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闯老校友骑车锻炼

我1962-1968年在工程物理系学习，今年是我们物八毕业50周年。忆昔抚今，我深切地感受到“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重要意义。

煤矿七年

1968年，我告别了生活、学习了六年的清华园，来到辽宁省北票矿务局工作，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三宝煤矿当上了一名采煤工。北票煤矿是一座老矿，煤层深、瓦斯大，主要的采煤工具是风镐。虽然在下矿前我已经有了一些思想准备，但仍未估计到井下劳动之艰辛。采煤队分早、中、夜三班倒，每班八小时，上下井再加上班前会，上一个班要化十多个小时。刚到矿那些天，一个班下来，累得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总是感觉歇不过来。多亏有清华赋予的强健体魄，我逐渐胜任了煤矿井下的艰苦劳动，抡着风镐飞转、抄起铁锹猛攉，我和采煤组的师傅一起创造了不少生产记录，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煤矿工作，不仅要能劳动，还要会休息，保持有规律的生活。井下工作时间长、环境又潮湿，容易得胃溃疡和关节炎等慢性病。为了防止胃病，我每天带饭下井，无论煤渣、粉尘也要按时吃饭；不管多累、多困都不在井下磕睡。我还每天坚持体育锻炼，把学校体育课上学的一套劳卫操改编成煤矿保健操，起床后做操、打拳，把全身的关节都活动开，用运动抗御风湿，也为井下的繁重劳动做准备。轮休日，我常去爬宿舍后面的尖山，登高望远，呼吸新鲜空气。

在矿井工作了三年之后，我健健康康地来到新的岗位 — 三宝矿中。这是一所刚从小学带帽上来的中学，学校没有开设物理课。教什么好呢？校长见我经常跑跑跳跳的，就让我教体育。体育是一门科学，需要掌握专业知识。记得在一次体育课上，一位同学对我说：老师，您的胸前投篮姿势不对！尴尬和不安之余，我懂得了要当老师，先要做好学生的道理，从此下决心认真学习、苦练基本功。几个月下来，我终于成了合格的体育教师，不但能教好体育课，还在课余带着学生跑步、打球，提出要在全校学生中培养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欢迎，三宝矿中也成了体育运动的先进学校。

在三宝矿中工作了一年之后，1973年我又被调动到矿务局的生产技术处做“煤与瓦斯突出预测预报”的课题研究。虽然已在煤矿工作多年，我对于矿山的专业知识仍然很缺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补习煤矿知识的同时，和课题组的同事一起，制作瓦斯遥测装置，测量井下瓦斯浓度的变化，检测煤体压力、强度和放射性等参量，研究煤与瓦斯突出的规律，跑遍了北票十里煤城的各个矿井。这个项目后来获得了辽宁省科学大会奖。

投身科研

在煤矿井下聊天，师傅们听说我学的是核物理，打趣地说：“等这里的煤挖完了，没准就搞地下核实验，还真能用的上你学的知识哩！”但当时我真的不敢想象，有一天还能回到自己所钟爱的专业来，继续追求“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原子能事业”的梦想。一次到北京开会期间，我拜访了当时的工物系主任张礼教授。谈话之间，他兴奋地告诉我：“周总理有批示，高能物理要上，学校已把加速器专业毕业的同学推荐给了高能所。”听到这些，我坐不住了，急急地赶到那时还在中关村的高能物理所，向人事处的同志述说参加祖国高能粒子加速器建设的向往。几个月后，我收到了高能所的调令，并于1975年10月进入高能物理所工作。同期到所的，还有一批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年轻人。我们这些经受磨炼又豪情满怀的新兵，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高能所，在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开始了建设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艰辛而光荣的征程。

在煤矿磨练七年之后重返专业科研，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立即以全副精力投入工作，努力把荒疏的专业检起来，把损失的时间追回来。多年来，我参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设计、研制、调束、运行、改进等研究工作，为使其成为同能区性能居国际领先地位的高能物理实验装置做出贡献。记得对撞机调束的日子里，我和同事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在控制室工作，一连几天都没有休息，终于按计划实现了正负电子束流对撞，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1993年我代表高能所出席在德国召开的第15次高能加速器国际会议并作特邀报告。站在汉堡议会中心高高的讲台上。对撞机建成后不久，我担任了储存环运行负责人和研究室副主任等工作，后来又担任了高能所副所长，负责加速器方面的研究和建设，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紧张的工作中，我仍然保持着在学校养成的锻炼身体的习惯，每天清晨跑步、打球，在科学院和研究所的运动会和网球、羽毛球等比赛中，都取得了好名次，有的成绩甚至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在毕业30年的时候，我曾在《清华校友通讯》上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我已经健康地工作了三十年”。那时候，我有确实理由自豪：研究所的工作十分繁忙，还担任基金委和北京市政协等社会工作，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精力总是很充沛，体检指标都正常，从来不和疾病沾边。

病中体验

可是，就在2005年初，我突然病倒了。那天所里的年终总结会结束得晚，回家后我从冰箱里拿出剩饭菜，没热透就匆匆吃了。夜里，我从剧烈的疼痛中醒来，接着是一阵腹泻，都是血便。在服药、打针无效之后，我又到清华大学附属医院挂了急诊，B超检查发现在结肠上有一个拳头大的肿块。刻不容缓，我被以肿瘤引起的急性肠梗阻送进了同仁医院，开始了长达20天的结肠癌手术治疗。一夜之间，我从所里的“健康标兵”变成了“危重病人”，在同事中也产生了“体育锻炼有什么用”的疑问。

痛苦的现实迫使我在病榻上进行沉重的反思。过去，我把健康和体育划了等号，看来有片面性。不错，生命在于运动，但运动不等于健康。在健康的诸要素中，除了体育以外，还有乐观的情绪，良好的习惯，均衡的营养和劳逸的结合等等。我有许多好的方面，譬如锻炼身体、乐观生活等，却不注意休息、不重视饮食。其中一个误区就是过分相信体能，以为能快步登黄山，能跑环城、马拉松，就是健康。还有一点，是不愿去医院检查，虽然已有症状，仍抱侥幸心理，挺一挺就过去了。就这样，从十一拖到元旦，还想拖到春节，结果既耽误了身体，也影响了工作。由此看来，身体不仅需要锻炼，也需要善待；你不善待它，它也不会善待你；忘我的精神固然可嘉，但一定要讲科学，不能蛮干。

手术后出院不久的春节假期，我又来到同仁医院，开始了第一个疗程的化疗。化疗头两天，呕吐得一塌糊涂。为了保持体力，我忍着恶心，照样吃饭，吃了吐，吐了再吃。为了让药物充分吸收，护士把点滴的速度放得很慢，通常从早上九点开始，到凌晨二、三点才做完。睡了不一会儿，我就起床到附近的东单公园跑步、做操。从第三天开始，药物症状逐渐减轻，到最后一天，体力就很好了，连白血球指标都比入院时高。从春节起，每个疗程6天，停15天，再做下个疗程，到六月初，我一口气做完了六个疗程的化疗。出院时体检，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既没有发现器官受损，也没有出现脱发或其它症状。回想起来，体育也是我迅速康复的重要因素，因人制宜的适当运动对于病人至少有这样三个好处：一是帮助康复，二是增强体质，三是提高生活质量。此外，还有心态、中药、工作、体检等，对于身体的康复都大有裨益。譬如工作，在患病的康复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开阔胸怀、增添信心和恢复健康都有益处。记得手术出院后第一天参加所长办公会，同事们都嗔怪我不该来上班，又鼓掌欢迎我重返岗位。在发病一年后的所运会上，我参加了50岁以上年龄组400米和1500米两项比赛，都取得了第一名。我在当时写的一篇短文中写道：“直面未来，我对于康复如初、重返工作岗位、至少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充满信心”。

继续实践

一件东西，一旦失去，更知其宝贵。生病使我更懂得工作的意义，学会了更加快乐地工作。以前，我对工作更多的是作为任务，“今日事，今日毕”，做不完就加班加点。现在知道工作其实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其中有着追求和乐趣，应当科学地安排、健康地工作。懂得了这个道理，我在重返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建设的第一线以后，保持规律作息、坚持体育锻炼，工作更加主动、效率也更高了。与原来的规模相比相比，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的指标更高、难度更大，同时我国的科技能力和工业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20年前我们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依靠的是改革开放中的实事求是、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通过攻关和会战解决技术难题；20年后的BEPCII，除了继续发扬团结拼搏的奉献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规矩和规律，依靠改革开放带来的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在工程团队的集体努力下，2009年7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按计划圆满完成并通过国家验收。

从2007年起，我先后担任了亚洲未来加速器委员会主席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加速器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国际学术职务，需要频繁地短期出访工作。这也对我平时的规律作息和体育锻炼带来了一些困难。为了克服时差，我在飞机上就把手表调整到目的地的时间，到达后就照常早起晨练，保持在国内同样的作息日程。我感到，早晨的体育锻炼，不仅是很好的活动，也给自己的身体提供了一个提示，就是新的工作日开始了。这样，就能比较快地调整身体里的生物钟，适应新的时间表。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访问时，我还有机会参加了那里的接力长跑比赛，锻炼身体、增进友谊。

健康的体魄使我精神饱满，感觉自己的体力和精力比50年前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依然能跑能跳、能食能眠，能够集中精力做事情。现在，我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运行与改进和未来对撞机的设计研究等，继续担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最近又受聘出任《现代物理知识》杂志的主编，为普及和传播科学知识贡献力量。在业余时间里，我仍热衷于各种体育活动，多次参加国家机关“公仆杯”网球团体赛，还为中科院网球代表队成功冲入乙组立下汗马功劳呢！比赛间隙，同队友和对手交流，谈论科学与人生的体验，也常常说起自己健康为祖国工作的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