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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与思的合一中实现对生命的超越——郑敏先生永不停息的追求

2020-08-17 | 章燕 | 来源 《文艺报》2020年08月14日 |

郑敏

中国新诗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在这蜿蜒曲折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跃动着无数为新诗的诞生、发展、创新而献身的诗人们,“九叶派”诗人群便是这条歌唱着的诗之长河中的一湍急流,激荡着新诗的活跃的生命力。它在上世纪40年代便从西来的风中呼吸到新鲜的生命气息,带给新诗活的力量,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诗坛又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新诗的全面革新注入了鲜活的能量。而今,“九叶”诗人中仅存的一叶,已经百岁的郑敏先生又带着她永不停息的脚步向我们走来,散发着她诗人的灵动和智者的沉稳,把我们从当下带向未来。

作为“九叶”诗人中的一叶,郑敏先生的诗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绽放出它鲜亮的色彩,又在四季的交替、历史的变迁中经历风雨,焕发出更加明丽和浓郁的色泽,成为一株高大的世纪之树。郑敏先生的诗歌创作已经走过了近80年的历程,这在中国新诗史上是罕见的。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她开始尝试创作第一首诗歌《晚会》,那时,她有幸得到她的恩师冯至先生的教诲。1943年,经冯至先生推荐,郑敏先生的第一批诗作《晚会》《变》《怅怅》《冬日午后》等9首诗作首次发表在桂林的《明日文艺》第一期上,从此开始了她一生的诗歌之旅。在此之后,她的诗作又见诸于冯至先生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等报刊。1949年,远在美国求学的郑敏收到了由巴金先生主编、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集 一九四二—一九四七》。诗集收入了她早期诗作中的精粹。那时的诗是含蓄而静谧的,有一种孤独而寂寞的情绪,淡淡的色泽晕染出丰富的感性,其中不乏思的意蕴,也有一种跃动的灵性,表现出在青春的朦胧情绪中对自我内在精神的追寻,对生命内蕴的渴望。在《寂寞》中有这样的诗句:“我想起有人自火的痛苦里/求得‘虔诚’的最后的安息,/我也将在‘寂寞’的咬啮里/寻得‘生命’最严肃的意义/……我把人类一切渺小,可笑,猥琐/的情绪都掷入他的无边里,/然后看见:/生命原来是一条滚滚的河流。”(写于1943年)这是她早期诗作中较长的一首诗,也是她这一时期诗作中最富于哲理的一篇,传达出她在寂寞中努力寻求世间生命共存的意义,虽然每个个体的存在是孤独的,但孤独即产生生命的真实和与万物共生的可能性。诗深沉、厚重而又富有独特感悟。《金黄的稻束》(发表于1943年)也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凝重的深情挥动着雕塑般的笔法将负载着全部生命的人类的母亲形象和金黄的稻束这一大自然中承载生命的意象合为一体,凸显出撼人心魄的力量。可以说,从郑敏先生开始诗歌创作的早期,她的诗中就已经有了将诗与思融合在一起的意识。这源于她敏感又长于思考的天性,也与她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有密切关系。1939年,郑敏先生考入西南联大,原本想攻读英国文学的她在报名时毅然决定改报哲学系,这一选择决定了她一生的诗歌风格和学术道路,使她的创作在一开始就融入了思的深度和哲学的意蕴。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等课程,还有冯至先生的《歌德》和他的教诲,都对初涉诗坛的郑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读到了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之后,那浓郁的抒情背后凝练着的深邃哲思,给她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这使得她早期的诗就在静谧、内敛的感性中融入了理性的色调,诗与思交叠编织在一起,泛出斑斓的色彩和悦耳的交响。

1948年,郑敏先生跨越重洋前往美国布朗大学求学。原本想在西南联大时就攻读英国文学的她,此次前往美国求学正是圆了她当初的这一梦想。然而,她在美国8年的求学经历所获得的却远远不止于英国文学的学习和熏陶,更重要的是,她在此获得了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认知。在完成了有关英国17世纪诗人约翰·顿的研究论文,获得学位之后,她还专门师从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老师学习声乐。西方的绘画、音乐、建筑等文化都深深地浸入到她的体内,成为滋养她诗歌艺术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其实,郑敏先生早年的诗就已经显示出西方文化的渗透,《诗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中有多篇以西方的音乐和绘画作为题材的诗作。而多年的留美经历使她对西方的思想、文化、艺术传统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为她改革开放后诗歌创作的急速生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积淀和艺术养分。虽然经过长达30年的诗歌停顿期,但当她再次拿起诗笔时,诗中跃动出更为灵动的性情和更为沉郁、丰满、厚重的哲思,这与她多年于西方文化中的沉潜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诗的灵性在郑敏先生的心中再一次激荡起来,使她的身心都获得了全新的生命。随着她对西方现当代诗歌和解构主义思潮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她的思维和心智也一次次得到了激发和唤醒,她的诗与思达到了自然交融的至高境界。1986年至2010年之间,郑敏先生接连出版了多部诗集:《寻觅集》(1986),《心象》(1991)、《早晨,我在雨里采花》(1991)、《郑敏诗集(1979-1999)》。此后,她还在各类诗歌和文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100多篇诗作,诗艺愈加纯熟,涉及的题材和视野愈加宽阔,而诗中的智性和哲思则愈加深沉与厚重。

1986年,她的《寻觅集》出版。尽管她80年代早期的某些诗作还带着些许概念化的表达,诗的灵性还没有完全得到释放,但她的诗将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融入鲜活的意象这一倾向却愈加明显了。在《昙花又悄悄地开了(一)》(发表于1984年)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诗句,“存在过的会永远存在,/虽然人们都已经入睡,/连合欢树也闭上眼睛,/他们会在梦里闻到昙花的芳香,/这深深沉入人们意识的海洋……存在过的会永远存在,/虽然你我不知道她的来临,/虽然在日出时她将离去,/只剩下低垂的白颈。”这是一首写昙花在夜间悄无声息地绽放的诗作,寓意一种短暂的美虽然悄无声息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记。然而,这又不是一首单纯写昙花的诗作,诗人将昙花的这种转瞬即逝的存在与生命的永恒联系在一起,使得时间的流转与永恒产生无限的张力,形成对照,也构成呼应。如同早期的《寂寞》,那孤独的存在中包含着与全体生命共生的契机,这短暂绽放的昙花中正孕育着生命的永恒,因为过往的历史总是带有当下的印记,并将人们带入未来的时间长河中。这首散发着昙花浓郁香气的诗作融合了深沉的哲思,有一种柔美中的力度。同时,这也不是一种单纯地融合了美与哲学的玄想的诗,它也带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的气息。在80年代初期,经历特殊年代的人们对过往的历史有着深刻的记忆,但美的事物总留给人永远不灭的精神回荡,哪怕那只是瞬间的绽放。《寻觅集》中的一组诗为《沉思的时候》,大多反映了诗人在那个时期对历史、生命、存在的辩证思考,如《希望与失望》(写于1979年)表现了历史在失望的波谷与希望的波峰之间的变换与辩证的存在;《让我们在树荫下行走》(写于1979年)思索了生命如果接受了过于强烈的阳光的呵护则无异于对生命的毁灭;《古尸》(写于1981年)则在消失于远古的死亡信息里找到青春的永不熄灭的生命;《辩证的世界,辩证的诗——一株辩证之树》表达出对永恒多变的世界的思考,对“一”与“多”相生相容的辩证认识;而完成于1982年的长诗《第二个童年与海》则思考了历史如大海般在经历了滚滚波涛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生命的必然性……这些诗作相比于早年的静谧、清新、澄澈的作品,更增加了思的力度和时代的色泽,具有了更为凝重的历史厚重感和人文气质。

1985年,郑敏先生受邀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文学院讲学。期间她大量阅读了美国二战后的诗歌,对西方当代诗歌中的开放性、实验性和无意识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20世纪后半叶席卷欧美的解构主义思潮更是对她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她认识到西方思想界在二战后已经逐步走出了自古希腊时期以来的形而上学理性至上的禁锢,开启了消解绝对中心和二元对立的思维观,提倡永恒的变以及文化与意义等的多元共生。实际上,在接触到解构主义思想之前,郑敏先生的诗作中,已经孕育着寻求永恒的变和开放的多元共生的哲学之思,因而,她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共鸣。她将英美后现代诗歌创作的理念和艺术特点与解构的思维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等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探索,并将这些思考和艺术理念融汇在她具有独特个人感性的诗歌创作中,使她的诗歌开启了新的诗与思交融的旅程。

在1991年出版的诗集《心象》中,郑敏先生开始将潜意识的心灵跃动融进她的创作中,诗的表达流露出极为自由的气息和灵动的情绪,语言的运用也更为灵活跳脱,而对时代的思、对生命的“悟”则表现得更为鲜活。在《心象组诗(之一)》(发表于1986年)中有一首给人以心灵震撼的诗作《渴望:一只雄狮》。在诗中她将内心中强烈的潜意识冲动刻画为一只生命力勃发的雄狮,仿佛要冲破身体和意识的牢笼,释放出全部的能量,去倾听“时代的吼叫”,但同时,它又与“我”的内心情感相互呼应、相互契合,二者形成一种和谐的张力,有冲突的存在,又是彼此默契的。这是一首形象鲜明,极富动感和爆发力的诗作,与此前的诗风不同。在接下来的一首《我们站在》的诗作中,又透露出一片沉静的思绪:“我们看不见什么/但意识着它的存在/在我们之外/要求进入我们体内/丰收的歌栖息在/黑郁的树林上/美丽的养育者的乳房//寂静填满着空虚/寂静,默契者的无声的国土/生命的汇流,外在的、内在的/你、我、宇宙”如果说前一首诗作突显出潜意识的生命力,那么,这首诗则令人感悟到宁静中对万物、世界和他者的体悟,这种“悟”将个体的自我生命、外在的他者生命以及宇宙生命都连接在一起,形成多元生命的“一”。诗在意象和语言的表达方面更加不受约束,有着跳跃的动感,但情绪却是沉静的,仿佛于无声的静中沉入宇宙的无垠。可以看出,郑敏先生此时的诗作带有强烈的哲学玄想,深入到内心的潜意识,又在潜意识的流动中寻找到生命的变幻与时间的永恒。《心象》中收入了多组组诗,包括《我的东方灵魂》《秋的组曲》《不再存在的存在》《裸露》《蓝色的诗》《沉重的抒情诗》。有些诗充满了感性丰富的色泽和乐音,但思的力度也同样增强了。如在《我的东方灵魂》(发表于1987年)中有一首《听尺八》,诗中有这样的诗句:“这是灵魂的虹吸/轻轻张开嘴唇/吸走听者的气息/穿过一条秘径”这是讲听日本尺八(一种日本竹箫)大师演奏的感受,听者的灵魂仿佛被奇异而美妙音乐摄取了魂魄,心随音乐游走。而音乐则带着听者在对生命、存在、死亡的遐想中遨游:“辽阔的空间——/默想的深谷/在外空醒来/醒来又睡去/……灵魂被/聚集又驱散/抚爱又捏碎/撕裂和混合/摄取和遗忘/……不再知道/生是什么,死是什么/……当身体失去生命的知觉时/我得到了生命……/存在而无法摸触/无言吞蚀了一切/只留下蓝天”。关于生命、死亡、爱、梦等等这一切,诗人并没有给人们任何答案,但却留下了她思索的踪迹,让人们领略音乐与空茫的生命及宇宙之间的关联,感悟在音乐的召唤中灵魂的跃动、思想的腾飞。《不再存在的存在》组诗的总基调是安谧沉静的,但其中的思更增加了空灵之气。其中的《两把空了的椅子——一幅当代荷兰画》写诗人面对画中两把空了的椅子展开想象,探寻不存在的存在与存在着的虚空的关系与本质,透露出哲理的思辨,但诗又不是超越生活的玄想,而是将过往的人生、生命中曾经存在的留痕与当下的虚空相互映照,启迪人们对生活的思考。《成熟的寂寞》(发表于1989年)一诗呼应着早年的诗作《寂寞》,意象仍然清新,但视野要宽广博大得多,时间、空间、自我、他者、生命、宇宙……思绪的触角走进了旷远的无限之中,令人回味,而对未知和变换中的生命的永远探寻成为诗的主角。

作者章燕(左)与郑敏

郑敏先生的诗中总是有一个超越时间和有限生命的存在在向她召唤,诗中的思蕴含着深远的哲学意味,但她的思索却并未远离历史与现实,那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现实的叩问。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诗人与死(组诗十九首)》是郑敏先生晚年的力作。“九叶派”诗人唐祈因医疗事故的意外死亡,引发了郑敏先生对生命和死亡的深沉思考,她将个人的悲剧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联系起来,又将这历经磨难的命运置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视野旷远、气势宏大、感情真挚、意象跳脱,其中又不乏深沉的思辨,达到了诗之意境与思之深邃的高度融合。诗中这样写道:“是谁,是谁/是谁的有力的手指/折断这冬日的水仙/让白色的汁液溢出//翠绿的,葱白的茎条?”诗人对无情的历史发出了责问,表现出对真理和正义的追寻;“那双疑虑的眼睛/看着云团后面的夕阳/满怀着幻想和天真/不情愿地被死亡蒙上”,这是美与理想同愚昧和死亡的抗争,而美遭受了无情的摧残;“我们都是火烈鸟/终生踩着赤色的火焰/穿过地狱,烧断了天桥/没有发出失去身份的呻吟//然而我们羡慕火烈鸟/在草丛中找到甘甜的清水/在草丛上有无边的天空邈邈/它们会突然起飞,鲜红的细脚后垂”。这里,诗人将那不朽的精神化作高飞的火烈鸟,穿过地狱的煅烧,焕发出光芒四射的烈焰,腾空而起,向着浩渺的天际飞去。诗人的精神是不死的。这带有鲜明象征意蕴的火烈鸟形象将诗人内心的渴望,坚定的信念,不朽的精神推向了旷远的存在,正是那里孕育着永不泯灭的生的希冀。

生命和死亡是郑敏先生诗中永恒的主题,也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郑敏先生心中,生命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死亡则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它们形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但死亡后的再生更升华为一种无限的生命的永恒。在2003年发表的诗作《最后的诞生》中,她将生命的最终归宿投向了遥远的星空,与博大的宇宙相合为一。“一片无际的墨蓝夜空/镶着亿万颗闪烁的宝石/那星光似乎可以触摸/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最后的诞生:/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我并没有消失/从遥远遥远的星河/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生命最终的结局是完成最后的诞生,回到宇宙母亲的体内,但那不是生命的终结,它不会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在遥远的星际,聆听人类的信息,关注人类的命运,那里有饥饿、战争、欲望,人类在接受各种考验,还要走很长的路,而最终迎来的必将是爱和不朽的欢乐颂。诗中表现出郑敏先生在晚年以她宽广而博大的心胸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参透了生死的无常,将个体的生命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完成了她最后的诞生。在郑敏先生的一生中,诗与思融合为一的境界贯穿始终,从未走远,也从未完结。

百岁的郑敏先生在她的诞辰日对人们说:“我每天都觉得我还没走完,始终未觉得我已经达到最高处,永远觉得走不完自己的路,总能够把一个东西弄完就立刻看到另一个东西在那儿。人们会静静的在这个世界里看到自己的某种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了新的感受。这个世界很复杂,但又是可以理解的,是变化当中的,所以他就带着希望往前走。”生命是一个不灭的过程,思考永远不会停步,而在这个过程里,每一天都迎来新鲜的体验和感受,这感受和思考最终凝聚成诗的灵魂。这就是郑敏先生和她的诗的永恒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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