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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至真至纯 良善同行

2024-08-30 | 王雪松 | 来源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8日 |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闻一多诞辰125周年】

提及闻一多,那个拍案而起、怒发冲冠的爱国民主战士形象跃然眼前。论为人,金刚怒目、铮铮铁骨、热情似火的诗人闻一多,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伟岸形象。论为文,《红烛》之炽热,《死水》之深沉,都是文学史上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回望闻一多的一生,至真至纯、良善同行是他生命的熠熠底色,也是他为人为文的可贵美德。

闻一多(18991946年)

“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

闻一多早期部分诗作被收入在《真我集》,虽不如《红烛》《死水》两部诗集那么引人注目,但青年闻一多的志向与品格已在其中显露端倪。

写于1921年的《率真》有如下诗句:莺儿,你唱得这么高兴?/你知道树下靠着一人是为什么的吗?/鸦儿,你也唱得这么高兴,/你不曾听见诅骂的声音吗?/好鸟儿!我想你们只知道有了歌儿就该唱,/什么赞美,什么诅骂,你们怎能管得着?/咦,鹦哥,鸟族的不肖之子,/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若是天下鸟儿都似你,/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不论是莺儿的赞美,还是鸦儿的诅骂,有了歌儿就该唱,发出真我的声音,而不是鹦鹉学舌般丧失了真我。这就是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青年闻一多,不仅涵养自我之独立精神,而且还虔诚地追求真我”之品格。

《红烛》开篇,他就发出诘问: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当时一些诗人标榜为艺术而艺术,同为诗人的闻一多,却勇于质疑诗者们能否真如红烛般,存有表里如一的真我?显然,闻一多的诗就是真我的诗意表现和率真表达,内在与外在统一于

另外,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闻一多不为亲疏利害关系所囿,无论赞扬或批评,皆出于率真之心。作为清华文学社的重要成员,他努力倡导并营造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有力促进学生社团的良性发展。

《红烛》1923年初版

《猛虎集》1931年初版

当时仍是在校学生的闻一多,按说需要郭沫若这样已经有一定名望的诗人来提携,以求在文学界获得更多的机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计,他们彼此褒评更可以壮大声势。但闻一多该赞扬的赞扬,该批评的批评,努力践行一个批评家的职责,于是就有了《〈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赞扬郭诗不独艺术上与旧诗词大相径庭,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同时也毫不客气指出《女神》存在欧化的问题,地方色彩不够明显。他写道: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百年前,闻一多率意地直言郭诗的缺憾,不因其是自己的“盟友”而屈心抑志。该赞扬的赞扬绝不捧杀,该批评的批评亦不棒杀。闻一多的率真,值得当下的文学批评家学习。

“美即是真,真即美”

闻一多深信是沟通文学和美的通途,他的诗歌创作实践融入了真实的生命感受和诗学思考,是他真切的诗思洋溢。在诗歌《艺术底忠臣》里,闻一多真诚地表达了对英国诗人济慈诗品、人品的认同。他认为济慈不同于那些名臣,而是艺术的忠臣,济慈的诗学重心就是对的坚守,诗人底诗人啊!/满朝底冠盖只算得/些艺术底名臣,/只有你一人是个忠臣。/‘美即是真,真即美。’……”

这既是闻一多对济慈的真诚追慕,又暗含着他自身的艺术理想。回顾闻一多丰富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中处处履行着美即是真,真即美的诗学信条,洋溢着的感情。这种,是诗人对爱女、亲情等小我情愫的真心流露,也是诗人对国家、民族、人民等大我情怀的真切抒发。朱自清就赞誉闻一多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人,想必是看到他诗歌作品中的真情

留美期间,由于祖国实力弱小而屡遭冷眼的经历,时刻牵引着闻一多敏感的爱国主义心绪。在《太阳吟》中,他写道,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还乡梦,/又加他十二个时辰底九曲回肠!日夜牵系家国的游子形象呼之欲出。《洗衣歌》中,他写道,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简单的诗句,生动展现了客美华人的思乡情结。《七子之歌(澳门)》中,他以孩子对母亲的情感,比喻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行走在世界各地,闻一多始终牢记自己的真名姓,爱国之心炽热、浓烈。在《我是中国人》里,他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在《一句话》中,他始终期待着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赤子之心,如真金在熊熊烈火中熔炼。

爱女的离世,对于闻一多而言是生命体验中漫长的灰暗与潮湿。这种真切的痛感剜着他的内心,借助诗意笔墨自然流露出来。葬歌《也许》没有大开大合、悲戚迸裂的情感喷发,而是通过一位父亲向爱女日常呢喃的耳语,将无尽的惦念、爱抚情愫缓缓地释放,真实感人。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这位父亲,以想象爱女入眠的美好状态置换死亡,也许女儿在听蚯蚓翻泥、小草根须吸水,这场景可能比人世更加静美,要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这般以乐景写哀情,使人更感其哀。《忘掉她》连诗形都浸润着闻一多的哀情。“忘掉她,象一朵忘掉的花”复沓出现,视觉组合形式类似小小的棺椁。在诗意表达上,闻一多将爱女比作“一朵忘掉的花”,这花开得偶然、短暂,安眠地下的她听蟋蟀唱、看墓草长,“她已经忘记了你,/她什么都记不起”,诗人自我安慰“就说没有那个人”“象春风里一出梦,/象梦里的一声钟”。书面语言层面重复出现的“忘掉她”,心灵旋律层面无法做到的“忘掉她”,这种矛盾的表达,反映出的正是一个父亲纠结的真实内心。

闻一多19382月参加“湘黔滇步行团”时画于沿途的写生作品

品读闻一多的抒情诗,没有丝毫的拿腔拿调之感。贵在真实,特别是情感的真实,这是闻一多贯彻始终的艺术信条。诗坛有一些诗作拿腔作势、空洞无物、感情虚浮,归根结底是因为诗人没有将的诗思、诗心、诗情融入。不真何以言美?闻一多的诗歌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直击人心,让人们感受到真、善、美的力量。既是闻一多的人格底蕴,也是他的艺术底色。

“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

如果说真与美是闻一多的艺术观,那么真与善则是闻一多的人生观。始于真,终于善,他既是爱国民主斗士,又是现代经典诗人。闻一多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是少有的。当看多了高蹈派、伪善派背后语言文字和真实人品的巨大差距,也就对至真至纯、表里如一、身正为范、大爱真善的诗人闻一多感到由衷的钦佩。

纸面或口头的真与善,标榜者甚多,但能以生命践行的屈指可数,闻一多就是其中之一。在生活中,他也是求真与向善的典范。少年时接受新教育、新思想的闻一多,自然也有着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性别平等的现代思想。然而在1922年即将赴美留学之际,他被父母包办婚事,无奈与高孝贞步入婚姻。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流露出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的绝望心绪。在现代文学史上,被传统包办婚姻所困而又另觅佳音的名人很多,能在包办婚姻中友善对待另一方的却不多。闻一多也曾痛苦、迷茫,但他站在高孝贞的角度反思,这样一位不识字、被父母包办的女性同样是受害者。这种“善意”让闻一多不忍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妻子的痛苦上,他决心培养这段感情。于是,在他的勉励和支持下,高孝贞开始接受教育,夫妇二人共同培植情感。在这过程中二人感情日渐醇厚,旅美的闻一多,甚至因为思念高孝贞写下著名的情诗《红豆》组诗。

当然,人非草木,目睹耳闻其他人追求自由恋爱,难免有情绪上的波动,在传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之间,他也有过矛盾和纠结。这恰恰是真实的人性反应。没有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让人痛苦,自由恋爱的现代爱情让人甜蜜,但对于前者,闻一多没有轻言舍弃,他选择的是将传统的婚姻改造为现代的爱情。他以自律、自省的方式,及时掐灭一些不好的苗头,调整自己的心绪,表现出超强的自制力。闻一多曾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这也是他对自己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在闻一多的善意中,高孝贞从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他牺牲后,高孝贞改名高真,想必是对患难真情的纪念吧。

闻一多刻的“时代评论社章”

回首闻一多的人生之路和艺术之路,真善美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他践行的求真诗学观和率真的抒情人格,与鲁迅倡导的率真行诚,无所掩抑的摩罗诗人的现代精神相一致,与传统的抒情有不小的差异。这种求真的抒情,在《发现》《祈祷》《一句话》《洗衣歌》里像团火向外灼烧,一个胸怀宽广、心忧天下的青年诗人无所顾忌地坦露心声。这种求真的抒情,敢于对自身进行批评和剖析,比如《玄思》中写道,我这荒凉的脑子/在黄昏底沉默里,/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仿佛同些蝙蝠一样。不论外向度的批判现实式抒情,还是内向度的反思自省式抒情,都具有向着真理求索的现代品格,富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闻一多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立场上,追求真理与正义。他的新格律诗学不是为了开宗立派,而是真诚地为现代诗歌发展摸索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闻一多面对新诗欧化存在乱跳乱舞游戏于纸墨之间的弊病,倡导诗的真价值、真精神。他对于真美一体的理念内核的推崇,实际上反映出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的诗学理想。

不论是为诗,还是为人,求真、自省的态度,决定了他具有因真而美、因真而善的艺术风范和人格魅力。诚如学者王泽龙所言,闻一多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符号和人格标杆。浪漫主义现代诗学品格,是闻一多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现代诗学遗产。


(作者:王雪松,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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