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乃洪（77级化学化工）
余乃洪，1978年2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进入武汉钢铁学院化工系任教，1985年进入武汉市化工设计研究院从事设计工作；1994年至今在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从事技术及管理工作，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环境工程一级专家。武汉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中国生态经济学环经济专业委员会理事。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来到湖北麻城白果区夫子河公社插队。
当时，我们点上有五个知青，大家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农村认真干两年就能招工回城当一个工人。1975年武汉实行了“顶职”，两个知青顶父母的职回城当了工人，送他们走的时候我哭了，我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儿，¡¡后来又有一个男孩当兵去了。我们点上只剩下我和一个男孩了，这个男孩大学毕业后成了我的先生。1976年我们点上又来了5个知青。
那几年，我一直在努力着，是县里的先进知青，但招工、招工农兵大学生都没有我们的份，我依然看不见自己的前途，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最爱的事就是读书，可在那个年代报纸都很难看到，哪有书读啊！有一天，带队干部给我们知青点送来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包括医学、天文气象和数学。于是，晚上我经常在煤油灯下·看这几本书，后来就À着我的先生一起做数学题。
当一本数学书中的题目快做完的时候，1977年的10月21日，广播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在那信息、交通闭塞的山村，我们不知道具体政策，仅知道可以通过考试来争取上大学的机会。但这毕竟在我们迷惘的心中照进了一缕阳光，我们兴奋着、希望着，纷纷回城寻找复习资料。
那时想找复习资料很难很难，已经十一年没高考了，谁知道会考什么呀？而且各地、各校的教学程度参差不齐，真要准备高考了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也不知道自己该考文科还是该考理工科。当时我的父母坚决主张我考理工科，同时为了能回城，全家人一致决定：考最好的工科院校。那时我们还不敢在家里多待，生怕到时候考试过了关，还需要贫下中农鉴定，要是在这儿不过关那不惨啦？所以匆匆收集了一些数、理、化的复习资料就返回了农村。
回到农村不久，父母给我寄来了一套政治复习资料。那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收集、整理，母亲一笔一划书写而成的。这套几十页的资料中的不少内容，当年的高考中都考到了。可惜当我匆忙奔向大学时，不知道把这珍贵的资料收到哪儿了。当时，我和家中的书信往来一次就需要半个月的时间。父母把资料寄到我们大队，我还没看到就被大队小学的老师拿去传³了。
那时，我在大队林场喂猪，白天把猪赶到山上去放的时候就抓紧时间看看书。晚上就和我的先生一起在他的房间里复习做题。当时我插队的农村没有电，煤油也要计划，拿钱都买不到。为了更好地照明，我用硬壳纸给煤油灯做了一个罩子，里面衬上一层当时高档香烟里的锡纸，这样桌上就有了一圈更明亮些的光环，我们就面对面地坐着复习到半夜。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叫醒先生，开始背功课，到了出工的时间就得去干活了。
那年的高考是在12月初，11月的山区夜晚已经很冷了，林场的人对我们不错，每天晚上就把做饭烧过的灶灰给我们装上一盆，让我们放在桌下取暖。一天晚上，我复习完了回女生房间睡觉去了。我的先生睡觉时搭在被子上的棉袄掉在了火盆里，他被浓烟呛醒后才赶快把火扑灭。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堂屋里一片狼藉，吓了一大跳，好在没酿成大祸。可是先生的棉袄没有了，那年12月，他穿着大队救济的破棉袄走进了恢复高考后的考场。
临近高考前，我们下放的挂靠单位组织了一些老师来到夫子河给我们这些知青进行辅导，通过辅导和交流，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虽然我已不记得这些老师的姓名，但我在心里一直感谢他们，感谢我们最后一任带队干部。
1977年湖北地区是先报志愿后参加高考。我们到夫子河中学去报名参加高考，拿着那张报名表，居然没有人给我们解释如何填志愿，只看见表上有三个志愿栏，下面还有备注栏。我们清河大队就只有我和我的先生两人去报名，为了能离开农村，我们只填了两个志愿，在第三栏里填上了服从分配。因为当时有“南交大、北清华”之说，他的第一志愿是上海交大，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
我们所在的清河大队林场，到夫子河中学要步行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所以考试时必须住到夫子河中学去。高考的前一天（好像是12月5号），一大清早我和我的先生就挑着稻草（打地铺用的）、被褥和米下山了。到了夫子河中学才知道学校没有住校的宿舍，他们在周边农民家借了些房子安排远道的考生。我们大队只有我们两个考生，就给安排了一间房间，又阴又暗，我们两人没法住。
幸好此前认识的一位妇女队长家就在学校附近，总算解决了晚上住宿的问题。
由于高考的作息时间和农村的作息时间不一致，拿钱也没地方买吃的，需要有人给我们做饭。我们大队只有两个考生，就没有派人前来。好在六大队的考生多，有妇女主任带队做饭，正好她是我的一个老乡朋友的姐姐，我赶紧拿着米去找她，在她那搭伙做饭。我的先生又跑回我们大队部去炒了一盆藕片、一盆腌菜，以解决三天的吃饭问题。高考期间时值寒冬腊月，一盆藕片、一盆腌菜我们吃了三天。晚上我和妇女队长的女儿睡在一张床上，先生和妇女队长的儿子睡在一张床上，我们都没有失眠，在那种条件下倒也真的吃得饱、睡得香。
第二天，我们走进了考场，开始了人生路上第一次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的一搏。至今还记得当年两道最难的数学考题，却不记得自己走进考场的心情，好像非常平静、非常清醒，除了做题什么也不想。当年的考题与今天相比是简单多了，可有些题目自己从未见过，完全是靠在考场上的镇静，发挥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地解出来的。中午我们没地可去，就坐在地上晒着太阳，和先生俩一问一答地背着政治、数理公式，没有鼓励、没有安慰，也没讨论考过的内容，只是默默地为下一场考试积聚着力量。
没多久，初取通知书到公社了，我们公社一共初取了十二个知青。我们当时的幸福感是真无以言表的，不管最终能不能上大学，我们总算看见了希望。我们到公社集中去区里体检时，有个男孩告诉我：“我真有范进中举的感觉！”
去体检的路上，有人告诉我：听说女生体重要达到一百斤才能过关，你捡块石头放在兜里吧。我当时很瘦，肯定没有一百斤，可又不敢放石头在身上，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于是，我穿着所有的衣服连围巾都不取走。上了磅秤，那位大夫倒也不错，并没仔细看就在体检表上写上了“100”，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们不知道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招生还要不要政审和贫下中农鉴定，体检后我们都又回到自己所在的知青点像往常一样劳作，开始默默地等待。
春节前知青们都回家了。回家后，奶奶给我做了一件丝棉袄，外婆给我做了一条驼毛棉裤，她们都在心里祈祷着我能考上大学，为我准备着行装。
永远不会忘记1978年2月17日那一天。早晨我和母亲一起去汉口看奶奶，奶奶和姑姑一起住在姑姑工作的小学里。到了奶奶家，刚吃过中饭，学校门房就喊姑姑接电话。一会，只见姑姑一路大喊跑回来：某某上清华了！某某上清华了！我们一起在房间里欢呼起来！原来上午挂号信就送到我们家了，是我小妹妹签收的，还没拿进家门，就被邻居们拆开了。我和母亲赶紧往家赶。一走进家属区就有很多人对我们指指点点，那毕竟是在整个大学家属院里收到的第一张录取通知书啊！在那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口口相传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全家人都很高兴，但最高兴的是我父亲，因为几年来，没有能力把他心爱的女儿从插队的农村弄出来一直是他心里的包袱、心里的痛。现在包袱一下解开了，怎能不高兴呢？这时我的父亲已经调回大学了，第二天，父亲带我到他原来的单位（就是我下农村靠的单位），告诉知青办的人，我要上清华了。一方面是要赶紧回农村去办手续，一方面是要让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分享他的快乐。我先生的家就住在那个单位里，我去了他家，把喜讯告诉他。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他听到我被清华录取时他是怎么想的，我只顾着自己高兴，其他的什么也不顾了。
2月19日，我和同学到我毕业的47中去了一趟。一进家门，外婆说：你猜谁来了？我一看先生笑咪咪地在我家坐着，看见我他拿出了上海交大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就那么面对面的傻笑着¡¡梦想都已成真啊！
那年的正月十五是2月21日。2月22日我们随单位送知青返回夫子河的车一起回农村去办各种手续。当时，12个初取的知青中只有我们两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们一路上都不敢得意忘形，使劲压抑着自己的快乐。到公社已是下午了，我们赶紧跑回大队报告喜讯、办理手续、和老乡告别。回到林场天已黑了，我们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天一亮先生就跑公社去办理户口、粮油关系、团籍等必办手续。我和林场的贫下中农一起把行李挑到公社去赶单位返回武汉的车。那年的春节下了雪，山上的雪还没化，崎岖的山路又陡又滑，送我们的农民挑得满头是汗，一路说着祝福的话，挑了两三个小时才把我们的行李送上车。中午到了白果区，单位的车就À着我们的行李回武汉了，我们在区里办完了手续就往麻城县里赶。因为上海交大要求在2月28号以前报道，先生还要坐三天的船才能到达上海呀。
到了麻城县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先生依然跑公安局、粮食局去办各种手续，我去找住处和第二天回武汉的车票。我找到县知青办，一位大约三十多岁的阿姨接待了我，听说我们是考上大学的知青，她特别为我们高兴，给我们在县招待所安排了住宿，又带我去长途汽车站买票。那时麻城到武汉一天只有一班班车，这时已经没有第二天的车票了，是阿姨想办法说好话给我们买了两张站票。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她怕我们上不了车，还亲自把我们送上车。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心里感谢这位不知姓名的阿姨，常常祝福她好人一生平安。
1978年2月24日我们带着户口、粮油关系证明回到了武汉，结束了长达五个年头的知青生活。3月1日，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门。
（《清华人》200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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