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金南，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研究员（二级），国家环境规划与政策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农工党中央常委、农工党中央生态环境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第一批百千人才工程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共中央直联专家，获中国青年科技奖等多个荣誉称号。

北京市北五环外的春华路南北两侧分别有两家与“环境”有关的单位：路北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路南有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前者是王金南曾经的工作单位，侧重开展创新性、基础性重大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后者是他目前的工作单位，主要为国家环境规划和管理决策提供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科技支撑。

单是从工作单位，就可以初步判断出王金南的工作领域。他是一位致力于环境规划与影响预测研究的专家，在建立我国环境规划与预测理论方法体系、制定国家和区域流域规划以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国家重大环境规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1、求学

清华大学给了他严谨求实的精神财富

王金南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的一个村庄。198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是当年武义县考进清华大学的两名学生之一。

环境工程在当时不是热门专业，环境保护也还是很新鲜的概念，可以说，王金南是偶然进入了环境工程专业学习。也许是对家乡青山绿水的情有独钟，也许是因为父亲曾经做过护林员，王金南对这个专业没有感到陌生。

以优异的成绩结束本科学业后，他又主动选择攻读环境工程硕士学位。在学习的过程中，王金南意识到，国家政策的研究与实施对环境保护的贡献要比单项治理技术的作用更有影响、更强大，是真正从全局、宏观角度改善环境问题的手段，于是他对管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王金南同时学习了经管学院很多课程，在管理学和环境政策的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精力。

这段时间的学习，让王金南把“ 工程”和“ 管理”两种知识和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后来的学习和工作证明，这两种专业背景的结合，成为他的独特优势，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清华大学严谨求实的学风，也给王金南带来深入骨髓的影响。“清华大学的钱易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王金南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受清华老师影响的故事。

2006年，已经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的王金南，以同等学力的身份重新回到母校攻读博士学位。他想请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做他的导师。

钱易最初答应了王金南的要求。在王金南把论文发给钱易之后的一天，已是晚上九点多了，钱易给王金南打来电话，说“我不能给你当这个博士生导师，因为你的论文我基本看不懂。”钱易老师认为由于专业上的差别无法指导王金南接下来的学习。

钱易实事求是的作风给王金南带来了很深的触动，虽然最终没能成为钱易的学生，但是却影响着他之后对待工作、对待生活的方式。

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学位，王金南在清华大学学习长达10 年时间。可以说，无论是专业上所学到的知识，还是清华人代代相承的实干精神，对王金南的影响都是不可磨灭的。脚踏实地做事，严谨求实治学，是清华留给王金南的宝贵精神财富。

2、建树

国家重大环境规划主要设计者之一

“我们的工作与纯粹学术研究有所区别。工作是否取得成效主要看编制的规划是否被政府采纳与实施，能否服务于政府尤其是国务院决策。”现任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的王金南，其工作内容与环境规院的职能密切相关。王金南说，他将自己较为满意的科研成果分为规划编制和政策设计两大类。

可以说，成立于2001年的环境规划院就是为“编制规划”而生。环境规划院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承担国家中长期环境战略规划、全国环境保护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等专项规划、流域区域和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等理论方法研究、模拟预测分析、研究编制拟订、实施评估考核等技术性工作。

王金南在中国能源模型论坛上发表演讲

比如，环境规划院编制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目前正在编制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完成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专项规划；还编制了《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等一些区域性规划。

在环境规划院居于领导层的王金南，在编制这些重大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家重大环境规划主要设计者之一。

2015年环保部宣布，我国将再度重启绿色GDP 研究，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将从GDP 总值中予以扣除，以全面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

国家绿色GDP 核算体系该如何建立？作为行业领军人物，王金南提出基于“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两大领域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建立基于3大产业、39个工业部门、30个省、660县市的中国经济核算技术以及环境污染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体系，制定基于虚拟治理、环境恢复和环境退化“三成本”的核算技术指南。

他首次牵头开发了核算软件系统，完成了国际上第一个连续11 年的国家绿色GDP 核算报告，得出了11 年30 省市区GDP 污染扣减指数和环境退化指数。全国环境退化成本占GDP 比例为2.66% 至3.85% 。该研究成果被《Nature》和《Science》引用，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为中央决定提供了数据支持。

王金南牵头负责的政策设计，不仅仅是绿色GDP 核算体系，还有环境税收、生态补偿、排污交易、排污许可证等政策设计与应用研究，也都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得到重视。而每一项政策设计背后，都有坚持了十多年的研究作为基础。

“政策设计出来是要用的。”王金南说政策设计是一项难度很高的工程，设计方案要能落地实施，就需要考虑到实施中各方面问题。对现有政策、管理体制、现状不了解的话，根本无从设计。经常要以研究人员身份做独立调研，以获得较为真实的信息。遇到跟经济利益挂钩的政策设计，还需要能够识破虚假数据的慧眼。

3、观点

研究成果转化为环境生产力更有价值

王金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相比纯粹学术研究，为决策管理提供支撑的研究更有价值。

这种认识的产生有一个过程。

1988年，王金南硕士毕业后来到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管理研究所工作，直至1999年3月。这个时期，他基本是依据自己的兴趣做些学术研究。如同很多从事纯粹学术研究的人看法类似，那时的王金南不是很看重对服务于决策管理的研究。

1999年的一次角色转变改变了王金南的看法，这年3月，他开始担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环境规划研究所是王金南目前所在的环境规划院的前身。当时，环境规划研究所的职责是为国家“十五”环境保护规划提供决策支撑。自此，王金南也从纯学术研究转变为向管理决策提供支撑和服务。

“接触新工作内容一段时间，发现将研究内容变成环境生产力，变成决策管理需要的、在全国推广的方案，真是感觉很难，比单纯写篇论文难多了。因为需要综合考虑体制、社会、经济、技术等多种因素，才能得到相对科学的方案。”回顾过往，王金南深有感慨。

因为与纯粹学术研究的不同，在团队工作中，王金南经常向同事强调一个观点：在政府决策之前，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把基于研究的建议，与政府部门不同的观点、想法都讲出来。在决策过程中，还可以充分地将自己意见表述出来。但在决策之后，主要负责解读工作，此时再提不同见解意义不大。

对环境规划工作，王金南有着深切的体会。“任何一个时期的规划，都是该特定时期治国理政的体现，也是人民群众对环境诉求的反映。它需要一种从学术或者科学的角度将规划的方法、目标和任务说清楚，但又不是纯粹的学术内容。”

“搞环保的人特别容易环保主义者，环保至上。但任何一个环境问题，都是立足于特定现实，我们需要将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公众诉求做一个平衡决策，总体上是要求效益大于成本。”王金南说，世界范围内对一项环保政策的评价标准是，强调政策对环境质量的贡献，就是这项政策实施后，能否对改善环境质量、改善民众身体健康做出贡献。

环境保护在当下社会的关注度日趋增高。在王金南看来，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环保方面的差距表现之一是，公众的环境诉求与公众的环境投入反差很大。

“每个人都有环境诉求，希望有蓝天白云、清洁的水源、干净的土地，但是真正愿意为此支付成本的人太少了。”王金南举例说，我们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个空气净化器，可如果让汽油每升涨一毛钱，把这一毛钱抽出来建立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基金，或者去支持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河北治理大气污染，却会遭到很多人反对；我们愿意用相对高的价钱买纯净水过滤器、桶装水，却不愿意出点小钱或者更多的钱用于污水治理。

“大家会认为这些都是政府的责任，可世界通行的理念是‘使用者付费’。只有当每一位公民都把自己当成环境的建设者，环境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王金南说。

4、建言

写信给陈竺主席建议农工党中央就雾霾污染展开调研

2007年，在农工党中央原副主席、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的影响和推荐下，王金南成为一名农工党党员。

在农工党提供的参政议政平台上，他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尽可能地多做实事，对农工党的贡献不只是直接参政议政，还为农工党参政议政人才队伍建设付出了诸多行动。

“重霾之下，人民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谈何健康中国！重霾之下，天空被灰霾所笼罩，谈何美丽中国！重霾之下，连呼吸都不畅通，谈何幸福中国！”2013 年全国两会上，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何维在全国政协大会上铿锵有力的发言得到了极其热烈的反响。

这份发言可以追溯到王金南写给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的一封信。

2013年1月，正值北京人大代表会议期间，全国有130 万平方公里受到雾霾影响，这次的雾霾污染堪称污染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污染程度最重的一次。

彼时，王金南正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参加会议，首都被浓郁的雾霾包裹着，而当时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雾霾未有提及。忧心环境保护的王金南，会议一结束就给陈竺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农工党中央立即展开调研，关注灰霾污染对健康的影响，采取措施治理大气污染问题。

农工党中央收到信件后随即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并开展若干次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建议，得到中共中央领导批示，推动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出台。

农工党中央在调研过程中对医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雾霾期间医院门诊就诊人数同比升高百分之二十多，雾霾污染对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后又经过多方调研，最终促成了2013 年全国政协大会上何维代表农工党中央的发言。

这可以说是农工党中央参政议政历史上有分量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王金南也非常重视农工党的人才建设。在农工党多次会议上，他都强调“参政议政质量提升的关键是拥有一批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专业人才”。

在第九届中国环境产业大会上发言

有思有行。务实的王金南给自己定了一项任务：尽可能将更多的专家发展成农工党党员，特别是生态环境领域的。

在王金南的办公室，放着一个装有农工党党章宣传册的袋子。每逢出差，王金南就提着它，遇到合适的专家学者，就拿出党章宣传册给他们看，推荐他们加入农工党。事实证明，此举收效明显。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一位副院长，就是因为王金南的介绍选择了加入农工党。

无疑，这为农工党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建言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记者手记

作为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王金南是否选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记者发现，以环境科学为业的他，把绿色环保当成一种专业素质。“低碳”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的生活和工作。

在王金南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一个用废弃纸张的边边角角做成的备忘录；翻开他的文件夹，很多文件所用纸张都是“双面使用”。有一次，王金南还利用已用纸张的背面，给环保部部长汇报工作，并特别注明“请部长包涵，保护环境用双面”。

记者不由得想起，民进的主要缔造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曾将一个写有文字的旧信封的里面翻转过来，重新制作成新信封，寄信给朱德。虽然这是老前辈们艰苦朴素作风的体现，也是当时物资紧缺的写照，但节约利用资源在今天，仍有积极的环保意义。不管身居要职还是普通公民，如果大家都追求环境保护，美好的环境将时刻伴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