考了燕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四所高校。在一场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中，吴北生聪慧的头脑与扎实的基础显现了出来，一下子被五所高校全都录取。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心仪已久的清华大学。

１９４８年９月，吴北生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专业学习。时值北平解放前夕，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见证了北平的解放。

毕业前夕，满怀着为新中国建设献身热情的吴北生，投笔从戎参了军，在西北军区司令部任通讯兵训练参谋。１９５７年，吴北生被调到北京新筹建的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后来又随建制转入以研制火箭导弹为主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从此，他在航天二院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他的命运也和新中国的导弹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大胆开拓新领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苏联撤走援助专家，中国的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工作困难重重，他作为研究室技术副主任，参与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控制系统的方案设计，和同事们一起进行了艰苦的攻关。首发飞行试验的失败曾一度使他们情绪低落，但经过细致的分析和改进设计，他们又迎来成功时刻。

经过工作实践的锻炼，勤于思考的吴北生，思维的触角已经开始往新的领域延伸，很快由一个初入门者成长为中坚力量，在航天事业中留下自己的足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发射雷达标定卫星和组织观测试验的建议，在此基础上主持设计研制了实践二号乙卫星，与实践二号、实践二号甲一起发射成功，成为我国卫星发射史上有名的“一箭三星”中的一星。同时，他还组织实施了由两部大型预警雷达和多个光学卫星观测台、站参加的全国联合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第一次进行雷达卫星标定实验和对外空目标的监测预警研究试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他担任了地空型号组的副总设计师。之后，他又担任我国第二代地空某型号第一副总设计师。

８０年代中期，他被任命为某型号防空导弹的技术总负责人。他与总指挥一起带领队伍，开始了研制之初的技术攻关工作，最终突破了几大关键技术。正当型号研制顺利开展的时候，已年逾花甲的吴北生又担当起了一个新型号的技术负责工作。他和总指挥一起组建起了新的队伍，带领大家三年突破四重关。他将型号比喻为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到慢慢成长，倾注了无数心血。

六十大寿，本应是对着满桌佳肴接受祝福，然而吴北生这个大寿却过得不寻常。当时正值一项重要的演示试验期间，吴北生和其他技术人员一样，坚守在茫茫戈壁滩上，没有蛋糕和美酒，只有发射前的紧张气氛和焦急的等待。然而第一发就“很不给面子”，发射前测试就出现了故障。吴北生暗自咕哝着：“真怪了，关键时刻怎么会出现问题。”本来有高血压的他，血压立刻升了上来。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开始和技术人员一起分析数据。经过判断，他顶着风险做出决策：采取紧急措施改打另一发。第二发打得很漂亮，并且打出了验证精度的好成绩。弹道划出的美丽弧线就是献给他生日的最好礼物。

在同事的眼里，吴北生就是这样，自己的很多事情都抛在脑后，记挂的只有工作和试验。有一次进试验场前，已年届七十的吴北生患了病，身上长了很多疱疹，无论是坐是卧，都疼痛不已，如果感染还会有危险。当过医生的老伴还有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去，但家里再舒适的床他都躺不住，试验场的事他实在放心不下。当吴北生坐了几天的火车到达基地后，同事们看到强忍病痛微笑着的他，大受感动。

古稀之年仍执著

吴北生现在已是７６岁的老人，但他在退休后的十多年里，仍然活跃在技术研制一线，仍然像其他人一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甚至还与年轻人一起加班加点。出差、开会，坐火车深入戈壁滩试验场，亲临现场分析数据是吴北生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吴北生在同事中极具亲和力，不仅因为他精湛的专业知识，更因为他对事业的孜孜以求和对名利的淡泊。“型号队伍里无论老少，吴总都喜欢和他们讨论问题，听取意见。谁生病了，他也记挂着，亲自去嘘寒问暖。分房子、评职称，他都主动让出，都让了好几次了。”同事如是说。

国家科技进步奖、航天部科技进步奖、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航天创业荣誉证书，这一个个耀眼的荣誉，在采访中他从未提及。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里，他谈到：“我所看中的不是获得的各项奖励，这是改革开放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奖励政策的体现。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在那些为反击外国封锁、扬民族志气、夜以继日艰苦攻关的岁月里，一代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只求奉献、不讲名利、团结拼搏、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这正是他自身真实的写照，也道出了吴北生的大家风范与作为老一代航天人的真挚情怀。

（原载《中国航天报》，作者韩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