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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岁加入共产党,我国最早在海外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学者说,“国家社会给我太多”

2018-12-27 | 来源 上观新闻2018-12-19 |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博物馆奠基人之一吴泽霖诞辰120周年之际,12月18日,《吴泽霖年谱》在他的家乡常熟首发。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中南民族大学合作,以吴泽霖生平编年为框架、以其学术研究思想及成果为脉络、同期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为支线,梳理了吴泽霖卓越的一生,勾勒出上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概貌,对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等领域学科建设与研究有重要参考作用。

吴泽霖(1898—1990),江苏常熟人。1922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1925年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社会学,师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控制论代表人物E.A.罗斯。1927年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海外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回国后,曾任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教务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泽霖先后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兼民族文物馆馆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南民族学院教授等职。1982年,任中南民族学院教授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88岁高龄的吴泽霖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泽霖与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同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曾说,“少数民族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那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吴先生走到哪里,民博事业也就到了哪里”。

“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象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贡献。我们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现在我估计一下自己。国家、人民给我放下的砝码是够重的了。我从小学、到大学、留学美国五年,百分之百是公费,这样大的投资是很少人能享受的。在工作的六十年中,虽然我曾经历过一些坎坷,但总的来说,国家和社会为了我,在天平上确实压下了很重的砝码。而我作出的贡献,作为砝码并没有把天平压平。”这是吴泽霖生前曾说过的著名的“天平人生论”。新书首发式上,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吴泽霖年谱》作者之一哈正利忆及此,仍然感慨万千。吴泽霖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内解放战争等多个动荡岁月,无论是学术造诣、治学精神,还是为人品格、人生智慧,都值得后代学人学习。

吴泽霖是我国民族文博事业的拓荒者。1935年参加 “京滇公路周览团”时,他就不失时机地搜集实物并拍摄照片,返回上海后,举办“京滇公路周览团文物展览”。 抗战初期的1938年春,吴泽霖随大夏大学西迁入黔后,在主持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时广泛搜集民族文物达1000余件,在校内设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并在贵阳相继举办了三次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这是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第一次公开展出。执教西南联大的五年时间里,吴泽霖利用课余时间,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并竭力搜集民族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公开展览。抗战胜利后,他携带在西南搜集到的民族文物随清华大学迁校北京,在清华大学人类学系建立了北京地区第一个常设的民族文物陈列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11月4日至7日,清华大学民族文物陈列室在北京国立艺专举办台湾、西藏、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北京乃至全国举办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文物展览。

吴泽霖也是民族文物博物馆学理论的奠基人。1957年4月,他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机关刊物《文物参考资料》发表论文《关于少数民族文物的一点认识》,从“什么是民族文物”,“收集少数民族文物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今天要加紧少数民族文物的收集工作”,“应该怎样收集民族文物”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民族文物的定义、作用、如何搜集,并呼吁抢救性地搜集民族文物。这是我国第一篇专论少数民族文物的论文。

《吴泽霖年谱》以编年体形式呈现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在资料方面力求完整,所集材料十分广泛,主要包含民国时期主要报刊、档案材料、吴泽霖自述、亲友弟子访谈回忆等。全书第一部分为吴泽霖年谱,涉及其论著、日常交往、家庭生活等;第二部分为吴泽霖研究年谱,着重叙述吴泽霖逝世后,学术界有关吴泽霖研究的成果;第三部分为附录,为吴泽霖书写的自述性文章。该书揭示了一代学人非凡的成长经历,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碎片化的不足,启发后人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问题。

本文图片由出版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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