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绪贻（1940社会）

1930年春天，我在湖北省立汉阳第十二中学(初中)一年级下学期读书时，班上来了两个插班生：刘后利和傅国虎。两个人都很优秀，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但两人性格不同，前者沉稳勤奋，低调执着；后者才艺超群，锋芒外露。两人一生的业迹与命运也很不一样。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经回忆了我和刘后利的终生友谊，以及他显著的科学研究成就。这里，我想谈谈傅国虎才华横溢而又委屈坎坷、令人十分惋惜和不平的一生。

傅国虎祖籍湖南湘阴傅家山，1916年10月10日出生于旧中国铁路职员家庭，与刘后利同年，小我3岁。他的父亲在平汉铁路工作，20年代末调到武汉路段，他随家迁来武汉，并转学到汉阳第十二中学。1932年，我们一同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中，3年同寝室。他是我所有交往的同学中两个最有天分的同学之一，不独各门功课都好，而且歌舞、绘画、戏剧、演讲样样在行。要说缺点嘛，就是有时喜欢出头露面，兴趣过广，专精不足。结果上高中时，被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艾毓英看中，拉他去做了些摇旗呐喊的工作，比如编杂志、组织读书会等。因为忙于这些外务，他时常缺课，尤其是很少做作业，同学们很为他担心。不过，他理解力强，记忆力好，到1935年毕业前夕，他将所有课本抱回家去复习了近一个月时间，不独轻松地应付了全省毕业会考，还出人意料地考取了许多勤奋学习的同学也未能考取的清华大学。

进清华后，傅国虎受到北平市学界和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入学仅3个月，便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在“一二•九”、“一二•一六”两场爱国游行示威中，扮演了响亮的角色。1936年3月31日，他参与抬棺游行（注：为追悼一位在警察厅狱中受虐致死的中学生郭清），为保护一位受到军警追捕的女同学而被捕，关入“陆军监狱”30天，第一次身陷囹圄。在狱中，他利用每天半小时“放茅”时间，暗中学会了唱《国际歌》。他还和同学们一道，同狱方斗争，要求给教授和女同学除去了脚镣。

回校后，他以“负括弧”笔名，在上海《论语》半月刊上发表了《系狱记》一文，被学校记大过两次。与此同时，清华进步女同学纪毓秀介绍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他还创办了“海燕歌咏团”，担任干事长，团员近200人，大家都叫他“团长”。他借鉴高尔基的诗歌《海燕》，亲自为歌咏团谱写了团歌：“海燕不怕狂风和巨浪，海燕不怕雷鸣和电光，勇往直前青年伙伴们，让暴风雨来得更猖狂。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自由幸福的理想，高歌呐喊，大家来救亡，前进前进心志坚如钢，团结奋斗，我们要自强。海燕向上，冲破阴云障，海燕抵抗，快拿出力量。起来吧！前进啊！我们为胜利歌唱。”歌咏团选择和传唱了七八十首爱国救亡歌曲，并据此编印了一套“中国歌曲明信片”。在著名民主人士罗隆基先生的帮助下，制版铅印了30多首，共20万张，寄往国内各大学的学生会。

1936年9月，我初进清华园时，在12级入学的迎新晚会上，观看了傅国虎和颇有知名度的女同学许如琛担纲男女主角的话剧《回春之曲》，他们演唱了《再会吧南洋》、《梅娘曲》、《慰劳伤病歌》等歌曲，深受欢迎，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失去联系达52年之久，我经常想念着这位聪明、能干、热情但却有些天真的老同学。1989年，我在《清华十一级纪念刊》上读到他写的一篇短文《我这53年的酸甜苦辣》，才知道我们别后他的大体行踪，并重新和他取得联系。1937年，他先到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报到，不久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这个战地服务团由地下共产党人参与策划和组织，成员中有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以及清华12级同学熊向晖等人。11月，傅国虎随服务团离开长沙，奔赴武汉、陕西凤翔等地从事宣传及慰劳伤兵等工作。1938年9月，服务团被胡宗南解散，他被派往西安战干四团任艺术中队指导员，但因不甘同流合污，潜逃兰州，曾受到胡宗南的通缉。1940年，他在兰州与原服务团护士杨崇德结婚，随即有了孩子，未能回校复学。接下去的数年中，他任中央工业试验所西北分所技术员、副工程师，被派到兰州、宁夏石嘴山、绥西陕坝等地，协助创办工厂。1946年，他应原清华同学洪同电召，到沈阳任过公用局秘书、联谊书店经理。

1948年，傅国虎回到上海嘉定县他内兄办的小型棉织厂工作，曾帮他内兄将一个酗酒、怠工、闹事、调戏女工而又在酒后闹事、不听劝告、挥拳要打厂长母亲的工人，也就是傅国虎内兄的内弟，送往警察局关了一夜。这个家伙怀恨在心，解放后伪装进步，混进革命队伍，1954年，他向军管会(注：傅的短文《我这53年的酸甜苦辣》和他1989年8月29日给刘绪贻信中，均未说明是何地军管会)诬告傅国虎在旧社会“曾以共产党工人暴动名义将工人送警察局关押”。当时地方公检法不健全，思想情绪过左，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听信了这个家伙一面之词，将傅国虎定为反革命，判刑5年。其实只要稍稍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就不会造成这一大冤案。比如，假使是“工人暴动”，怎能由一个人发起和举行呢？如果是“共产党”，怎么会只关押一夜、不经刑讯逼供就轻易释放呢？如果是“共产党工人暴动”，当地警察局为什么不派人去该出事工厂进行搜捕镇压呢？难道宁可不抵抗日寇侵略也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蒋介石专制独裁政权，这次却破天荒地大发慈悲吗？然而，在这些浅显明白的道理面前，傅国虎仍然有口难辩，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5年。不仅如此，由于他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刑满后也不让他自由就业，却强迫他留在劳改队工作。他随铁道兵参与修建鹰厦、南福、包兰、娄邵、湘黔5条铁路时，从事技术工作，多次立功受奖。1962年转到湖南的新生煤矿担任技术工作，又立功两次，并于1973年在井下抢险救人有功，才摘掉反革命帽子。直到1976年60岁时，才让他转业回到上海家中，恢复平民生活。这22年中，他除从事技术工作外，还主动给劳改工作干部们举办扫盲文化班，在劳改犯中开展歌咏、演戏等文娱活动，办图书馆，写黑板报等，都做得有声有色。

1976年，虽然摘掉反革命的帽子，但未彻底平反，他被安排在一个粮店当营业员。他不嫌大材小用，帮助这个粮店在企业管理的统计图表方面进行科学化的改进，使粮店营业大有起色，屡获奖评。直到1982年，才在钱伟长、徐煜坚等清华同学的帮助下得到彻底平反。从1954到1982这黄金般的28年，这位才华横溢的老同学，不仅其聪明才艺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反而一直生活在坎坷屈辱之中，而诬告他的那位流氓工人(也是他远亲)，却因善于钻营和投机取巧而获得“大义灭亲”的美名，参加了共产党，甚至一路攀升为某县的公安局长。我们的新社会竟然出现如此令人难解而又气愤难平之事，实在令人痛心！

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为这位老朋友感到深切的惋惜、不平和遗憾。他是一个如此才华出众、充满热情与活力的人，若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能够允许并促使所有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里生活和工作，他是一定会创建一番事业，甚至取得辉煌成就的，他的人生也会是绚丽多彩的。他的大冤案，不仅使他未能实现自我价值，也使他没有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与他的才能和热情匹配的贡献。悲夫！

2010年2月于求索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