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殿奎（1964精仪）

金黄季节今又是，已有五十清华龄。历史长河一滴水，弹指一挥人一生。我是1958年秋季入学的，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已有50年“清华龄”，回首半个世纪，我无愧于五十清华龄。

金色的季节激动的心

秋天，稻谷金黄，瓜果飘香，是个令人喜悦的季节。邮递员将喜悦送到了我家——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是1958年初秋的日子。

我收拾行装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当我满怀喜悦走出北京前门车站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鲜艳的印着“清华大学”四个大字的红旗。红旗下面，几位接站的同学热情地把我们送上汽车。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首都，当汽车从前门向北行驶时，第一眼看见天安门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让我这样一个穷苦的孩子有机会进入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我一定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汽车开进南校门。迎面从两旁的大树上拉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醒目大字是“欢迎您，未来的工程师”。一句话点燃了心中的火，我决心从此勤奋读书，使自己成为对国家建设有用的人才。当时，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我们都从心眼里响应。新同学进校，自然要相约到处走走看看，特别是要看看朱自清《荷塘月色》原址，看看纪念闻一多的“闻亭”，还要看看“三一八断碑”，先师伟绩激励我们奋发进取。

火红的岁月火红的心

走进清华园，正值我国“大跃进”的年代，不久，我们就投入了火红的战斗。当时，全国正在为实现钢产量突破千万吨而奋斗，我校师生自然要和全国人民同呼吸同命运，也“请钢元帅升帐”，为1070万吨而战。全校师生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我和几位同学被分配到大高炉倒班炼铁。我们的手脸和衣服都被铁矿石染成了红色，我们决心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炼出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有一次，一座高炉的炉壁剥落，我们也顾不得炉膛的高温，立刻钻进去修复。那时，到底是青年人，每天大炼钢铁累得够呛，然而下班后，“满面红光”像关云长一样，还跑到荷花池去溜冰。

那时候，高年级同学都在向科学进军，搞科研人手不够，我被分配到金相车间参与钛制取的研究工作。为了从钛的氧化物中提取纯钛，高年级同学正在用玻璃蒸馏器对钛的氧化物进行分馏，急需有一种可靠的加热分馏设备。我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在高年级同学的支持下，自己动手，用耐火砖做炉体，用陶瓷管做炉膛，用镍铬丝做加热元件，制作了一台加热分馏炉，得到高年级同学的好评。纯金属钛和纯金属锆，球墨铸铁和输油管道等，都是那时候我们配合高年级同学一起研究开发的。

饥饿的日子勤奋的心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我国陷入了经济困难时期。每人每月定量30斤，还要节约2斤，喝玉米糊，吃“小二黑”。据说那是从加拿大进口的什么面粉，做出的馒头呈褐色，二两一个的馒头又小又黑，大家就叫它“小二黑”。系里和班里还组织学生挖野菜，让食堂加工做熟，还用水池养小球藻。

营养不足，学校设法减轻学生负担，要求同学多休息，政治活动什么的没有了。于是，我们都一心读书了。大图书馆、近春园、东北部尚未建筑的荒草地，都是我钻研复习功课的好场所。可能是营养不足（每月除“节约”上缴外，还要给父母和弟弟寄去粮票）加上用功过度，我患上了肝炎。那是五年级结束的暑假，我在校医院住了一个半月。开学上六年级了，这是最后一年，功课无疑是很重的，如果肝炎累犯了，不但最后这一年坚持不下来，而且复发后的肝炎更不好治，因此，医生护士、老师同学都劝我休学，但是我没有接受劝告。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十分关照，那年冬天，在去上海实习的列车上，何崇熙同学把折叠凉席给我铺在座位下地板上让我睡，在实习过程中，赵秉杰同学像个护卫总是跟在我身边照顾我，戚康男老师时刻关照我休息，就这样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和爱护下，我坚持到毕业。

祖国的召唤跳动的心

水木清华寒窗六载，历经磨练终于毕业了。我听到了祖国的召唤，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去建设祖国、为人民服务。

1964年7月31日晚上七点半，我们清华大学2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和北京其他高校应届毕业生一起，在工人体育场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们以往届毕业生的事迹为榜样，联系实际进行了热烈讨论，明确了人生的目标、道路和价值。我想，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与工业的迅速发展，多与军事装备的需求有密切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日两国科技与工业发展的“催生剂”，也是苏、美两国科技与工业发展的“助产婆”，因此，我立志为我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毕业生填表可以填写五个志愿。在第一志愿栏里，我填的是国防科委单位；在第二志愿栏里，我填的也是国防科委单位；在第三志愿栏里，我填的还是与国防紧密相连的五机部。当时，北京市要我们专业毕业生10名，我的对象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专业教研组党支部照顾我留在北京，但是，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思想支配下，我毅然决然地要求到国防科委去工作。很幸运，经过审查，我被国防科委选中了。我不顾自己身患肝炎刚刚恢复，便到了新疆戈壁大漠上去奋战。

恶劣的环境奉献的心

从1964年到1969年，我参加了我国大规模的原子弹、氢弹试验，包括地面爆炸、空中爆炸、导弹运载核武器试验。核试验场区在罗布泊北面那片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上。在这块“生命禁区”，我经受了恶劣环境和艰苦生活的磨励，经受了核爆炸光辐射、冲击波、贯穿辐射和放射性沾染的生死考验。

在原子弹、氢弹爆炸试验测试中，我肩负的任务是测试核爆炸的实际当量和实际爆心方位。核武器的杀伤破坏力主要是通过光辐射、冲击波、贯穿辐射和放射性沾染的作用而达到的。这些作用的大小，与实际当量大小和实际爆心方位有关。在核试验中，各个参试单位的效应物数以万计，光辐射和冲击波等对这些效应物的作用如何，与实际当量大小和实际爆心方位有密切关系。核爆炸的当量越大，爆心越近，对效应物的作用就越强。所以，实际当量和实际爆心方位的数据是最基本的数据。我在核爆炸的实际当量和爆心方位的测试工作中，创造了当量和爆心方位的速报设备和方法，还设计了摄影经纬仪等测试设备，荣立了作业组二等功。

平凡的工作赤诚的心

大规模核试验终于成为历史。1969年末，我被“复员”到地方，被安排当了工人，后来又改作技术人员。不论干什么，我总是想着不能玷污了“清华”二字。在那些岁月里，钻山沟打山洞搞战备也好，去农村当工宣队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好，到省城办工业展览会打杂也好，在车间里当工人干活也好，我在自己的“三分地”上勤奋尽力地耕耘，每当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时，人们由衷地称赞说：“到底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觉得这才是我所期望的结论，因为人们称赞的是“清华”。四十多年来，我牢记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心里时刻想着为清华争光，始终不渝地沿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引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