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谢希仁*（1952）

照片中的七人既是1952年毕业的同窗好友，又是曾经同睡一张大床上的同床战友。

七位同床战友。左起：汪茂光（汪懋官）、钱圣巳、

潘德恒、王正华、任中弘、谢希仁、陆承麟。

五十年前，在我们即将毕业时，身穿朴素军装的解放军通信兵部的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孙俊人同志来到电机馆二楼阶梯教室，向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介绍军队如何需要大学毕业生，并动员大家积极献身国防建设事业。同学们听了报告后都非常振奋，因为报效祖国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很荣幸，所填写的参军志愿得到了批准。后来在8月的一天，我们电机系电讯组的毕业生共有十余人（大约占电讯组毕业生的一半）乘一辆大卡车到了通信兵部大院。我记得很清楚，一下车就看见上一届比我们先参军的张履谦学长来欢迎我们。

经过十来天的学习，我们再次进行工作地点分配。有些人留在通信兵部，而我们同班的九人被分配到解放军张家口通信工程学院。9月4日上午我们和几十位兄弟院校的毕业生一起乘火车来到张家口。当快到张家口时突然下起了冰雹，下火车时大家都感到很冷。我想，这才是9月初，以后到了冬天该怎么办？当我们被安置在通信工程学院的营区宿舍后，物理系老学长何国伟前来看望我们。在陌生的地方见到老学长格外亲切。

经过短期的入伍学习后，我们才知道在这里要集中近一年的时间学习俄文，而且要求达到“四会”，这是当时国家急需的人才。我们的集中培训计划是通信兵部主任王铮同志提出的。由于王铮同志还兼任邮电部副部长，因此他又组织了邮电部的一大批已参加工作的干部前来通信工程学院集中学习俄文。

这里学俄文的师资不错。我们的老师是个不会说中国话的俄国老先生，水平很高。由于我们在毕业前学习了一个学期的俄文，所以按程度分班时，我们班的九人都分配在快进度班。全班24人，整天在一个教室学习，王正华被指定为班长。除政治学习和思想汇报外，一律不许说中国话。这点对学习俄文很有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经过极大强度的突击学习，都初步达到了“四会”的要求。

我们班的24人住在一间侵华日军的旧营房里，这是我有生以来住过的最大的房间。屋中只有一张沿着两面墙壁放置的Ｌ形固定不能移动的大木床。每一个人分配到的宽度大约为一米左右。当时通信工程学院的物质条件较差，例如：第一，没有盥洗室。冬季在洗脸之前由值日（大家轮流）到伙房抬一大桶热水来，每人舀半脸盆热水洗脸和洗脚，洗完的脏水随便往屋外远处一泼就行了（没有倒污水的下水道）。厕所是没有自来水的最原始的茅坑。第二，冬天早上洗脸之前，毛巾已冻成冰。当毛巾放入脸盆后，盆中的水已经不热了。第三，没有饭厅。每一个班领两盆菜找一个空地放下，大家自己到大木桶中去盛饭，然后围着这两盆菜站着吃。遇到天气不好（风沙或下雨），则经批准后可改在宿舍室内吃饭。第四，学院营区没有洗澡的地方。一般擦擦身就行了。但天冷时必须上街到附近的一个澡堂去洗澡，而且只允许每周上街去洗一次澡。

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把我们吓倒。参军后是副排级待遇，供给制，每月津贴费8元，用来购买肥皂牙膏之类的基本生活用品。记得我们急需一本较好的俄文词典，每本需11元。当时硬是每人都买了一本。同学们的革命热情一直都很高，大家都以艰苦为荣。没有人向父母要钱，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光彩的。

到了1953年8月我们都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了。在宣布毕业分配命令时，茂光、中弘和我被留在通信工程学院任教，其余都到北京去了。后来中弘也被调到北京工作。1958年茂光和我一同随学院迁至西安，学院改名为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即西军电）。又过了几年，我和茂光又分开了。我被调到重庆，后来到南京通信工程学院，教了一辈子的书。

虽然曾同睡一张大床的九人目前均健在，但在今年毕业五十年的校庆团聚活动中仍有两位缺席，这两位是：因重要公务出差在外地的吴北生和身体欠佳在上海的王宗海（即王一飞）。几天的团聚中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要讲。我们主要的话题有两个：首先是衷心感谢母校各位老师对我们的辛勤栽培；其次是一定要保重身体，等到毕业六十年时北京再见。中弘很有信心，说下次见面时要丢掉拐棍，不坐轮椅。我们都祝愿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 作者曾任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副院长，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