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孙博华^*（1989—1991博士后）

我于1989年6月底到清华大学师从张维院士，工作了两年零一个月，度过了一段美好难忘的时光，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我女儿也在清华出世。1991年7月离开清华去荷兰学习。在清华学习和工作期间，我从张先生那里得到了很多教诲，这些教诲使我受益终生。张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党和人民，为人正直，乐于助人，虚怀若谷，深受广大师生爱戴。作为受过张先生教诲的弟子，理应将教诲记录下来并传给后人。

我认识张先生的过程

我于1983—1986年在西安做研究生期间，准备考博士并与张先生取得联系，他鼓励我们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但快到报名的时候，我发现清华大学的英语考试和专业考试的时间间隔太长，其间需住在北京至少一个星期。由于我在研究生期间，奖学金很少，又不愿向家里要，所以缺乏经费，就不得不放弃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念头。后来，担任我毕业答辩的主席是著名力学家叶开沅教授，他得知我有意做博士研究，便鼓励我到兰州大学做博士。由于西安距离兰州大学比较近，考试时间只有3天时间，所以我有能力支付旅费。于是我到兰州大学参加了博士考试，并在兰州度过3年博士学习的时光。在此期间，中国引进了博士后制度，博士读完后可进一步深造，所以我计划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做博士后。在做博士期间，我比较活跃，积极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1987年，我被推选为中国青年力学协会的理事长，并成功地在兰州举办了200多人参加的第一届青年力学协会学术交流会。1987年，我作为青年代表之一，被邀请并参加了庆祝中国力学协会成立30周年的茶话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的茶话会上，周培源先生和张维先生等老一辈力学家都到场祝贺并讲话。座谈会期间，我与张先生进行交谈，并做了自我介绍；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记住了我的名字，并问我为什么当时不报他的博士。这使我对张先生的记忆非常惊讶，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之前只是通过书信联系），我更没想到他能记住我的名字。后来我如实说明因为经济上拮据，无法去清华考试，非常遗憾地放弃了那次机会 。但当我表示希望能做张先生的博士后时，他立即给了我鼓励。

在清华的时光（1989.6—1991.7）

在博士答辩之前，我与张先生联系，询问了做博士后的可能性。张先生给了很大的支持，并特别委托他的高徒任文敏教授负责与我联系。所以，我能到清华大学工作也要感谢任老师。我还清楚地记得任老师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的情形，每当想到这些，感激之情油然而生。1989年5月底。博士答辩之后，我即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力学系的博士后。在我准备去北京工作的期间，北京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办理户口经过天安门的时候，目睹了原来只在电视上看到的场面。到清华的时候，我仍留了西部特有的大胡子（在西部留胡子比较常见），由于惯性，我并没及时把胡子刮掉。张先生见了我，丝毫没提及我蓄胡子的问题，可以看出来，他对学生是十分尊重的。那时，我在清华大学固体力学和弹塑性教研组工作，并得知它是当时工程力学系最早、最大的教研组，杜庆华和徐秉业等著名教授都在此教研组工作。在这种学术环境下，我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还很薄弱，就如饥似渴地学习。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并庆幸能成为该教研组的第一位博士后。但回想起来，我有许多不足之处。张先生强调力学要与工程相结合，而我个人则希望在一些当时比较“时髦”的领域里作研究，如结构非线性振动的混沌突变，忽视了力学的工程应用，所以没有配合好任老师并参加由张先生主持的一个应用型的课题。现在回想起这些，都觉得有愧于张先生的期望。这些不足，张先生在我离站的时候，给予我忠告，而这些忠告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的正确。张先生为了我今后的学术发展，在我离站之前，还特别请来了当时的一流学者胡海昌院士、陈至达教授、诸德超教授、薛大为教授作为我的离站评委，给了我很好的评价和鼓励。张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认可了我的个人选择，给了我学术上的自由发展空间。所以当时我特别努力，虽然当时并没写出像样的文章，但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下，涉猎了许多领域，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这些至今都令我受益匪浅。

留学荷兰

在清华学习工作期间，由于当时的博士后还非常少，且多数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特别是博士后制度本身开始主要是面向留学回国的博士，所以洋博士和土博士的待遇是有差别的。再加上当时清华大学也没按规定为博士后建立公寓，所以大家都集中在荷二招待所。后来我住在西八楼2单元402，现在看到这栋宿舍，备感亲切。土洋博士待遇和政策上的差异，对我们这些土博士来说，反倒变成一种动力，于是大家开始考虑并联系出国的事情。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收到了不少从海外寄来的否定回应。一天中午，我听到敲门声，开门看到的是阎超博士（现在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著名教授），他说他找到一封从荷兰寄来给我的信。由于我知道大部分都是否定的回应，所以当时没立即拆开。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如何找到这封信。阎超博士当时也正联系出国事宜。那天，他到清华大学工字厅门口的收发室去找他的一封国外来信，反倒偶然发现了我的信。后来我亲自去收发室看过，并发现找到我的信的概率非常低：成千上万来自国外和全国各地的退信都放在一个大纸篓里，而且我的收信地址写错了，写成“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而不是“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所以查无此人，退回收发室。阎超先生发现这封信的时候，它已在纸篓里面放了半年。但正是这封迟来的信成为我能在国外学习生活的开端。信上说，荷兰TUDElft大学将给我每年两万两千美金的资助（免税，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高的）。我来到荷兰后，才知道“六四”之后，全世界对中国是有封锁的，停止了许多交流计划，包括留学计划等。我收到的奖学金实际上是在封锁后，荷兰TUDelft大学为中国提供的第一个Research Fellowship。虽然得了此邀请，但当时在国内办理出国手续非常困难，这样又花了好几个月。1991年7月底，我才到达荷兰TUDelft大学，师从Arbocz教授做锥壳的稳定性研究，并有幸接触到世界著名的结构稳定性大师Koiter先生且深刻地理解到他的后屈曲理论。我曾两次到Koiter家拜访。在第一次拜访中，我才从Koiter教授那里知道，他与张维先生很熟，并于70年代受张先生的邀请到清华做了一段时间的访问和学术交流。他特别让我转达他对张先生的谢意，并祝他身体健康。后来我知道他们俩年龄相差无几。在Koiter谈到他自己的恩师时，也满怀景仰的心情。看到这些老先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也使我更加感激张先生的培养之恩。我猜测，荷兰之所以给我提供奖学金，一定和张先生与Koiter教授这种良好的学术关系有关。我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后来王波博士到同一所大学机械系做访问的时候，我才知道，要得到这个研究奖学金，不光要填申请表，还要交照片，而我从来没提供这些资料。

在德国做洪堡（AvH）学者

为了继续得到研究方面的支持，我在荷兰的时候，联系了波洪大学，表示希望做洪堡学者。申请过程中我特意请张先生写推荐信，后来非常顺利地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到了德国之后，我开始在著名的大学城Marburg学习德语。同班的张作义（现清华核研院院长）从清华直接过来，从他的介绍我才知道，我们是清华出来具有博士学位的第一批做洪堡学者的两位。以前清华到德国做洪堡学者的都是以同等学力的名义，而这些同等学力的申请人大都是由张先生推荐的。所以我认为张先生的推荐对我取得洪堡基金会的支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工作于南非开普敦

1993年底，完成德国研究之后，我到南非开普敦大学继续做研究工作，后来又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客座教授。同时去南非之前，我自费到中科院数学所向梁国平教授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有限元程序自动生成。后来，我在南非开普敦被提升为正教授（系中国人在南非的唯一正教授），指导博士和博士后。张先生得知我的情况后，很高兴并给予我不少鼓励。现在我全家定居在美丽的开普敦，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经历了从学生、研究助手，到现在做教授的过程，我更能体会和理解张先生当初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都希望在自己有条件的情况下，以某种形式来回报张先生。有了科研经费后，我决定邀请并资助我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各研究阶段的导师来南非访问。先后成行的有硕士导师黄义教授，博士导师叶开沅教授、德国的Stumpf教授。荷兰的Arbocz由于太忙无法访问南非。为了能邀请张先生到南非访问，我趁我们研究所负责举办南非力学大会的机会（南非力学协会就设在我们研究所），特别希望张先生能作为特邀代表在大会上做报告，张先生由于年事已高未能成行，但对与非洲第一经济强国的民间交流特别重视，所以特别推荐著名工程力学家徐秉业教授代他访问南非并在南非的力学年会上做主题发言，从而作了中国力学学者在南非力学大会上的第一邀请报告。虽然张先生没能亲自到南非访问，但徐教授的精彩报告为中国和南非的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徐教授的到来对我们科研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张先生对我的培养和人生意义上的指导，对我的个人发展意义重大。我现在甚至还能回想起张先生洪亮的声音，感受到他强有力的握手，以及他对我和我家人的亲切关怀。借此机会表达我和我全家人对他的无限思念。同时，也将在今后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报答恩师对我的培育之恩。

* 作者系张维先生的博士后，现为南非开普敦半岛理工大学教授和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学院院长。本文系在纪念张维院士九十诞辰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