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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古建筑保护与研究专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为人做事谦和、诚实，道德、文章并举，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叩谒中国营造学社之门

　　罗哲文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最后一位成员，也是营造学社最后一位离开我们的学者。中国营造学社是由朱启钤于1929年在北平创办的专业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1940年，中国营造学社随同同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迁移到四川宜宾李庄。当年，16岁的罗哲文应招进入中国营造学社，成为练习生，也是营造学社的关门弟子，受教于刘敦桢和梁思成两位著名建筑学家。1940年至1946年，罗哲文跟随刘敦桢学习古建筑和古文献知识，并协助整理文稿，与导师一起考察西南民居。刘敦桢去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后，罗哲文便在梁思成门下学习绘制建筑图，以此通晓古建筑的构造与形制，为日后辅以文献证实、探得古建筑学的精髓奠定了基础。罗哲文非常聪颖，又肯于勤学苦练。通过文献调查、田野考察与测绘、建筑制图的训练，他很快掌握了古建筑勘察、测绘、制图及整理研究的基本技能。李庄明清建筑遗构螺旋殿便是这一时期他与建筑学家卢绳一起测绘的。

　　1944年夏，梁思成接到任务，就盟军即将进行轰炸的中国境内敌占区和日本本土的古建筑文物标注保护区域，并制定紧急保护方案。梁思成带领罗哲文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地图上标出了中国境内和日本境内的文物古迹，并编写成《敌占区文物建筑表》。因此，使得包括日本东京和奈良地区在内的众多文物古迹免遭战火的摧毁。战后，梁思成和罗哲文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古都的恩人”。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思成将回迁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营建系并立组成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所、清华大学营建系，旨在继续中国营造学社的未竟之业。当时，党中央领导同志对保护北平的文教机关和文物古迹专门作了重要指示，要确保城内故宫、天坛、北海、雍和宫、国子监等重要建筑文物不遭受炮击，并特请梁思成将北平城市中的重点古建筑的准确位置标示出来，以便在和平解放北平谈判不成而被迫攻城时予以保护。罗哲文参加了此项工作，并负责刻写钢板和油印。

　　罗哲文曾参与梁思成所主持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编写工作，内容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对解放战争期间保护和接管文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守护者　

　　罗哲文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1950年，文化部成立国家文物局，年仅27岁的罗哲文从清华大学调到文物局，专门从事全国古建筑保护与维修的管理工作，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当时，国家文物局系统性的文物保护工作尚未展开，罗哲文来到新单位之后，主要从事北京附近庙宇的调查工作。1951年，国家文物局开始对全国范围内的古建筑进行大普查和大维修工作。随后的两年内，为培养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骨干人才，国家文物局集中人力和物力，组织了两期考古与古建筑知识的短期培训班，罗哲文全程参加了古建筑培训的教务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罗哲文为摸清北京古建筑的家底，相继参加了城墙、牌楼的联合调查，拍摄了一系列珍贵的古建筑照片，如永定门城楼、前门五牌楼、景德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阜成门牌楼、大高殿习礼亭、北海万佛阁、地安门、安定门等。这些古建筑后来大多被拆除，罗哲文拍摄的这些图片成为珍贵的影像资料，其中《老北京印象·城墙及城楼》系列在2005年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同时，罗哲文对中国古代佛塔和园林亦有深入的研究。

　　受郑振铎的启示，他注重科学研究与调查实践相结合。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时，郑振铎发现罗哲文对古建筑兴趣浓厚，热衷学术研究。于是，他给罗哲文提供了很多对古建筑的考察与研究机会。但同时也提醒他要把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文物保护的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加强文物的调查实践。在几十年的文物保护实践工作中，罗哲文倡导“四有”的工作方法，即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专人管理、有档案资料。不仅如此，他还在古建筑保护修缮实践中，提出要保存形制、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以此加强文物保存的实效。这些建议由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日后文物保护工作的行为准则。

　　在罗哲文看来，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延续人类文化历史的文脉，应在法律上予以保障。他先后参与了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工作，并为我国的文物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改革开放之后，罗哲文参加了第六、七、八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担任政协文化组副组长，他通过与地方政协的联手调查，起草并确定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名单，并报中央批复，还协同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单士元和建设部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为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四处奔波，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也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确立工作而四处呼吁。2006年，罗哲文和其他专家共同发起倡议大运河申遗活动，并在2009年第五届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上，重申倡议成立中国大运河学会的主张。

　　罗哲文的一生还与长城有着不解之缘，他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1948年，他拍摄了第一幅八达岭长城实况照片；1952年，主持了修复八达岭、居庸关、山海关长城的工程；1957年，出版了国内首部介绍长城的读物——《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并对长城的起点、长度、分布及沿线、民族关系等进行研究论述；1977年，他首先提出“长城学”概念，并首先将长城的总长度确定为10万里以上；他积极倡议建立中国长城学会。几十年来，他多次徒步考察，几乎跑遍了长城全线，有些地方竟去过上百次。罗哲文认为，长城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品格的象征，有许多东西值得去探索、去研究。

　　晚年的罗哲文不能再像马车一样奔波。于是，他对自己几十年的文物保护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先后写出了《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物建筑保护维修与合理利用理论及实践科学体系的意见》、《古建筑的维修原则及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问题》、《文物古迹也是“有形有神”“有声有韵”——兼谈文物保护的中国特色》、《文物古迹保护与旅游事业的发展》、《再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做到“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意见——兼谈遗产保护的中国特色》等较有影响的文章，对当前我国处理文物保护事业与经济文化发展的矛盾不无裨益。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情系线性遗址大运河、蜀道、茶马古道等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进展情况，精神可嘉。（崔勇）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