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美旭(1962无线电)

在满心欢喜地迎接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迎来了绵阳分校搬迁回北京清华园的二十周年纪念日。记得最后一批搬迁到北京的日子是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负责最后收尾的同志在十月一日前返回北京，历时近一年的大搬迁终告结束。

二十年过去了，绵阳分校回迁的全过程仍历历在目，它之所以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和长久的记忆，那是与当时的时代反差太强有关，也与我的阅历太浅有关。仅就我经历过的事情追忆如下。

一、选派代表回京告“御状”

一九七八年四月中旬，陆大同志由北京返回绵阳分校，带来何东昌同志的一句话“北京大学分校搬回北京了”。绵阳分校党委当晚召开常委会讨论“我们怎么办？”大家一致意见是派代表回北京，向学校反映群众要求，争取将绵阳分校搬回北京，恢复无线电系。未来得及商量具体方案和途径，就在代表人选问题上发生分歧，多数常委认为李思问同志是最佳人选，他对学校情况熟悉，当时又主持分校工作，是无线电系出去的，长期在学校工作，学校派到分校来的干部，事情好办。他政治经验丰富，有深谋远虑之美喻。但是，李思问同志坚持己见，力排众议，要选我和两位教授前往，最后决定由吴佑寿、陆大、王美旭和在京的南德恒、刘润生组成代表组，承担决定绵阳分校命运的历史重任。

消息传出，在分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对代表组充满企盼。但也有好心的同志给我以忠告：你们这一去，等于太岁头上动土，案翻不了，你个人会挨整。我既受命赴京告“御状”，就考虑不了什么后果了。

分校办公室的卢锋同志通过成都军区给我们买了两张由成都飞往北京的机票。吴佑寿同志刚刚参加了北京市人代会回来，又匆匆乘火车返回北京。我和陆大同志于四月二十一日晨乘分校车队的汽车赶往成都，中午前到成都，距登机时间尚早，司机让陆教授请客，点名要去毛主席曾吃过饭的一个西餐馆，陆教授欣然应允。饭后去机场，一切顺利地回到北京，我俩进了清华大学的校门直奔李传信同志家，讲明来意后，陆教授回自己家了，传信留我与他共进晚餐。

二、找谁说理怎么翻案

我们五人代表组约定，由我与校、党委联系，安排时间向校党委和刘达同志汇报。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但做起来怎么那么难！

当时，校党委一位副书记出面接待我，很热情，耐心听我陈述，当我提出要见刘达校长时，他总说刘校长很忙，没空接见我们，有什么事与他说就可以。但找了他多次以后，给我的感觉是，他态度很好，就是不想办实事。反而劝我早日返回绵阳分校，做好群众工作，云云。在一次去人民大会堂听报告的汽车上，我向李传信同志诉苦，他则劝我性子不要太急，还送我八个字：急事缓办，快事慢办。

常规途径行不通，只好另辟蹊径。我在工字厅的工作人员中打听到刘达同志的形象和每天早上坐小汽车来上班的情况后，便每天早上老早就在工字厅门口等，看到刘达同志下车了，但总有很多人围上去谈工作，没有我说话的份。终于有一天，刘达同志一下车，我第一个迎上去，说我是绵阳分校的代表，受广大教工的委托和分校党委的派遣，有事要向您当面报告。他没有停步，边走边说，随我到办公室来。我大模大样地跟刘达同志进了他的办公室，没用多长时间，他就爽快地答应听取我们代表组的集体汇报，并翻日历，当即安排了具体时间。我望着这位慈善的老人，心中充满希望，绵阳分校的案看来要依靠刘达同志翻过来了。

三、步步遇贵人找到后盾

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分校代表组的五位同志一起到刘达同志办公室，集体向他汇报绵阳分校要求搬迁回北京的理由。寒暄几句后，进入正题，我性急，口气坚定地说：“我们绵阳分校必须搬回北京……”，不等我讲完，他站起来激动地说：“凡是搬出北京的都说自己应当搬回来……”，我也站起来打断他的话，坐在我身边的刘润生同志拉我的衣服，示意我坐下来，我偏站着冲刘达同志嚷，不礼貌地说：“您还不知道我们要说什么理由，怎么就这样武断，先有成见……。”室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他慢慢坐下来，我还站着，刘润生又拉我坐下，我才坐下了。停了一会儿，刘达同志笑着说，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急躁，常说错话，所以官越当越小。顿时气氛活跃起来，我们无拘无束地讲了几个小时，他不仅耐心地听着，还亲自记着笔记，不时插话，最后他说：“你们写个书面报告，我去办。邓小平同志已经把你们批给总参了……”要翻这个案，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回来赶紧讨论写书面报告的事，很明显，这个报告是打给邓小平同志的。应写什么，写多长，大家心里都没底。最后我提议，除了我之外，四位无线电系的老同志每人写一份报告草案，明天再议。第二天，我们在吴佑寿同志家继续讨论，除一位同志因故未写外，共有三份报告供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吴佑寿同志写得最好、最适用。在此基础上大家又补充了一些内容，报告总的精神是强调清华大学的发展需要无线电电子学科；无线电系的发展离不开清华大学的环境；如果去总参势必使这支在战斗中成长、特别能战斗的教学科研队伍散掉，对国家是极大的浪费和损失。何况当今的绵阳分校并非当初蒋南翔校长设计的战略后方——西南分校。吴佑寿同志撰写完成的报告写得很精彩，此时我才知道吴教授原来还是位秀才。当我拿着“报告”找到刘达时，他一看是手抄稿，皱着眉头说：“给小平同志的报告怎么是手写的？为什么不打印？”我刚要回答：“我找谁打印啊？这里又不是绵阳分校。”他似乎悟到什么，立即说：“打字的事由我负责，你不用管了。”

我仍然每天早晨在工字厅门口等刘达同志，看有没有什么事交办，或有什么消息。一天，他对我说，他们报告里说绵阳分校与蒋南翔校长要办的分校不一样，你们找蒋校长汇报一下，让他给你们证实证实。天哪，我们上哪儿去找蒋校长啊。我们回京后早就想找蒋校长了，可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和住址啊！现在刘达同志提出让我们找蒋校长，我当然先问刘达同志“蒋校长怎么联系？”，他说你去校长办公室问问。可见，他也不知道蒋校长在哪。

有一天上午，我在校长办公室闲坐。一位中年女同志问我：“你是谁？我怎么没见过？”我回答我是绵阳分校来的，想找蒋南翔校长，找不到，是来此打听消息的。她笑着说，你找我就行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蒋南翔校长。我正要问她贵姓，蒋校长在哪儿？她紧接着说：“我是彭云，明天这个时候，你等我消息。” 一听彭云三字，如雷贯耳，眼前这位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原北京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啊！我热烈地与她握手，告诉她我的名字，以及找蒋校长要办的事。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就到校长办公室门口等着，遗憾的是昨天光顾激动了，并未与彭云同志说清楚用什么方式等消息。正后悔呢，刘达同志的秘书来叫我，让我去刘达同志办公室。我一进门就说，我正在等彭云同志的消息，现在没空儿。刘达同志看着我也不说话，我急得只想离去，他才慢吞吞地说，你坐下，我找你就是告诉你想等的消息，蒋校长现在科学会堂的XX楼XX号（具体地点想不起来了）等你们，让传信陪你们一起去。我说你写个条给我，我好去找传信传达您的意思。他盯着我，似乎不高兴地说，就在一个院子里，写什么条子，要面对面交待。你去叫传信到我这里来，我还有话对他说。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想要不要说句道歉的话，站在那里没立即走，他又接着说，你会骑车吗？西颐宾馆不远，可以骑车去。我赶紧回答只会骑女车。他说那好办，让传信给你解决女车问题。我去教务处找来了传信，自己在院内等候，不一会儿，传信出来了，对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借女车。他去教务处借到了一辆女自行车。此时，陆大、南德恒、刘润生等同志已到。我们一个小小的自行车车队出发了。那时路上没什么车和行人，但传信骑车技术不佳，需要保护。

很容易找到了地点，是个挺大的房间，我们在前排椅子上坐下来，不一会儿。蒋校长从里面一扇门出来，径直走到我们面前，热情地与每一个人握手，并能叫出名字，原来文革前蒋校长经常来系里学习无线电技术，刘润生是他的辅导老师。当他最后走到我面前时，握着我的手说，我怎么没见过你，你是无线电系的吗？我简单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啊！都是无线电系的。”然后退到了我们相对的座位上。我们等待蒋校长先开口，他首先点名让传信先说说，传信介绍完情况后，我们简单补充几句，等蒋校长讲话。他仍像讲哲学课似的，慢条斯理地讲起原来办分校的思路和筹建过程，最后讲到绵阳分校的搬迁问题，他斩钉截铁地说：“无线电系应当搬回来，我去和刘达说。”有蒋校长做后盾，我的心里那个踏实就不用说了。蒋校长很忙，我们不再打扰，高高兴兴地骑车回校了。

四、小平批示：“同意”

刘达同志告诉我，他在中央一次会上见到了小平同志，把我们的报告交给了小平，还说了很多应当把绵阳分校迁回清华的话。让我们等消息。可是一等再等，杳无音讯，我们着急，刘达同志更着急。他不得不再次去面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我早已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了，照你们的意见办！怎么批文找不到了……我可以再批嘛，“好。照清华同志意见办。”刘达同志拿回了批文。后来才知道，原批文按公文程序送到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手上，他担心北京搬出去的高校都要求回迁，就把批文压在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没有下发给清华。

我们有了小平同志的批文后，一切如长江归大海一般势不可挡地开始了绵阳分校搬迁回京的工作。

在研究回迁人员条件时，我们与刘达同志发生了分歧。他说凡是四川户口的同志和与四川户口的人结婚的同志就不要回北京了，留在当地吧。我们认为有些干部为支援三线建设，将家属迁到了绵阳，成了四川户口，有些新教师与当地青工结婚，成了一半四川户口。以此划线，把他们留在当地，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而且学校也需要他们。我们坚持要让他们回来，最后，刘达同志说，你们能解决他们的北京户口就行，我不管了。于是我们经多方努力，最终用复转军人的户口解决了这个问题。做到最大限度地将去绵阳分校的同志及家属迁回了北京。

五、与总参四部摊牌

受刘达同志的委托，我们主动接触总参四部的同志，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们要回清华的愿望。吴佑寿同志利用与他们比较熟悉的条件多次主动联系未果。我只陪吴佑寿、南德恒等同志去过一次总参四部，在会议室接待我们的是一般干部，而负责人在隔壁屋里旁听，当然谈不出什么名堂来。他们自恃手上有邓小平将绵阳分校批给他们的批文，要求面见刘达同志，刘达同志在清华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他们。事后听说，谈话没有共同语言，谈不下去，绵阳分校划归总参。刘达同志回敬一句，我手上有小平同志的批文，绵阳分校迁回北京。对方哑口无言了。转而要求去绵阳分校直接动员教师参军，刘达同志答应了。我负责接待，并安排了以郑某为首的总参代表在分校的全部活动。首先召开全体教师会，自愿参加，有郑某作动员报告，然后自愿报名，晚上面谈，次日定案，最后结局是有近二十位年富力强的新教师被批准参军调入总参。

在那天晚上面谈时，我当然不能参加，而是陪着等谈话的同志在另一间屋内呆着，当我见到我的同学薛祖庆进来后，先是一楞，心想不能让他去，立即走向前去与他耳语，劝他千万不要去。不知他是听了我的劝告还是其它原因决定回北京了。

六、五去成都收尾和交接

绵阳分校将搬迁回北京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青义镇（绵阳分校所在地地名）、绵阳地委和四川省高教局。准备回北京的同志情绪高昂、团结一致、纪律严明、整装待发。有组织地装箱搬运回北京的物资，分期分批乘专列回北京，一派兴高采烈的景象。而留下的人中，以青工为主，思想动荡，人心不稳。我们艰苦奋斗十年建成的家园又将交给谁？用来干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

校党委指示收尾工作要紧紧依靠当地党政领导，绵阳分校党委决定由我负责收尾工作。记得我是6月23日从北京回到绵阳分校的，6月28日即同赵纯钧同志一起乘汽车去成都，向四川省高教局汇报绵阳分校搬迁回清华大学的决定。当他们知道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通行无阻，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他们询问我到成都住在何处？我说住在高教局招待所（每天五角钱住宿费）。他们一定要我住宾馆，待以上宾，使我颇受感动。托小平的福，四川同志对小平同志的深厚感情倾注到我们执行小平批示的普通人身上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至一九七九年三月，我五去成都。有一次，昼夜兼程，当天往返，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当时的路况不佳，司机要我时不时给他点烟，还要多讲话，避免打瞌睡出现不测。

最后落实在绵阳分校原址建四川建材学院。我又为四川省高教局与建材局签订协议提供资料，并代高教局履行了协议。

在搬迁过程中，何东昌同志代表校领导到绵阳分校指导工作。他乘飞机到成都，我和李思问等同志到机场迎接，然后乘分校的汽车返回绵阳分校，途中需要用餐，我们找了个小饭店，坐定后，何东昌同志要一盅酒，用火柴将酒点燃，然后把每人要用的筷子在火中烧一会儿，吹灭火焰，等酒凉一下，何东昌同志将剩下不多的酒一口喝了。使我大为吃惊，他说，这是简单的消毒方法，四川肝炎多，保证大家不会出事。顺便学了一手保健养生之道，至今记忆犹新。

到分校后，何东昌同志看到搬迁工作井井有条，很是满意。同时，他也注意到收尾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他单独征求我的意见，说你太辛苦了，需要有人帮助，你是要留下李思问还是张慕？我说，我要张慕，他有魄力、干实事……，何说，这我知道，就这样决定了，我与他谈。张慕、王景厚等同志在后勤保障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按四川省高教局和建材局的协议，建材学院只要专业对口的176人，除迁回北京的560人（包括家属外），还有424人（包括去总参的）需要我们安排到其它单位，在四个月内，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总算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完成了与建材学院的交接，在我们完全搬走前，双方共同维持分校的运转。

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最后一批搬迁专列从绵阳火车站徐徐开出，次日下午到达北京。我和家人也同车返回北京，结束了绵阳分校的搬迁工作。最后收尾工作由张慕、薛保兴、黄云森三同志负责，处理未尽事宜。

（文稿选自《电子系建系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电子系副主任、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