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人民画报》高级编辑 古 进(徐芳伟,1951)

半个世纪以来，每当我回到清华园，参加母校校庆，或拜访执教的老同学，或陪同港澳朋友参观，或胸前挂着记者证采访，我总是情不自禁回想起解放前清华的风风雨雨，以及我被捕入狱的往事。

“救济”办法案引发学生抗议示威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平版《人民日报》（北平市委机关报）当记者时的古进

在校同学声援徐芳伟同学的慰问信（原件）

清华同学又一次给徐芳伟同学的慰问信（原文）

2002年春节，解放前清华老同学聚会时，古进（右）与金凤合影。

1948年是天翻地覆的年代。入春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了东北地区的广大农村和鞍山、辽阳、四平等重要城市。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偕同眷属争先恐后地纷纷撤回关内，当局还把东北一部分大专院校迁来北平；还有一大批中学生结伴涌入古都，他们在北平既无书可读，又无饭可食，生活陷入困境。

“我们要读书！”“我们要自由！”“我们不当兵！”“誓死不当炮灰！”“参议会是土豪劣绅会”……

7月5日上午，我在清华园坐校车进城访友。不料，汽车行驶到西四牌楼，我就看见大街上有长长的学生队伍在游行，手举彩色小旗，不断高呼口号。当时，我是学校里半公开的进步社团“清华通讯社”的成员，曾采访过古城的社会新闻。因此，灵机一动，立即下车采访。原来他们是来自东北地区的中学生，到了北平，上不了学，又没饭吃。北平市参议会通过决议却要迫使他们去当兵。现在北平的东北各大学的大哥大姐们早已上街游行请愿，走在队伍的前头，要到参议会去请愿。随着学生们愤怒的口号声，穿过西单牌楼，走到西长安街新华门前，我看到对面的北平市参议会大楼外墙上，用黑色油墨涂写着七个大字“北平土豪劣绅会”，门前一片玻璃碎片和杂物。看来，半个钟头之前，这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请愿示威行动。

这时，这支东北中学生队伍，一面愤怒地高呼口号，一面跟着前面的大队人马，拐进南长街去了。我就步行到北大三院拜访老同学。谈起所见所闻，又设法找到这两天的新闻报纸细看，看见这样的新闻：

7月3日，北平市参议会许惠东议长主持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4日，报纸登载了这个决议案。主要内容有：1本会电请中央，对于已到平之东北学生，不论公私立学校，凡有确实学籍及身份证明者，应请傅总司令设法予以严格军事训练，并切实查考其背景身份、学历等项。确有学籍及思想纯正之学生，暂时按其程度分发东北临大，或各大学、中学借读，俟东北稳定时，仍令回籍读书。其身份不明、思想背谬者，予以管训。学历不合者，即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期满退伍。2电请中央停发东北各国立、公立学校之经费及学生公费，全汇交傅总司令，会同省市政府审核发放，贴补东北来平学生费用，或改汇东北临大作为经费。东北各校一律暂行停办……

这个所谓“救济”办法案，立即引发了东北学生游行请愿、抗议示威的巨浪。

当天下午，我坐校车从城里回到清华园。万万没有想到，傍晚，东北学生游行请愿的队伍在东交民巷许惠东议长住宅请愿时，竟遭到国民党青年军惨无人道的镇压，开枪杀死9人，杀伤130多人。这是1926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屠杀学生的惨案。反动当局派人连夜用水龙头冲洗街头的血迹。但是，鲜血写成的历史，是永远洗不干净的。

“七五”惨案发生后，华北学联成立了平津唐13院校学生抗议“七五”血案后援会，并发表宣言支持东北同学的正义斗争。后援会下设“快报组”，任务是采访东北同学团结斗争的情况，写成短小的新闻、评论，刻蜡版、油印快报，直接分发到东北同学住处，鼓舞他们的斗志。清华通讯社负责人顾臻祥、杜振祥（物理系高年级同学）带领周绮云（女，也是物理系同学）和我进城，到北大沙滩北楼参加快报组。快报组的成员还有北平师范学院、朝阳学院的同学。

被捕入狱

7月13日，吃过早饭，我和朝阳学院的丁治同学带上刚刚出版的快报，各骑自行车离开沙滩，打算到东北同学住处去。没想到，走到沙滩后街西口，快到景山东街时，封锁包围北大的警察拦车检查，从我们俩人身上搜出一叠快报，看到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打倒傅作义，枪毙傅作义”，立即没收，并把我们带走。路上，我和丁治小声私语：“不要承认那快报是我们带的”。他点点头，又敏捷地从口袋里掏出写有东北同学姓名的小纸片，撕碎扔进嘴里吞下。

在沙滩路南一条胡同里的派出所呆了几刻钟，他们便用吉普车把我们押往北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了一夜。第二日，又把我们押上中型吉普车，驰往大街，拐进小胡同，最后驶进荷枪警卫把守的黑漆大门。下车抬头一看，周围是架着铁丝网的高墙，墙里分布着一排排紧锁的监房。这是草岚子胡同13号“北平市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简称草岚子监狱）。

一进这监狱，首先就强迫我们违心地在登记本上按下十个指纹，又收去我们的皮带、鞋带和钢笔。我无意中看见案件卷宗上写着“匪嫌”两字。我们感到严重的狱中斗争开始了。

看守押着我们走向北边的一排低矮的监房：打开上锁的铁栅门，走进阴暗的过道，两侧是一间间上锁的小牢房。踏进一间牢房，面积不过10平方米，一张砖砌的通铺占去五分之四，铺上坐着四个难友，点头迎接我俩。通铺前边有半米多宽的空地，靠墙角放着一只马桶。铁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圆洞，看守就通过这个圆洞监视牢房里的动静。牢房的南墙上有一个方形的小铁窗，斜斜射进一束光线。这就是我们享有的天地。

坐在铺上，彼此低声交谈。我们首先说明我们为什么被捕的，顺便也讲讲外面最近发生的“七五”血案情况以及北平各大学学生声援东北来平学生的正义斗争的情况。老难友们听了感到吃惊、气愤，也简略说明他们的身份。年纪最大的是西直门火车站的铁路工人，曾受酷刑，胸前布满着烙铁烫伤的伤疤；有位是宣武门派出所的户籍警；大高个子是中国大学的学生；还有一位是姓谭的市民。

一封慰问信

监狱里，一天吃两顿饭。每人每顿两个玉米渣窝窝头、一块咸菜。窝头里面常有耗子屎，咸菜上面有时白蛆爬来爬去，令人恶心。半碗蒸锅水又苦又涩，喝不落肚。每天有20分钟的“放风”时间，到时大家走出牢房，两人一排列队在院子里转圈步行，看守在场监视，不许彼此交谈。

监狱规定每周星期日上午“犯人”家属可以探监。我们入狱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便派代表来监狱慰问我，在大门边隔着木栅栏，通过狱警递给我一包衣服，一千万金圆券和一封慰问信（原件附后）。信文如下：

敬爱的芳伟同学：

你被捕后，清华园里每一位同学都焦虑的关心着你。我们有信心能把你营救出来，现在校方和同学代表已经来保释了，最近，你一定会在我们欢迎的狂呼声中返校！今有代表带上衣服和一千万元，请收下。静静的等待吧！同学是有足够力量使你恢复自由的！敬祝

健康！

全体同学上

七月十七日

信上还盖着“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大印。字里行间充满了全体同学的深情和决心。读了令我心潮起伏，斗志更坚。我大声地对代表说道：“谢谢全体同学的关怀和慰问！”

与学生自治会代表同来的还有：清华大学社会系的同学、清华通讯社的顾臻祥同学、地下读书会的同学、同乡老同学、同寝室的同学，他们都来慰问我，有的同学还送来西红柿、酱菜、烧饼等食品。其中有一位梁时熹同学，他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又是我在清华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介绍人；我认识的北平师范学院的同学，也带着食品来慰问我。我衷心感谢他们的关怀和慰问；我用含有深意的语言告诉有关同学：“我在这里平安无事，请放心！”他们看见我坚强的表情，又领会了我的暗语，便会心地点点头，放心回校。

朝阳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同学也带食品来探望丁治难友。

回到牢房里，我们便把这些食品分给大家共享。我还把慰问信让难友们传看。这时节，正是夏季，牢房小，不通风，闷热难过，西红柿正好解渴。

有时，气温上升，牢房里格外闷热，大家都光膀子、穿短裤。我灵机一动，忙把当枕头用的床单打开，请三位难友合作，一人揪住床单的一角，一齐上下掀动起来，煽风取凉。这算是狱中的人造风扇吧。

同房的老难友们慢慢地都把他们为什么被捕入狱的缘由和怎样对付敌人提审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俩也暗自思量着如何对付敌人的“过堂”审问。

经受考验

有一天，看守长传丁治出牢房去“过堂”。大约半个多钟头以后，他回到牢房。 我看他神情镇定，还来不及交谈，立即又传我出牢房。走出过道东头的铁栅门，三四个看守带我到前院西边的小楼上的审讯室。靠南墙的办公桌后，坐着一位中年的法官，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问明姓名、年龄、住址后，他首先拿起桌上的油印快报，问道：“这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吗？”

“这是什么东西？我没有见过。”

“你还狡辩，你仔细看看！”

我乐得遵命趋前细看，边看边伸手翻动，而且两手紧紧捏着快报的边缘，认真细看，看见报头上写着：“平津唐十三院校学生抗议‘七五’血案后援会”快报组编辑出版。头版头条大标题“打倒……”赫然入目。我镇静地坐在椅子上，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根本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油印小报。我没有见过的东西怎可能从我身上搜出来呢！”

僵持一阵之后，法官又传上来一位穿警察制服的人，问道：“这些快报，你是从哪里搜出来的？”

“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

“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认识他，他栽赃！”我硬是否认。

这时，我觉得这位法官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啊！想起来了。今年春节，我在朝阳学院教务长曾志时先生家拜年（过去我曾在他家当过他孩子的家庭教师），这位中年法官也到他家向老师拜年。因此彼此见过一面。

突然他拍桌子，厉声训斥：“你不老实，你不要抵赖！事实俱在，你老实交代！”

“不认识就不认识。不是我身上带的，怎么能说是从我身上搜出来的？这不是冤枉好人吗？看我是南方来的学生好欺侮！”我死也不承认事实。

法官沉思了一下，示意警察退下，又审问新的案情。

“你参加过清华大学的清华通讯社吗？”

“没有！”

“你老实交代！这里有清华通讯社的名册。”

我心里有点发怵，暗想：这又是一个不好对付的难题。

“没有参加就没有参加。也许这是伪造的名册。”

“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怎么能说是伪造的！”

我又上前翻看了一下名册，没有看到我和我熟悉的顾臻祥等同学的名字。这时我紧揪着的心舒坦了。

“回牢房去好好反省、老实认罪。”

我还想开口抵赖，他抢先又说：“你看看记录，记得不符合之处，容许修改。改后签上你的名字。”

签字后，我昂首回到牢房。同丁治交谈彼此“过堂”的情况。

丁治说，他被传出监房的大门，就站着不走。看守长命令两个看守推他走；他躺下不走，四个走卒上来扛手扛脚硬是把他扛到楼上审讯室。到了那里，他还是躺在地上，伸开四肢，“大”字朝天，以示抗议。这成何体统，怎么能开庭？法官下令搬来一把椅子让走卒们把他抬到椅上，硬把他的两臂反扣在椅背上。这样才好面对面审问。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丁治斜靠在椅背上，两眼朝天，一言不发。

“啪！”的一声，狗官发威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嘛？！这里是特种刑事法庭，我是法官，法官问你什么问题，你必须回答，如实回答！”

丁治开口了：“我根本不承认你这个法庭，因为特种刑事法庭是非法的。我不回答你的问话。我要求把我移交北平地方法院审理！”

这个法庭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法律系的学生丁治与学过法律的龚法官（我估计都是朝阳学院教授法学专家曾志时的弟子）争论一番之后，法官只好休庭，让丁治看过当场的记录，并同意他动笔修改，然后签上大名。他昂首步行回牢房，不劳狱卒“大架”了。

我也谈了我“过堂”的情形。特别说明我为什么要在公堂上两手紧紧地拿着快报来看的举动，目的是要在快报上留下我的指纹，准备应付下次过堂时法官以快报上面有我的指纹来证明这快报是我带来的，是从我身上搜出来的难题。记得，福尔摩斯就是以查对指纹来破案的。

审讯后一天，我站在铺上，扒着小铁窗凝望那蓝天白云。不禁回想起清华园的荷塘、宿舍、图书馆、体育场、众多同学、尊敬的老师……我渴望自由！

又快到探监的日子了。事前，我向看守长要来纸张和钢笔，写了一封信给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大意是说我在监狱里“平安无事”，但没有自由；日夜怀想清华园的读书生活，怀念饭厅前的大字报和同学们涌动的身影。目的还是暗示我在敌人的牢狱里顽强地斗争着，绝不会吐露组织秘密，也表示我渴望早日获得自由，重新回到清华园，投身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

探监日，我熟悉的清华、北大、师院的同学，丁治认识的朝阳、铁院的同学，给我和丁治送来许多食物。清华同学又捎来一封慰问信（原件附后），我也请他带回一封信给学生自治会。

回到牢房，细看这封慰问信，看到清华同学日夜关怀、积极营救我出狱，并鼓励我要耐心等待，顽强斗争。落款是“清华大学徐芳伟同学营救委员会”。我心潮澎湃，衷心感谢同学们的战斗情谊，决心斗争到底，争取早日出狱。

狱中斗争

有一天，“下地的”（监方认为罪状较轻，可以在小牢房外行走，协助做点生活琐事的犯人）北平电车司机，正在过道里分送饭食。忽然传来看守打难友、难友反抗的声音，我立即对着铁门上的小圆孔大喊：“不准打人！不准打人！”丁治也随声抗议。结果看守长把我们俩人调到东头一间牢房，与带脚镣的“犯人”关在一起。这几位带镣的老难友都是热河农村的“老八路”村干部，受过酷刑，身上有刑伤，表情刚毅愤懑。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机灵活泼，自称“小八路”。我问他：“为什么要参加‘八路’？”他响亮地回答：“ 爷爷是老八路，我爹爹是大八路，我就是小八路。”关进这间牢房，我才知道这座监狱里还监禁着好些受过酷刑的难友。对这些不屈的硬汉，我肃然起敬！对狱吏的残暴，我怒火填膺。这一夜，我站在铁窗前，从黑夜站到黎明。我深信，在祖国的大地上，长夜终将过去，光明正在来临！

经过一夜的折磨，又把我俩调回原来的小牢房。我、丁治和中国大学同学不约而同低声唱起了《松花江上》、《延安颂》等歌曲。这歌曲勾起了我们心中的悲愤和企望。

不知挨过了多少白天和黑夜，炎夏行将消逝的一日，意外的有个小孩从铁门上的小圆孔塞进来一张报纸。我急忙从地上捡起来。展开一看，这是８月１９日的《华北日报》，以大字标题“传讯匪谍今日始”，刊登了“中央社”讯：北平特种刑事法庭检举北平各大专院校的“职业学生”，依法传讯、拘捕。各校被传被拘名单共250人。北大、清华、朝阳等大学的好些知名的同学，“单”上有名。清华大学就有31名。(加上第二批名单共有56人)我们极感震惊。看来，人民解放战争形势越来越好，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在节节败退，垂死挣扎，正在加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开始大规模逮捕各校进步同学。我们准备迎接大批新“难友”的到来，在敌人的禁区共同战斗。

从这天开始，陆续关进来一大批各大专院校的同学。等到“放风”的机会，被逮捕进来的同学站在院子里排成一大圈，大约有六七十人。清华同学有李咏、张家炽、林方其、徐应潮、傅、张潜生六人。“放风”时，我们不断向难友们细声介绍监狱的生活情况，说明每天“放风”的时间、每周“探监”的规定等等。

过了二三天，辅仁大学的四位同学在学校的进步同学和被捕同学的家长的积极营救、陈垣校长出面交涉之后，先后保释出狱了。接着北平艺专的一位同学也保释出狱了。

记得一天中午前，“下地的”刚把饭送进牢房，有个牢房的难友突然把那馊了的窝窝头从铁门上的小洞口扔了出来，大声骂道：“这是人吃的吗？！”接着各个牢房也闹了起来。姓高的看守长跑进过道，高声吼道：“谁闹事，给谁上镣！”这更激起众多难友的抗议。姓乔的看守长生怕闹出事来，赶忙出来圆场：“同学们，不要闹！有话慢慢说。”各牢房的小孔口纷纷发出强烈的要求：“我们要吃人吃的饭！”“我们不喝蒸锅水！”这时，看守所李所长来了，他叫身旁的看守开了我这个牢房的铁门，站在门口，皮笑肉不笑地对我和丁治说：“请你们说服新来的同学，在这个地方，不要闹事！闹了没有好处。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嘛。”我俩趁机回答：可以和同学们说说，但要让大家集中在一起才好商谈。

于是，所长让各校同学走出牢房，集合在院子南面的一间大空房里，约有五十多人。所长用和善的语气说：“只要你们老老实实不闹事，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尽量关照你们……”同学们趁机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许多要求。他忙说：“同学们，这样吧，你们找个人，把大家的意见和要求记下来，交给我好了。”说完，就转身带着三个看守长一起离去，只留下几个看守把门。这样一来，同学们便在监狱里开起会来了。丁治和我最后归纳成三条：

一、窝头要给新鲜的，不要馊的、霉的；每顿饭多给一碗开水，不要蒸锅水。

二、把马桶拿出小牢房，放在空房子里。

三、允许家属、同学探监时送书报，允许大家看书看报。

同学们一致决议：这三条要求没有实现以前，坚决“罢食”。这是同学们在监狱里第一次聚会，冲破了我入狱以来沉闷的空气，好像回到了自由的天地，心情兴奋，斗志昂扬。最后大家齐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战斗歌曲。开唱时，我请大家两人一排，排成大半个圆圈，边唱边踏步转圈。转了一圈又一圈，唱了一遍又一遍。这战斗的歌声震撼着整个牢狱。把门的看守们一时没有所长的命令，不敢贸然制止大家唱歌，只好木然地站在那里。所长这时大概呆在楼上办公室里，听见这高昂的歌声，也装聋作哑，不想强硬制止，以免引起更大的麻烦。我们唱够了，才停步。这时，看守们才催赶我们回各自的牢房。

李所长很快作出答复：

一、伙食要求照准；

二、马桶放在空号里；

三、可以看教科书。

这次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管辖的草岚子监狱里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鼓舞了难友们团结战斗的信心。

重回母校怀抱

过了两天，8月24日，清华大学戴世光教授来到监狱院子里领我出狱，对我说：“由学校出面请清华老校友、光华木材厂的老板用两亿金圆券担保你出狱。今天我代表学校来领你回去。”我点头称谢。

我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清华园，已是近午时分，走进大饭厅吃午饭时，同学们欢呼着把我抬起来往上抛。

回校的第二天，我向民青小组的梁时熹同学（小组长是外文系的黄祖民同学）汇报我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斗争的情况。他表扬我：“小伟，是个好样的！”

过了两天的一个晚上，社会系高年级的李开鼎同学（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是清华地下党南系学生支部书记，解放后，曾在北京市委大学部工作）找我到宿舍附近的树林中，详细询问监狱里的一些情况。他告诉我：“监狱里有我们的人，你在狱中的情况，我都了解，你表现很好。”

《清华旬刊》登了一条小消息，标题是：“坐牢英雄”徐芳伟回来了。题目太玄，其实我只是清华园里千百个斗士中的一个初上战场的小战士。有的壁报论及此事，写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这时，识字班、清华通讯社都没有活动。除了认真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籍，我还参加了一个壁报社，在经济系高年级的陈维仁同学(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领导下，夜里张贴“过渡”壁报。

看来，清华园不久将过渡到人民的怀抱，古城北平也将过渡到新的历史时期。真的要天翻地覆了！

10月10日，李开鼎同学介绍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组织，后补期半年。接着，我化名古进，与外文系的两位同学一起离开清华园，坐火车前往天津；我化装为牛奶场的小工与蒋励君（已改名金凤，装扮成村姑）等同学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同坐一辆马车奔赴华北解放区。

1949年春天，在范长江同志率领下，我和金凤等清华、北大、燕大的老同学一起回到解放了的北平。长江同志任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版《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曾亲自教我这个新记者学写新闻。不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成立，市委机关报改为《北平解放报》，长江同志带老记者大刘（刘时平，1943年西南联大校友）南下到上海去了。秋天，我随解放大军向祖国的云南边疆进军。

注：本文参考了张大中等同志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学生运动史》一书和徐康同志的“‘八·一九’大逮捕后狱中斗争纪实”一文。我还访问了现在北京的老友丁治（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10月出狱后，改名吴楚，也到了华北解放区。北平解放后，长期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他谈了有关狱中情节。并询问了李开鼎、顾臻祥老学长(1948年11月，改名顾炎，也到了华北解放区。新中国诞生后，长期在冶金部工作，曾任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他们谈了监外有关情况。

谨致谢意。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