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谈批评家李长之先生

2012-11-20 |

○李春阳

李长之先生

  前些日子在旧书摊上,见到一部194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32开竖版繁体,书的品相不好,封面封底皆不存,正文还算首尾完整,枯黄的纸张已非常脆弱,不知在哪里被保存了整整70年,又阴差阳错地进入流通领域。这部书的德文原著初版于1922年,中译本是依据1932年第二版翻译的。据译者李长之介绍,他从1934年开始翻译此书。第一章译于北平,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二期上;第二章、第三章译于济南,时在19361月,分发于上海《文学时代》和南京《文艺月刊》,译者说:“发表是发表了,我却不相信有人看。”第四、五两章译于1937年春人心惶惶的北平,后两章及跋文、附录译于1940年,空袭中的重庆。六年辗转三地,译完后写就《译者序》寄至香港,香港随后的沦陷,却使书稿没有了下落。译者请人重抄一遍之后,1942年终由当时已迁至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印出。

  翻译工作前后八年,历尽艰辛,虽于战乱之间,译者却极端认真,撰写了三百余条详尽的注释,其中人名二百余条,术语一百余条,注释六万余字,加之中西文索引,译者实在是照着一部文学小词典去编的。今天理论和哲学界的许多热门人物都在那部70年前的书里露过脸儿,如洪堡特、西美尔、狄尔泰、施莱格尔兄弟等。值得称道的是,一些重要的理论术语,如启蒙运动、狂飙运动、古典精神等等,译者阐释和定义的独到眼光和准确性,超过今天流行的一些说法。以今日的眼光看去,这实是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基础性著作,译者认为其“周密和精确,又非常深入,对一般问题,往往直捣核心,有形而上学意味”,理应成为后来文艺理论学科建立和生长的一个基本前提。然而,下这么大功夫的一部译著,却长期不为人知,1942年后没有再版过。文艺理论界,几十年来几乎从未有人提及,直至2006年重新排版,收录于《李长之文集》第九卷。时隔60多年,又以十卷套书的形式面世。

  二

  译者李长之(19101978)本名长植,自署长之,山东利津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入哲学系,1935年毕业。他以自修精通英文、德文,能阅读法文、俄文、日文,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曲折,且对这传统有很深的信心。他崇尚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和李白,对德国狂飙运动一生未能释怀:“照西洋的方法,开中国的宝藏,这是这一代的中国人的义务”。

  吴组缃曾说,从前讲凡有井水之处,即能歌柳词,中国凡有报纸刊物的地方,都曾刊有长之的文章。李长之1945年在《我的写作生活》一文告白:“在战前,我大约写了二百万字,在战时,也约略写了二百万字。”说这话的时候,作者不过35岁,做批评家的志向已确定,且终生未改。除了翻译外国文论和著作之外,李长之对中国古代的作家也持有精彩的评议,这个名单包括: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左思、潘岳、陶渊明、李白、李商隐、韩愈、李清照、关汉卿、汤显祖、洪昇、蒲松龄、杜甫,理论家当中有章学诚、刘熙载、王国维及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连林纾和张资平这样向来被看做是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的人物,他也能够认真地对待,写出的评论,超越那时普遍的见识。1940年所写《论林纾及其文学见地》说:“就一个文人所应有的性格论,林纾是全然无缺的。诚实,热狂,而独立不屈!”

  20世纪40年代,兵荒马乱,却是李长之写作的黄金时段,3040岁,十分多产,在不到十年里,除了在大学教书、编辑报纸副刊、书写大量书评外,他著作和翻译出版了15部书:1940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1年《西洋哲学史》、《波兰兴亡鉴》,1942年《星的颂歌》、《苦雾集》、《批评精神》、《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1943年《德国的古典精神》,1944年《我教你读书》、《北欧文学》、《迎中国的文艺复兴》,1945年《歌德童话》、《梦雨集》,1946年《韩愈》,1948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在我的藏书里,有一套1954年出版的李长之所著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略稿》,起于古代神话传说,止于宋词,篇幅虽不大,却多有真知灼见。

李长之著作

  三

  李长之1941年所写《孔子与屈原》一文,有这样的文字:

  ——在文学上孔子的影响是闲适,也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那样的闲适,在这方面,于是我们有陶潜,有白居易,有辛弃疾,有陆放翁。屈原的影响却是感伤和悲愁,我们有李白,有李义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日暮在天涯,天涯日又斜,鹦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这多多少少都有屈原的影子;虽然李白说愁仍有豪气,李义山伤怀已入于脆弱和委屈了。

  ——代表孔子精神的,是那样整整齐齐的《诗经》,代表屈原精神的,是参参差差的《楚辞》。——这两者是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的两大基石。

  ——和孔子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浑朴的周代彝鼎,是汉代的玉器,是晋人的书法,是宋人的瓷。单纯而高贵,雅!

  ——和屈原的文化息息相通的,是汉人的漆画,是司马迁的文章,是宋元人的山水。雄肆而流动,奇!

  ——以绘画与音乐比,屈原是绘画的,他有所铺张,他那里有优美的色彩,他自己也能欣赏画,所以看着那楚国先王庙宇中的壁画便作《天问》了。孔子却是音乐的,他的精神是凝聚的,是向内收敛的,他那里有刚健的韵律,他所欣赏的是音乐,所以听《韶》而至于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和屈原是中国精神史上最伟大的纪念像,是中国人伦之极峰。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DerGeist),屈原代表我们民族的心灵(DieSeele)

  对于孔子和屈原的理解,并非不可商榷,但这种激活历史,让他们现身当下与我们血脉相连从而指示自身来龙去脉的批评意识,却是珍贵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美的历程》一出耀眼如明星,那些思想言辞似乎不是1949年之后的语境中产生出的,读李长之写于1941年的《孔子与屈原》,才晓得作者并非没有依傍。

  四

  李长之对于国人做学问有尖锐的批评,“我再说中国学者的第三个缺点吧,便是胃太弱,心太慈。因为胃弱,所以不能消化硬东西,因为心慈,所以不能斩钢截铁。治学要狠,要如老吏断狱,铁面无私;要如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要分析得鲜血淋漓;万不能婆婆妈妈,螫螫蝎蝎。所以我说,应该提倡‘理智的硬性’,我不赞成脑筋永远像豆腐渣一样,一碰就碎。”这种“理智的硬性”,至今是否建立起来了呢?李长之曾为青年开出过一个书目。1947年他写过短文《好书谈》,“古今的好书,假若让我挑选,我举不出十部。而且因为年龄环境的不同,也不免随时有些更易。单就目前论,我想是《柏拉图对话集》、《论语》、《史记》、《世说新语》、《水浒传》、《庄子》、《韩非子》,如此而已。其他的书名,我就有些踌躇了。”这七部书,皆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也是理解他思想来历的一个指针。

  1934年,年仅24岁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的李长之写下《论研究中国文学者之路》,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我们也需要来一个彻底的考核。到底具有什么优长,我们该利用之,到底有什么缺陷,我们该补救之,到底有什么特色,关系到我们中国人一般的思想方式,表现方式,以及美学上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该发见之。

  在从前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是简单的,现在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了,其中包括无数的问题,例如文言白话的分别何在,到底是史的先后呢,还是口语同笔写的相异呢?抑是艺术的与实用的差别呢?文言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占如何的地位,我们当如何去看,文言文到底有没有优长,倘如是有的,那么优长又在哪里。果然是有优长的,则我们是抹杀不掉的,即使要抹杀,也要有一种代替那优长的东西。单以优长论,究竟在美学的意义上是如何的,在表现中国民族之精神的、文化的意义上又是如何的。最后,如何造一种新的优美的中国文学的工具,这都是在检讨的范围之中的。

  我们从估价中国文学的工具,估价中国文学的内容,并估价中国文学的形式,以谋中国文学的建设的基础。以文学及文艺为对象,适用并建立文学美学、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工具问题,形式问题,都关连于内容的,内容却关系于整个文化。我们是必须把研究中国文学的事纳入体系的学术的轨道,从世界性,整个性,窥出那文化价值,从而批判之,改变之,由中国文学的新建设,以备人类的美丽健康的文学采择的!

  据他的学生于天池回忆,有一次长之先生讲屈原,讲着讲着,泣不成声,整个教室一片肃然。

转自 人民政协网 20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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