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母校

○朱敏言（1959土木）  张秀华（1959土木）

1988年，我们夫妇以1959届校友的名义并代表家族将家传的大石槽捐赠给了母校。

朱敏言、张秀华学长在他们捐赠的大石槽前留影

现将我们家族的情况和该石槽最终落户母校的来龙去脉做一简单介绍。

我的父亲朱广才是1912年我国第一批留法俭学生，1928年学成回国，先后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高等学校任教，并兼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1932年，父亲与母亲李亚梅结婚后住在北京原王府大街36号院。

我的外公李煜瀛（字石曾）是国民党元老，一生主要从事教育、科研和文化事业，是留法俭学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也是现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北平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的主要创办人。

关于我家这个大石槽，据母亲当年回忆：

1933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外公的本家侄子李子久（这位先生在古物考证方面颇有造诣）陪我外婆姚同宜逛隆福寺旧货地摊市场。在琳琅满目、品种众多的古旧杂物中，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大石槽。石槽由三块凿挖出凹底的整石拼接而成。石槽的外壁刻有雕工细腻、西式风格浓郁的花纹，十分精致美观。拼成后的石槽长约4米，宽1.5米，高1米。李子久先生围绕着石槽端详了许久，对外婆说：“这是个好东西，像是从圆明园出来的，你家院子够大……”。就这样，外婆花了200块大洋买下了它。

可是，石槽买下后如何运到北月芽胡同3号的外婆家成了难题。后因我家距隆福寺很近，又有地方，外婆就将其送给了我父母，把它安放在我家后院的东北角，成为当时的“广修堂”一景（“广修堂”系我家旧居之堂号）。

1988年秋，我们夫妇从法国回家探亲。一天，母亲对我说：“听说‘广修堂’正在拆除，要在原址建人文会馆，不知那个大石槽怎样了？如没能保留好而被破坏就太可惜了。”听此，我很快赶到旧居，见现场已成一片废墟，大石槽仍放在原处，但槽内外堆满了建筑垃圾，局部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看来如不及时“抢救”，它不久将会被砸碎与建筑垃圾一并倒掉。

回到家，我将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告知母亲，和她商量应该如何“抢救”大石槽。母亲的意见是争取“完璧归赵”，把它还给圆明园。

当时，听说圆明园已建有遗物保护机构，但因我的探亲归期已临近，实在腾挪不出与他们联系的时间。于是，我们想到了热心能干、时在清华任教的同窗好友邹永素，托她协助办理向圆明园的捐赠事宜。邹永素了解了情况后一口应承下来，并立即赶到拆除工地现场，找到了工地负责人。她说明来意后，得到了工地负责人的全力支持。该负责人对邹永素说：“如果你不找来，这里无人知道此物的珍贵，最后清理现场时很可能会将其作为垃圾处理掉……。但现在要从工地把它拉走，则需要一个证据，说明石槽的权属。”他还答应到时可提供搬运的器械。

当天，我们就到北京市东城区房管局等单位查找档案，很快就开出了大石槽确原属我家所有的证明书。

第二天，邹永素就去了圆明园，找到了管理处的领导办理捐赠大石槽一事，但越谈越不对劲，觉得他们对此事不仅不重视，还提出不少难题，令她失望至极。

为此，邹永素建议将其捐赠给清华园。我们就此与母亲商量，她也完全同意。母亲从小接受的爱国教育和家庭熏陶，使她一生都乐于助人，处事宽宏大度，对祖国文物尤有强烈的保护意识，加上清华又是我们夫妇的母校，就更加支持这样做。这样，我们以母亲和我们俩的名义给清华的有关领导部门写了一封委托书，此举受到校方极为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们立即赶至东城区房管局，办理了相关手续后不久就将大石槽运到了清华园，安放在工字厅附近的一块空地上。

为了这件事，在我们于1992年再次返京探亲时，清华的校领导还专门会见了我们夫妇，向我们俩和母亲表达了谢意。

2009年我们夫妇毕业50周年返校，看到我们赠送母校的大石槽已迁至校图书馆北侧、观畴园餐厅东侧新修建的景观区内，此处景观，往来师生频繁，大石槽应该说是找到了它真正的归宿。

大石槽的捐赠不仅使我们为国家抢救了一件珍贵文物，也为我们夫妇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