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朱森林（1948－1949社会）

2008年12月，在纪念清华园解放60周年的时候，我翻阅了在清华短暂的一段经历的资料，其中，“春泥”团契的契友们给我18岁生日的贺信是最为珍贵的一件。

朱森林学长

“春泥”团契契友们写给朱森林的生日贺信

先要说说这封信的由来。

1948年9月，由上海清华校友会组织，我从上海乘船到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系求学。从天津塘沽上岸，就有清华同学来接，其中有化工系陈宜焜。到校不久，陈宜焜介绍我参加了“春泥”团契的活动。

当时，被誉为“蒋管区内小解放区”的清华园民主气氛很浓，社团活动很多，“春泥”是其中之一。除了上课之外，团契组织的活动有学习讨论，看一些进步书籍。如到图书馆借阅《冀东行》、《方生未死之间》、《新人生观》等书籍。讨论的问题中，有目前形势、新人生观等。记得有一次讨论，内容是美国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两大阵营的大略比较，苏联与欧美民主的比较等。有一次讨论对人生的主张：反对怀疑派、定命派，提倡服从真理、为真理而奋斗的科学的人生观。团契的活动还有唱歌、跳集体舞，唱过《学生进行曲》、《跌倒算什么》、《掀起你的盖头来》，使大家在融洽、欢乐的气氛中谈抱负、说家常。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活动，契友们建立起了很好的感情，一种团结向上的感情。所以在1948年11月4日，我18岁生日的时候，以团契负责人之一张一华（心理系）为首的几位契友给我写了非常感人的生日贺信。信头信尾的署名都用了化名，我叫“竹笋”，张一华叫“小兔”，巫宝玉叫“巫宝”，程新瑞叫“新瑞”等。

信里讲了形势：“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在日夜流，现在要生的已经生出，要死的还未死去”。意指革命即将胜利，蒋政权将要死亡。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即将开始。

信里讲了对我的期望，“如何迎接这大时代？” “殷切地期望，从今天起你能更积极地负起你的任务，充实自己，准备作一黑暗中的火把，把光明贡献人类，也希望你能够化为泥土，让新中国的幼芽长得更茁壮。”

信里对我个人的优点和弱点提出了深切的嘱咐：“你聪慧、热情、富有正义感，这是值得注重的地方。我们盼望，不要浪掷了智慧，踏实地生活，不放任自己。好学的精神，还必须有批判的目光去辅助。坚强的信念，必须与实际生活一致，才不致流于空泛、脆弱。”讲得多好啊！

这些话，它深深地、长久地印在我心里，作为启发革命激情的一种动力。

过后不久，团契负责人陈宜焜、张一华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参与了一些进步活动，如刻写蜡板，把从解放区电台收听到的消息油印传播。这期间，同是契友的龚育之也曾找我谈话，要吸收我入盟，我只好表示已有组织了。

清华园解放后，党的一些外围组织，如民青、民盟、中联等的成员回到系里编组活动。社会系一年级的编为一个组，组长是地下党员丁励松。接下来的活动是新鲜而又激动人心的：观看十三兵团政治部演出的歌剧《赤叶河》，是生动的阶级教育。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入城之时，我们从清华园乘火车到前门外欢迎解放军。随后又参加“清华迎接解放服务队”，到城里的学校做宣传工作。

解放后的清华园呈现一片欢乐的气氛，清华老校友荣高棠来校联系，送来了从解放区运来的粮食。同学们虽然吃着粗粮，心里也觉得高兴。

当时的教务长钱伟长作动员，学理工的留下继续深造，学文法的到社会大熔炉去，参加革命工作。在组织的动员和安排下，不少同学分批参加了北京市的工作，我分配到外三区搞民主建政工作，从工作组到成立街政府，又从街政府到公安派出所。宋汝芬和慕丰韵是当时外三区区委和外三区公安分局的主要领导。最为值得纪念的是，在我任派出所长时曾经带领辖区的群众参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

组织上怕同学留恋学校，说出去工作一段时间后，想回校读书的可以回去。实际上，出来参加工作投入热火朝天的革命实践以后，绝大多数人没有回校再读。

对于我们盟员的组织关系，组织上明确可以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团龄从入盟时算起。1949年5月15日，我们在北京大学红楼举行了入团宣誓仪式，成为最早的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在“春泥”团契短暂的几个月使我一生难忘，契友们的生日贺信，一直对我起着激励作用。可见那时的地下党团组织，通过热情细致的启发诱导，对同学们的思想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2001年参加清华九十年校庆时，我写过一首诗《忆清华岁月》：

“方生未死”启蒙篇，

人生价值作思辨。

情结“春泥”深款款，

革命征途始着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